人口负债(Demographic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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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前一阶段，易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少年儿童快速增长，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其结果是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这时就形成了所谓的“人口负债”。
人类再生产类型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的过渡（第一阶段），最终转变成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第二阶段）。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前一阶段，易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少年儿童快速增长，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其结果是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这时会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
而在人口转变的后一阶段，易出现人口老龄化倾向。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出生率下降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昉，2004）。
然而，在进入人口转变第二阶段的晚期，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数量则快速增加，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总抚养比上升较快，经济增长将受阻。这时重又出现人口负债。
从这里的分析可看到，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当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将出现人口负债，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只有在人口变迁的中期，当青壮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人口红利才会出现。因此，“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在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可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人力投资，是未来人口红利产生的基础与前提条件；而在人口转变晚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则可视作是在偿还前期所享有的部分人口红利，因而可视作真正意义上的“负债”。
人口负担的轻重是衡量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唯一尺度。在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也需要使用这一判别尺度。因此，这里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当总抚养比低于某一限度时，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期？反之，当总抚养比高出某一限度时，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负债”期？这里牵涉到一个人口负担轻重的判别标准问题。
实际上人口负担的轻与重是相对的，是相对于“参照人口”或“标准人口”（以下统称为标准人口）而言，其人口负担是轻了还是重了。离开“标准人口”谈论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向现代静止人口类型转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陈友华，2004），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时一定要以现代静止人口为参照。对于一个现代静止人口，无论抚养比是多少，我们既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期，也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负债”期，而只能认为该人口处在“盈亏平衡”期。其次，所谓“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是相对于标准人口而言，其抚养比是低了还是高了。第三，抚养比低于或超出“标准人口”抚养比多少时才能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期或“人口负债”期。在这里，笔者武断地把抚养比低于或超过标准人口抚养比的5%，即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期。
但如果真以现代静止人口为参照，会遇到如下两个问题：一是现代静止人口的确定问题；二是目前世界各国人口与现代静止人口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世界人口要实现现代静止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以现代静止人口的抚养比作为研究目前世界各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时的参考，有时只有理论上的价值，而对实际问题研究的帮助不大。所以，选择预期寿命达到或略高于目前世界平均水平国家的生命表人口（静止人口是一种生命表形式的人口）作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研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时的参照是合适的。
在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进行数量界定时，首先遇到的是标准人口的具体选取问题。在实际选取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前述因素外，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目前世界各国人口预期寿命差异悬殊，在选择标准人口时要兼顾到世界各国的情况；二是所提出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都能适用。
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部分组成。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彼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两者在变动时间上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而在其变动方向上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因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人口红利既可能是由少儿抚养比低引起的，也可能是由老年抚养比低带来的。人口负债也一样，既可能是由于少儿抚养比高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老年抚养比高造成的。
少儿抚养比低，未必出现人口红利；相反，少儿抚养比高，也未必出现人口负债。同样，老年抚养比低，未必出现人口红利；相反，老年抚养比高，也未必出现人口负债。至于出现的是人口红利、盈亏平衡、还是人口负债，则取决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者的共同作用。至于这一点，已经在表2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由于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部分组成，与人口红利相对应，这里也可以引入两个概念：少儿人口红利和老年人口红利。所谓少儿人口红利，即为少年儿童人口负担轻，而老年人口红利即为老年人口负担轻。与这两概念相对应的还有少年儿童人口负债与老年人口负债，其含义分别为少儿抚养比高与老年抚养比高。
少年儿童人口红利，实际上是由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投资不足转化而来的（减少数量为更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两者之间的差额），这可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或预支，就好像时下流行的负债消费一样。少年儿童人口红利既然可以看作是负债消费，那么，人类因为减少对生育（数量）的投资而提前享用的这部分红利，在未来是需要（连本带息）加倍偿还的，其结果必然是加重了未来人口的负担。
少年儿童人口负债，实际上是由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过度投资（即超出更替生育水平的那一部分）而引起的，这可看作是人类对未来的一种投资。有投资就应该有回报或投资收益，人类因为增加对生育（数量）的投资，在未来自然会有所收获，其结果是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人口红利。
老年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的过度投资后在现时的一种收益或回报。同样，老年人口负债实际上是人类以往对生育（数量）的投资不足后在现时的一种连本带息的债务偿还现象。
无论是人口负债还是人口红利，都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变化不同步，人口年龄结构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一种人口现象，是支付上出现错位的结果。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其一生都会经历少儿期、成年期与老年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将大部分属于消费人口、消费和生产人口、消费人口。今天的人口红利意味着以往对人口投资（生育率超出更替水平的那一部分）的一种回报，也意味着现代人对未来的一种预支或透支。
无论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还是从总抚养比上考察，中国目前都处在劳动人口负担最轻的一段时期，也就是中国正在分享所谓的“人口红利”。国外甚至有人将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归结为中国目前的人口红利。但中国目前人口红利的形成或产生是建立在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与1970年代以来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之上的，是前人（主要指20世纪50～70年代的劳动人口）超额付出后的一种收益（可看作前人对生育投资的一种回报，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意），也是过去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回报，还是现代人减少对生育投资的必然结果（如生育数量的减少，必然导致家庭与社会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相应地减少），同时还应看作是现代人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或负债消费（如现代人将本来应用于对生育的部分投资改用作生产与消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口红利部分是要我们未来偿还的（对未来的预支部分）。具体由三种人来偿还：一是由下代人来偿还，其结果是加重了下代人的负担，这与可持续发展所遵循的代际公平原则是相违背的；二是通过转移支付，也就是通过人口迁移的办法，由移民来偿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国际人口迁移极少的国家，因而这仅适用于地区层面）；三是人口红利的享用者偿还，其结果是这部分人在年老以后的生活品质因此而下降（陈友华，2004）。
那些在推行计划生育以后生育孩子的父母，由于生育数量的减少（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使得他们抚育孩子的负担减轻，因而他们从少生孩子中得到了许多“收益”，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更是如此。但是投入与产出是对称的，没有今天的投入，就不可能有明天的产出。对生育投入的减少，意味着将来从子女那里得到的“收益”也随之减少。当推行计划生育时期生育孩子的父母进入老年时，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时，将不再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从子女那里得到那么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其结果必然是增加对政府与社会的依赖，这对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就很不健全的中国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挑战。
同样，严格的人口控制，使家庭子女数急剧减少，在城市与少部分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大量涌现。这部分独生子女在其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得到了来自父辈、祖父辈过多的关爱甚至是溺爱（至少比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得到更多的物质上的满足），也就是分享了人口控制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即提前分享了人口控制的红利。然而，这红利中的部分是需要在今后的人生中逐步偿还的。一方面，当这部分独生子女成年以后，无论是在经济的供养方面、还是可利用的家庭人力资源供给方面，他们都将面临父辈们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现实的种种压力与生育观念的代际间传承与演进，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少生或不生孩子，因而会陷入与以往“越生越穷与越穷越生”完全相反的“越生越少与越少越怕生”另一种陷阱。而当他们年老以后，来自于子女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将因此而大大减少。因此，独生子女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快乐的童年与青少年（至少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负担沉重的中年与孤独凄凉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