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螺旋理论
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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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理论的概述[1]
美国遗传学家里查德·列万廷最先使用三螺旋来模式化基因、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三螺旋: 基因、生物体和环境》中, 总结了他的生物哲学思想。他指出, 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生态空间”等待生物体去适应。环境离开了生物体是不存在的, 生物体不仅适应环境, 而且选择、创造和改变它们的生存环境, 这种能力写入了基因。因此, 基因、生物体和环境的关系, 是一种“辨证的关系”, 这三者就像三条螺旋缠绕在一起, 都同时是因和果。基因和环境都是生物体的因, 而生物体又是环境的因, 因此基因以生物体为中介, 又成了环境的因(方卫华, 2003) 。
通过引入生物学中的三螺旋概念, 亨瑞·埃茨科瓦茨(Henry Etzkowitz) (1995) 首次提出使用三螺旋模型来分析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关系的动力学, 并用以解释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关系。自此, 三螺旋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创新结构理论。勒特·雷德斯道夫(LoetLeydesdorff) (1995) 对此概念进行了发展, 并提出了该模型的理论系统, 如下图所示。三螺旋模型由三个部门组成: 大学和其他一些知识生产机构; 产业部门包括高科技创业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 政府部门包括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国家层面的以及跨国层面等不同层次。这三个部门在履行传统的知识创造、财富生产和政策协调职能外, 各部门之间的互动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职能, 最终孕育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型社会。三螺旋模型理论认为, 政府、企业和大学的“交迭”才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 其三方联系是推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因素。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参与者互相作用, 从而推动创新螺旋上升。三螺旋模型理论还认为, 在创新系统中, 知识流动主要在三大范畴内流动:第一种是参与者各自的内部交流和变化。第二种是一方对其他某方施加的影响, 即两两产生的互动。第三种是三方的功能重叠形成的混合型组织, 以满足技术创新和知识传输的要求(吴敏, 2006) 。
三螺旋模型最发达模式是重叠模式, 见上图, 即通常所指的三螺旋创新模型理论。其具体结构是政府、大学、产业等三机构在保持各自独立身份的同时, 又都表现出另外两个机构的一些能力, 也就是说政府、大学和产业三机构除了完成他们的传统功能外, 还表现出另外两机构的作用。该理论着重探讨了以大学为代表的学术界、产业部门、政府等创新主体, 是如何借助市场需求这个纽带, 围绕知识生产与转化,相互联接在一起, 形成三种力量相互影响、抱成一团又螺旋上升的三重螺旋关系的。由于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以往的大学—产业、大学—政府、产业—政府的双螺旋关系模式, 克服了以往的产学/产学研合作模式忽略国家层面考虑的不足,自提出以来一直为学界所热衷。
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三螺旋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工具。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将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政府、企业和高校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形成知识领域、行政领域和生产领域的三力合一，进而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创造这种合力的基石在于打破传统的边界，包括学科边界、行业边界、地域边界、观念边界等并在边界切面上建立起新的管理、教育和社会运作机制。
三螺旋理论的核心观点[2]
三螺旋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高校－产业界－政府”三方应当相互协调，以推动知识的生产、转化、应用、产业化以及升级，促进系统在三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不断提升。它强调产业、学术界和政府的合作关系，强调这些群体的共同利益是给他们所处在其中的社会创造价值。其中关键是，在公共与私立、科学和技术、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
大学和公司正承担以前是由其他部门领衔的任务，对政府来说，在不同层次的科学和技术政策中，去塑造这些相互关系成为工作主线。总之，大学－产业－政府关系可以认为是以沟通为核心的进化网络的三个螺旋。显然，与 “双螺旋”中的直接地相互作用相比，三螺旋结构要更复杂得多，也更可能贴近现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