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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和非数字的游民,选择在这里抵抗内耗

安吉茶山,这个季节,茶树还在山脚育苗

出租车开出 20 分钟,就快要到达安吉站,司机孔师傅敲了敲方向盘,终于忍不住开腔:“你出发的那个地方,DNA 安吉数字游民公社,是个什么地方啊?科创园区?我就一直在想,我们安吉还有这样一个地方?从来都不知道。”

湖州安吉溪龙乡溪龙村横山自然村,安吉白茶的核心产地。漫山遍野皆是茶树、毛竹,村子里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是三层楼房,每一家的院子都是白茶厂或者竹制品厂。每年春天,清明之前,村子上熙熙攘攘地挤满全国各地的白茶商人,而后这个村又渐渐归于安静,像最常见的中国农村一样,鲜见年轻人,日子日复一日没太大变化。2021 年底,一幢银灰色的庞然大物出现在村子里。

这幢房子就是DNA,Digital Nomad Anji,安吉数字游民公社,由竹木工艺制品厂改建而来,建筑设计师给厂房的外立面罩上一层银灰色的材料,在天光的映衬下呈现出不同的质感,的确有些仿佛是科幻电影中的建筑。

天还没那么热的时候,DNA 的主理人许崧常常出现在廊下,抽烟、写作,接待来访、合作、采访,或者,只是随时随地地,开始一场聊天。如果说巴黎是海明威的流动盛宴,某种程度这里是游民们一场不落幕的交流的盛宴。

“数字游民”这一概念 1997 年首次被提出,前日立公司的 CEO 牧本次雄认为,“数字游民”指的是一群依靠移动电子设备即可开展工作的人群。在巴厘岛、泰国等地已经出现一些数字游民的聚集地,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一些国家也正推出特别的“数字游民签证”吸引人前去工作生活——但工作内容不受限在本地。在中国,数字游民也正逐渐形成一些聚落,他们常常出现在云南大理、海南等地。

安吉数字游民公社可能并不是最典型的数字游民聚集地。这里有普遍意义上的数字游民:程序员、设计师,受雇于一家企业,工作内容和时间相对固定,只是不受限工作地点,使用电脑和互联网远程办公即可;有自由职业者;也有小型工作室:松木巴士,房车改造工作室,NOMIWA,潮玩工作室。也因此而形成比较多样立体的社区氛围。

猫女和猫女咖啡车,这个广东姑娘

已经过了四五年游民生活

司机孔师傅后来说:把年轻人都吸引过来,这点很好。

原本的厂区有车间有宿舍,零零总总有好几幢楼,现在整体被划分成四块主要的区域。

进入园区,一块可作为篮球场的空地,正对着的是副楼,主要是游民们用餐、健身、唱 K、观影的地方,很有可能随时随地被开发出新的功能;左侧是主体,内部空间由办公厅,公共的洗衣房、洗手间、淋浴间,双人、四人、六人间宿舍,以及一个尚未被定义的前厅,贴了一块牌子叫做“待完善区域”,但被游民们称呼为 Dance 厅;篮球场右侧露天看台背后是停车场,停车场背后另一排刷白的厂房是“松木巴士”的房车改造车间;后排有一片草坪,草坪后的宿舍房间中是温州人糯米饭的潮玩工作室 NOMIWA。

DNA 主要的办公空间,

平常游民们也会带着自己的宠物工作,

毛孩子们安安静静伴在主人身侧,

有新游民加入陌生人出现也不吵闹

游民们在这里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对于申请者,许崧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至少住满 7 天。从 2021 年底到 2022 年 6 月的内测期间,住宿费为 0,这之后开启收费模式,不过房租也非常便宜,一间房 1600 元/月,多人间按照人头分摊。许崧的设想是,一个社区要产生良好的生态循环,得有足够的人,也需要足够的人待足够的时间,7 天尝试,个人负担没那么大,也比到此一游多一层真实的生活经验。如此一来,人与人的互动、相互激发,对社区的作用才有机会产生。

收费模式就是游民们提出来的需求,而非自上而下的要求。内测期间住宿的游民们提出定价收费,理由之一是价格产生市场和自由选择,由此挑选到底是住双人、四人还是六人间,另外从某种程度上作为消费者,更有立场提出要求。

许崧本人是个资深背包客,作家,在大理居住多年,自认是新大理人。游民们称呼他“老许”或“许老师”。在安吉,老许一眼就能被认出,他的装扮几乎是固定搭配,短袖 T 恤,短裤、棒球帽,白毛巾搭在脖颈上用来擦汗,变化在上衣总印有特别的文字花样,有时是村上春树,有时是明知山有虎,有时是曾经瘦过……“创意改造乡村。”“就希望它乱!”“创造没有陌生人的世界。”这三句话常常被他用来向人介绍 DNA 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主理人老许

DNA 的日常的确是“混乱”的。游民们搬着电脑,出现在任意角落办公。每一个空间事实上不受定义,用老许的话,空间的功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副楼二楼原本是个正经会议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设备完善,落地窗外河流山峦乡村的景象烘托了氛围,它最终变成了娱乐空间,游民们的 KTV 和电影院;专业级建造的食堂最终因为没有师傅而变成了自助后厨,又由于餐厅环境幽静,也成为了一部分办公空间;“待完善区域”在某一个自发活动之后变成了人们口中的“Dance 厅”,大厅里有料理吧台、台球桌、桌椅,看起来似乎是一家咖啡厅或者小酒吧,自然地这里渐渐也变成了一些办公点,举办小型围谈活动,比如“英语角”“真人图书馆”也放在这里。空间的功能,是流动的。当然这一切需要共识和公约以保证应有的秩序。

在大理时,许崧就观察到,人们爱大理不完全是爱大理的风景好空气好,“那干嘛不去石林呢?”“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在大理你加入一伙人是容易,大理是个好社区。”许崧在大理的 10 年,新大理人的邻里社区是自然生长、演变出来的,“那么它能够人工培育吗?”许崧的结论是可以,一个好的社区有四个要素,大致稳定的场域、大致稳定的人群、去中心化、直连互通。“当有一个地方的人聚集起来了,它就可以一直启动到这个生态可以自我循环。”在浙江的茶山里,首先能聚集的人群,许崧想,应该是数字游民。

DNA 住客之一,烨烨就是数字游民,她正推广践行着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营运公众号“数字游民指北”。烨烨是 1993 年的海南姑娘,浑身散发着热带气息,看起来生气勃勃精力旺盛,似一株热带植物。她有多重身份,项目管理、口语教练……她的定义是只要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地工作,收入百分百来自线上,处于流动的状态,那就是数字游民。

在安吉之前,烨烨和朋友们已经在大理建起了一个数字游民空间“Dali Hub”。这几年,大理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也开始出现不同的游民社区。要说两地有什么区别,“大理,就是玩儿”,这点在刚从大理搬到安吉居住的 KC 看来也是相同的,她的职业是区块链社群运营,出现时总是抱着笔记本,和她的狗狗一块儿,“来安吉,我一天能工作 12 个小时……”

数字游民的优势在于“地理套利”“时间套利”。

烨烨从 2018 年开始成为数字游民,环球旅居,线上工作,她算了算,这几年的收入状况属于“年收入稳定,月收入看心情”,总体年收入跟她在北京做社会企业的项目经理时差不太多,“但支出少了”,截至 2022 年 6 月,房租支出居然为 0。因为在海南家中待了几个月,在 DNA 的 4 个月都不用房租。“一般情况下,房租差不多是 1000-1500 元/月。”“解放了你的工作时间和地点之后,钱够花就行了。”

烨烨的男友 Richard 是典型的数字游民。程序员,受雇于固定的企业,按月收工资,工作时间固定早十晚六,工作地点不定。有段时间,因为一个小时的时差,晚上的会议对他而言提前一小时结束了,外面的天光还是亮的,“心情很好”。

烨烨和 Richard

他俩最近买了车,离开安吉去了下一站——Richard 的老家山东,再打算到西安、武汉、重庆等地见见朋友,然后回到大理。“慢慢回到一个人该有的样子,吃健康的饭菜,相对新鲜的食材,相对够量的运动,而且是在大自然里。”

为便于移动,他们极简了自己的物品,但移动频率高也带来烦恼,有段时间每周六要得花七八个小小时在路上开车,令人疲惫、腻味。不过做一个“数字游民”带来的自由度,对他们来说千金难买,有想离开就离开的权利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也打算适当减缓流动的频率,在一个地方待上两周起码,然后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两年,都有可能。

DNA 副楼一角,很适合对着河流村庄发呆

糯米饭和妻子小凯也许就属于那种更长时间停驻在一个地方的游民。

糯米饭的潮玩工作室“Nomiwa”的后排宿舍区,整个园区的角落里,安静,临着河。从公共空间的中庭向后走,穿过一片草坪,草坪上一面停着几辆房车扎着几处帐篷,另一面是集装箱房间,这才能发现这个小工作室。异形的木门窗、门口的雕塑作品,一眼望去就很特别。廊下停着一辆深圳牌照的电瓶车,车把手下插着几朵栀子花。

糯米饭和妻子小凯都是 80 后,他在深圳待了 10 年“混饭吃”,小凯是深二代,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今年 5 月,他们双双搬进了 DNA。这是他们理想中游牧式生活的一部分:有一间固定的工作室,同时时不时有机会开房车载上亲朋好友去旅行。

工作室不大,清汤寡水的水泥地面,没有多余的家具,几张休闲用的桌椅是露营装备,收放自如。三面墙分别是三个不同的功能空间。一侧展架上陈列着糯米饭的潮玩作品,怪诞有趣,摆在最当中的是他自己的偏爱“濑尿虾佛陀”,灵感来源于福建旅行途中的海鲜大排档和妈祖庙。糯米饭的工作台摆在朝向窗外的一面,还有一面墙边摆着一众藏书,多是社科类,门边角落里还有一张咖啡工作台,小而俱全,这些都属于小凯。

在深圳时,糯米饭也是在家创作,小凯经营着 2 家咖啡店。但他俩总觉得在朋友圈子里活得特异类。“我们一块儿出去和朋友吃饭,我的朋友就批判他聊的东西好虚无缥缈,”小凯说,他们那帮朋友有律师、有做投资项目的,上来就噼里啪啦聊最近的项目、投资等等,“结果糯米饭就跟人聊,你关心你的爱人吗?爱人开不开心?”尽管理解朋友们“年纪到了”,有事业、家庭要顾,难免现实,小凯却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们想的这些东西难道真的虚无缥缈?

大概几年前,糯米饭就打算离开深圳,开着房车在路上。创作、事业的低落期让他猛然发现,如果不做玩具,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陷入瓶颈期就想走牛角尖,很少交际也没有娱乐。“这时候我想起我错过了很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特别不值得。”糯米饭说,“我就想,不能孤注一掷地在精神信仰或者追求一些东西上,需要更长远、更可持续。”这次透彻的反省让糯米饭更多地参与户外活动,也更具体地思考换个地方生活的可能。

小凯的转机来自创业失败。之前 5 年间,她在深圳开了 2 家咖啡店,其中一家开在南山区的粤海街道,科创园区往往到深更半夜也是灯火通明的。疫情影响,咖啡店的生意很难再维持下去。搭出所有时间精力和金钱,这个结局令小凯身心俱疲:“确实挺受打击,有心理阴影,身体上也做了个小手术,太累了。”小凯一向觉得自己随波逐流,不像糯米饭那样,完全不受外界世俗的社会定义的成功的要求,所以不愿离开城市,“我未必是那个颠覆人士,但我一定要知道第一手资料、最前沿的信息,得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

意外的是,这些需求居然在 DNA 都得到了回应。糯米饭调侃小凯到了这之后每天乐得不着家,不是在这跟人聊天,就是在那跟人聊天。小凯在一旁“辩解”:“这里有趣的人特别多啊,聊什么都能聊得欢快。”糯米饭的工作室,也是一种被老许称之为“自然生长出来”的产物。原本 DNA 并没有规划一间潮玩工作室,环顾整个园区,发现后排宿舍中间空了一块地。那是个过道,主要功能是留给工人爬房顶检修空调、热水器等等的通道。几人一合计,设计、施工,没几天这块空地就成了工作室。“现在这里还留着个天窗,检修时候就打开。”糯米饭指着天花板说,现在他很享受自己有一块安静、不受打扰的空间来专心创作。

在糯米饭的规划里,人生可以简单到只有两件事——把婚姻好好经营下去;第二个事情是“做娃娃”。对于生活,他说:“我想活得明白一点,有很多东西我还不懂,那就是还没有想明白或者不确定,我想用一辈子时间就做两件事。和小凯两个人活得明白一点,把时间都花在我们两个人身上。”对于事业,他思考:“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职业的设计师。一是我做不到职业,二我也有刻意把它控制在一个兴趣的范畴。很多人都是这样嘛,把兴趣纯粹拿来赚钱的时候,不开心。我反倒游离在兴趣的领域,会更轻松一点。”

糯米饭和小凯来到安吉,原本只是要迫不及待要改造自己的第一辆露营房车,找“松木巴士”的荷包蛋和 Harry。最初一些人知道 DNA,正是因为他俩。

“松木巴士”算是国内房车改装的顶流。这对 80 后情侣自 2017 年开始,分别从大厂抽身离开,亲自改造房车一路旅居,到后来由于请他们改车的需求应接不暇,因而这干脆变成了他们的职业。工作的地方辗转佛山、莫干山等地,他们现在落脚在安吉。如今,除了荷包蛋和 Harry,“松木巴士”还有 4 个师傅,改造车间外的空地上,停着好几辆等待他们上手改造的车子,车与车之间只留得下一人通行的空隙。

“松木巴士“的改造车间外

荷包蛋出现的时候总是行色匆匆,戴着草帽,扎个麻花辫挂在耳后,一身蓝色牛仔背带裤,有些尘土斑点,钻车间专用的工作服。“下午是工作时间,基本上出现都是拿东西或者有事要处理。”荷包蛋说,“再说要是下午被抓到在玩,Harry 要说我的。”

他们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作和生活模式。一般而言,白天神龙不见首,上午睡觉,下午改车,晚上的时间用来处理诸如合同修改、配件采购等等案头工作,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在 DNA 聊天、喝酒、唱歌、烧烤。不再有固定的双休制度,休息时间部分取决于是否有友人来探望,朋友来的那一天就是休息日了。

夜晚的 DNA

荷包蛋和 Harry 曾经过着通常意义上令人艳羡的生活,拥有豪华版的正轨。荷包蛋 1988 年生人,蚂蚁金服产品经理,离职前公司正要上市。Harry 出生于 1984 年,履历表包括宜家、Volvo 瑞典总部设计师、蔚来汽车设计总监。

“我属于那种不讨厌工作的,工作起来我也很开心。”荷包蛋对工作没有意见,但都市里长时间的通勤占用时间,赶早班飞机连轴转实在令人疲惫。她工作起来效率高,也擅长甚至喜欢多线程处理,喝酒聊天的时候就把事儿做了。比如说,和游民们 K 歌到凌晨四点,与此同时完成了采购、与供应商对接等事项;比如说,跟游民朋友深夜聊天时,她可以一边改着合同,完成一项工作。

在上海、杭州工作,两人赚得多开销也大,房租、车子、美妆服饰……都得开支出去。辞职的时候,两个人身上积蓄有“小几万”,“基本上就是够两年时间随便怎么折腾,不至于会很窘迫的程度。出来放空,也不强迫自己能不能想清楚未来。”荷包蛋说。彼时,互联网和车企都风头正劲,Harry 的想法是,万一想回去上班也不难,随时都 OK。

带着这些底气,他们踏上了旅途,没有想到在旅途中“创业”了。“这个事挺难得的,总比很多人每天坐在办公室,挖空心思想要创业做点啥好些”荷包蛋说,“自己有个喜欢的事,别人又需要你,你又有能力承担起来,顺其自然做了,也挺开心的。”

DNA 所在的村子

荷包蛋后来思考,大公司、大城市实际上给人带来了一些幻觉。

股票期权是一张越画越大的饼,待满 4 年给,4 年之后复 4 年,今年绩效好,明年会更好,等。“一年一年待下去,没个实际的。”大公司的高薪也给人以错觉,“你出来以后可能是赚不到那么多钱的,但在那个公司就可以,觉得自己就该在那个 level 上,于是就会变得很依赖公司。”对公司的依赖带来对职业的危机感,担心着哪一天或许要裁员,这家公司给得了 3 万,下家公司 1 万的落差怎么能接受?“在这变动很大的时代里,自己有适应变化的能力会更安全一点。”

二十几岁时,荷包蛋经历过一段时间严重的容貌焦虑。“就好像以前一直往上走,突然到了一个转折点,哇!我在变老了,就很可怕你知道吗?”接受采访时,周围有几位游民旁听,大家都对她的焦虑感到不可思议,“完全看不出来你是 80 后啊?!”荷包蛋说这两年完全放飞自我,常常脸都没洗就出来干活,蓬头垢面地干活到一半,突然想起来回去洗脸,“反而轻松了”。

荷包蛋看来,相比于在其他地方,靠着 DNA 这个社区,松木巴士的乡村工作车间很多在地问题,相对更方便地能沟通解决,而由于他们在这里被认知也带来新的合作机会。今年 7 月,安吉创意设计中心 ACDC 正式开放,可以提供更多可供办公的空间,DNA 原本就是作为 ACDC 配套住宿设施,向 ACDC 免费提供住宿,希望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到乡村,在这里生活、互动。

尽管喜欢的事变成工作后,烦心之处不可免,但荷包蛋想想这里的生活暂时还是满意的:“比如我今天傍晚开车去隔壁县谈工作,路上看到了超美的双彩虹。这时候,我好像就在旅行,虽然理论上我在通勤路上。”

现如今,他们应该很难回去固定在工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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