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移民和古代日本
浙江王勇教授在《吴越移民与古代日本》一书中就古代日本和吴越移民问题的论述如下：
倭人的起源
1，混血人种
关於弥生人的起源，从明治时代开始争论了百余年，代表性的观点有“土著人种说”、“外来移民说 ”、“混血人种说”。
持“土著人种说”者，如考古学家长谷部言人、铃木尚等认为：绳纹人顺应生活状态之变化而成弥生人，继而发展为古坟人，直至现代日本人。持“外来移民说”者，有人认为来自南岛，有人主张来自朝鲜，有人倡导“北方人种渡来说”，有人坚持“吴越移民说”。
清野谦次大概是“混血人种说”的始作俑者，他认为弥生人是绳纹人和外来移民混血而成的。埴原和郎对弥生人的混血率进行过别开生面的测算，他将身高的变化视作遗传因数的量化表现，测出土井浜人混血率为1比1.25，三津人的混血率为1比0.8，由此断定这是第一代混血儿。
“混血人种说”目前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问题是这些被称作“不速之客”的移民，究竟具有多大的规模。小山修三做过一个统计，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国人口，绳纹后期为16万1千人，弥生时代增至60万1千500人，两者相差近4倍。
这种人口数量激增现象，除了生活状况改善促进人口增长外，大量外来人口的加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果埴原和郎的混血率测算无误，移民人数与绳纹人接近一比一。零星来自各处的移民，不可能达到数以万计的规模，其中必有来自某处的迁徙集团。
2，来自何方
身材明显高於绳纹人的移民主体，究竟来自何处？围绕这个问题，中外学者提出过各种意见。下面介绍几个主要论点，并作些扼要的评析。
朝鲜半岛直接渡来说。上田正昭指出，日本历史上有过4次移民高潮：西元前200左右第一波，5世纪前后第二波，5、6世纪之交第三波，7世纪后半第四波。他认为第一波移民，从朝鲜半岛移居而来。佐原真根据韩国礼安裏古坟（4～7世纪）出土的63具人骨的平均身高（男子162.9厘米，女子150.3厘米），进一步限定这些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南部。
上述观点主要立足于两地的文化类似性，但没有说明人口东徙的必然性。事实上，弥生人迁居半岛的现象也存在，如《三国志》（魏书·弁辰传）说倭人从弁辰购铁，稍晚的《隋书》（东夷传）说百济人与倭人、中国人杂居等。所以，九州北部与朝鲜南部的文化类似性，不足以证明两者的授受关系，也可能是由某种文化同时流布两地所造成的。
北亚人种间接渡来说。据地理学家铃木秀夫研究，距今约3500年前（绳纹后期中叶），东亚地区气温逐渐下降，即出现寒冷化现象，引发人口迁徙。阪口丰经过推算，得出更为精确的资料：3200年前至2400年前为第一次寒冷期，此后的300年间气温一度转暖，2000年前又出现第二次寒冷期。埴原和郎博士依据这些气候变化资料推断，在第一次寒冷化出现时，北亚的民族开始向温暖的南方移动，到了第二次寒冷期时，南迁的速度加快，两次南迁在时间上恰好与弥生时代对应，证明弥生移民从北亚经半岛而来。
将西元前3世纪前后的大陆移民东徙的原因归於气候的变化，虽然有其合乎情理的一面，但是上述解释的最大缺憾，是没有同时兼顾到这一时期东亚的社会变动，而且将移民主体断为北亚人种，亦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不甚相符。
江南农民直接渡来说。16世纪末，赴日传教的葡萄牙人罗德裏格斯在《日本教会史》中写道：“日本最早的移民来自浙江，日本国王即其苗裔。”依据是什麽，作者没有明示。本世纪中叶，安藤广太郎从水稻传播的角度指出：水稻分别发源於印度和中国南部；江南民族将水稻农耕传至九州北部和朝鲜南部；日本的水稻农耕与朝鲜南部几乎同时开始，两者之间不存在先后之差。
中国学者在寻绎“水稻之路”时，大多倾向于吴越移民是水稻农耕传播者的看法。安志敏从稻作农耕、干栏式建筑、玦状耳饰和漆器、鬲形陶器和印纹陶、吉野裏遗迹、海流和交通诸方面，详细论证了弥生文化与江南地区的渊源关系。
3，东海外越
《三国志》（魏书·倭国传）说倭地“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计其地理方位“当在会稽、东治之东”，又详述倭人风俗：“男子无大小，皆鲸面文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
这段文字是说，倭人的文身习俗、渔业经济、土地产物、地理方位，均与以会稽为中心的越人分布圈关系密切。这种多元的相似性，应该与越人的海路迁徙有关。
西元前333年，越为楚威王熊商所灭，“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於海上，朝服于楚”，从此散为百越。迨及秦并六国、一统中华，江南之民纷纷流徙避乱，驾舟东迁者当不在少数。
《越绝书》有“内越”、“外越”之分，“外越”亦作“东海外越”。《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秦虽并灭六国，唯东海外越不服，他们组成庞大的船队，或游弋於海上，或避难於域外，对秦朝造成威胁。
由於秦朝采取严厉的防卫措施，漂流在东海的外越复国无望，於是出海另求生路。董楚平称他们是“越人中最善於驾驭海浪的弄潮儿，是传播越文化的先锋”。陈桥驿认为，“内越”指移入会稽、四明山地的一支；“东海外越”指离开今甯绍平原而漂洋过海的一支，他们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到达“台湾、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
《三国志》（魏书·倭国传）说倭人“黥面文身”，《后汉书》（东夷传）说弁辰“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又说马韩“其国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黥面文身”正是越地的古俗。刘向《说苑》（奉使）说越人“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说明文样是龙蛇之形。
在交通手段尚不发达的古代，海途远比陆路要来得快捷。试想利用海流或者风力航行，从江南横渡东海仅需几周甚至更短的时间，而经朝鲜再达日本，则往往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因为他们最先的目的地未必就是日本，一旦在朝鲜找到适合的地点便定居下来，在后续移民的推压下再逐步向东移动，直至最终渡海到达日本。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推断，西元前3世纪前后大举东渡的移民集团，很可能是江南的“东海外越”。他们不服秦朝统治，拥有强大的船队，既有避乱迁徙的动机，又有集团越海的能力。他们将渔业农耕技术、青铜武器、航海知识带到日本，而这也正是弥生文化的精华所在。
4，太伯之后
吴越同居江南，自古争战不休。西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击败吴王夫差。《资治通鉴》云：“今日本又去吴太伯之后，盖吴亡，其支庶入海为倭。”说明吴人亡国后四散，一部分跨海东徙，到达日本当在越人之前。
倭人自称吴太伯后裔，最早见诸鱼豢的《魏略》，唐宋时代又为《翰苑》、《通典》、《梁书》、《北史》、《晋书》、《太平御览》等多种史书采录。泰伯始创之句吴，据地长江下游一带，建都于吴中（今江苏省苏州市）。春秋后期句吴国力强盛，先破强邻楚国，次败宿敌越国，挟军威北上争霸，与晋国逐鹿中原。西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挥师攻入吴地，句吴遂亡於夫差。
“泰伯后裔说”事关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也出现过激烈的论战。其中千千和实发表的《吴太伯苗裔说之再探讨》，主张从周边民族的慕华心理探讨汉人始祖传说的成因，采取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兹撮要简介如下：
（1）周边民族憧憬汉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由物及人，产生尊崇汉人的心理。
（2）东亚诸族招请汉人移居，藉此吸收中华文明，其历史相当久远。
（3）对东亚诸族来说，以汉族的神祗、圣贤作为自己的始祖，在国际外交上极为有利。
（4）在古代的倭人部落中，类似的始祖传说自古有之。据《筑前风土记》逸文，怡土县主五十手迹对仲哀天皇自称“高丽国意吕山自天降来日*之苗裔”。与吴国交往密迩的某个部落自称泰伯后裔，不足为怪。
千千和实的论文通过缜密的考证，论述了3世纪的倭人部落出於对内强化王权、对外提高威望的需求，将本族的始祖系挂于贤人泰伯，从而肯定了中国史书所载的“倭人自谓说”。这个结论应该说比较公允，基本上解决了这场公案。
我们认为，汉人始祖说可以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起源于异族逐鹿中原，第二种起源於异族之归附，第三种起源於汉族的外徙。
先看第一种类型。按照“华夷”准则，入主中原非汉族莫属，於是逐鹿中原的周边民族，势必要证明与汉族的渊源关系。如春秋时代，夷狄强邦号称“五霸”，争雄中原，各以华夏支裔自命，以示出自正统：越奉夏后少康，吴称泰伯之后，齐奉周太公望，晋奉周武王嫡子，楚奉黄帝后裔颛顼。
第二种类型与此稍异。一些民族虽无意逐鹿中原，但通过在谱系上与汉族联姻，确认与华夏的亲缘关系，对内有助於巩固统治，对外有利於提高国际地位。高丽王琏向北魏“请国讳”，世祖“诏下帝系名讳于其国”（《北魏书》）。再如《朝鲜史略》记高句丽：“及温祚薨，朱蒙嗣，自称高辛之后，国号高句丽，因姓高。”这种人为编造的“拟血缘”系图，将汉族的概念扩展至周边民族，与古代东亚的册封体制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种类型与汉族的人口迁徙关系密切，这是中国文化向四邻扩散的重要途径。汉人迁居异族之地，虽然在空间上脱离了华夏，但是文化传承不会因此中断。他们在四邻播种文明，当土著民族逐渐汉化时，移民的祖先或者他们本人便被奉为始祖。举例说,夏后少康庶子无常封於会稽，越王勾践奉其为始祖；越为楚灭后，其支庶四散,迁往闽越的一支又奉勾践为始祖。随著汉人的外徙与汉文化的流播，周边民族被渐次纳入汉族的拟血缘系谱。
在以上3种类型中，“太伯后裔说”当属第三种类型，即为渡日吴人所倡。《魏略》所载“自谓太伯之后”的倭人，据《资治通鉴》应是“入海为倭”的吴人支庶。此说被多种中国史书载录，其来源不会是一些零星的个人传闻，应该是得自某个部落的始祖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