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官书》索隐引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又见于《春秋合诚图》宋均注）《天官书》[正义]张守节曰：“两戒间，三光之常道也。”《隋书》之《天文志》：“斗、建之间，三光道也。”又曰：“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宋书》之《天文志》：“三光之行，不必有常，术家以算求之，各有同异，故诸家历法参差不齐。”《后汉书•律历志》引后汉天文学家刘洪的话说：“甲寅之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于天庙五度。”《开元占经》卷63引《黄帝占》云：“东井，……一曰天之南门，三光之正道。……三光行经其道，不得留守。”以上文献引语显示：“三光”皆为移动天体。又以《白虎通》、《演孔图》等文献之“上应摄提，以象三光”句看，既然摄提（木星）位列三光，则宋均所言为是。再看《今本竹书纪年》等古文献中屡有“五星如联珠”之说，而《后汉书》则云：“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对比之后可知五星即属“三光”之列。故《辞海》引《白虎通·封公侯》所云“天有三光：日、月、星”是不够正确的，因为“星”包括了恒星和行星。《辞海》又引《礼记》郑玄注及《尔雅》，说“三光”即房、心、尾三星，这是错误的，因为恒星，顾名思义，它们不是移动天体。《易纬通卦验》卷上郑玄注云：“天文者，谓三光也。……三光炤（照）行天下……”。注文中的“行”字显示，郑玄明明知道“三光”是移动天体，即日、月、五星。上面提到的宋均，他是郑玄的学生，既然宋均明确说三光就是日月五星，那么他的老师郑玄也必然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三光”就是日、月及五星（木、火、金、水、土）。这样，《春秋演孔图》所谓的“舜目重童，是谓无景，上应摄提，以象三光”，可以作如下的理解：“舜目重童，是谓无景”——“舜目之重瞳，犹如日月重合，二光同照，则物之月影为日光所消，物之日影为月光所消，故言‘无影’。”（若以“无景”为“玄景”，亦有日月二光同照的意思，所以说“玄景”与说“无景”效果一样。《春秋文曜钩》所谓的“舜，重瞳子，是谓滋凉；上应摄提，以统三光”中，“滋凉”，应指日月二光（东西对照）相冲抵，寒暑中和，大气如春秋气候一般凉爽宜人）。《路史》引《洛书灵准听》所谓“（舜）目瞳重曜”，则清楚地表明，古代学者是在说，虞舜的重瞳就象日、月这“二曜”相重叠的样子，以故曰“重曜”。《易纬乾凿度》卷下：“剥，表重童明历元。”其中，“剥”指“剥卦”，“表”指“表达”、“表示”，“明”意为“下一轮日月循环”，“历元”意为“日月五星出发点”。句中即以“重瞳”与“历元”相连系，表明“重瞳”相当于日、月合朔，也就是《今本竹书纪年》所称之“日、月合璧”（“重童，明历元”可译为：“日月合璧（所在处），成为下一轮日月循环的起点。”。“上应摄提，以象三光”——“舜之重瞳与木星相互映照的样子，就象是日月与五纬交相辉映的情形.“日月合璧本来是日月同升的意思。《汉书•律历志》载‘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注称汉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时候，七曜皆会聚斗、牵牛分度，夜尽如合璧连珠。”日月合璧，古人认为祥瑞，但不容易逢到。后来推广为日月同宫或对照，都叫做合璧。清朝钦天监（比日月同升）更缩小范围，以合朔为限。五星连珠是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时并见于一方的意思。这现象古人认为祥瑞，不容易逢到。后世扩展为五星各居一宫而相连不断者，叫做连珠。清钦天监缩小其范围，以五星经度相距四十五度为限。”如此，则知《春秋演孔图》的说法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其著作者，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已经确切地知道了木星有四个卫星。因为以“重瞳”指代（前后相叠之）日、月，再加上木星（四木卫不计在内），只有三曜，象不了“三光”，即相像不了日、月、五纬这七曜，必须算上四木卫，才能构成一个“拟七曜”系统，才可与真七曜相比照。（我认为“象三光”的“象”字，其含义为体态上“同构”、外貌或行为“相似”。木五星系统与宏观五星系统星数同为五，可称为同构；二系统各自的五个亮点均能移动；宏观五星系统在五星聚合时，五星沿黄道大致排成“一”字形队列，而木星和四木卫也总是呈“一”字形排列，这可看作两个五星系统的外貌或行为相似。以上“星数”、“移动性”、“队列”三个相同点，应该就是“象”字的含义。又，从互联网上搜索木星与其四个伽利略卫星的众多合影照片，可以看到木星与四木卫大多恰好排成一直线，这就是中国古书所艳称的“五星如贯珠”的情形，也正与军队行军纵列相合。另外，实际上，《今本竹书纪年》已较为直接地将“五星”与“重瞳”牵扯在一起，目的是要说明二者相连就是“七曜”，可能是要表示虞夏时代的历元在帝舜之世。《纪年》前文已说“日月合璧”，则可猜知后文“重瞳”就是指“日月合璧”，或即《文心雕龙•原道第一》所谓的“日月叠璧”，或如《拾遗记》卷一《春皇庖牺》所称的“日月重轮”。不过今本《竹书纪年》可能比《演孔图》晚出。）纬书《春秋演孔图》的说法，可以视为中国古文献中关于四木卫存在这一事实的标准表述（同时也可视为中国人知道四木卫存在的铁证）。《白虎通》的说法与《春秋演孔图》相同。下面我们来确定《春秋演孔图》和《白虎通》二书出现的年代。《后汉书》之《樊英传》李贤注所列的“七纬”中，有《春秋纬》之《演孔图》，据日本著名纬学专家安居香山等人的见解，它属于东汉时的文献。《辞海》的“《白虎通》”条释文：“《白虎通》，《白虎通义》的省文，亦称《白虎通德论》。四卷，东汉班固等编撰。记录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经学辩论的结果。”《辞海》的“班固”条释文：“班固 东汉史学家、经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又著有《白虎通义》，是记录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辩论经学的结果。”由此可知，至少在公元79年（或以前），中国人已经确切地看到了木星的四个卫星。因此，中国人知道四木卫事实的年代，可以确定为：公元79年（以前）。《史记》的记载未能表明司马迁已经知道了木星有四个卫星的事实。《天官书》记木星一名重华，与《五帝本纪》所记虞舜名字相同。《项羽本纪》又言“舜目盖重瞳子”。这些记载都出自《史记》正文，出自司马迁手笔，但是司马迁没有说出“以象三光”这一句关键的话，因为这句话里隐藏有明确的数量词——“七曜”之“七”，这样，当“重瞳”与“岁星”作对应时，其对应的根据可能仅仅是“重华”（两者均名“重华”），而与四木卫无关。因此，单从《史记》正文，看不出四木卫的存在。但中国人瞭解四木卫之存在事实的年代，实际上比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还早。《国语》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有“岁在鹑火”（这表示年初的时候岁星位置在鹑火）的星象，但是以前从未有人追究过“岁在鹑火”时有利于周武王伐纣，而武王自己不受纣伐的道理。现在，让我们抓住岁星这一不可思议特点，从四木卫存在的角度，阐明其中的道理，并由此将中国人知道四木卫的时间上推至（以前）。《天官书》曰：“（岁星）所在国，不可伐，可以伐人”。《开元占经》卷23之《岁星占一》曰：“岁星所在之国，不可伐，可以伐人。”又曰：“（若）岁星居次顺常，（则）其国不可以加兵，可以伐无道之国，伐之必尅。”《乙巳占》卷四曰：“岁星所在处，有仁德者，天之所佑也，不可攻，攻之必受殃。（而岁星所在国）利以称兵，所向必尅也。”《宋书》之《天文志》：“石申曰：‘岁星所在国，不可伐。’”《武经总要》引《五星占》：“其星（岁星）居位，其国有德厚，五谷丰昌，不可伐。”《太平御览》卷七引《天官占》云：“夫岁星所居国，人主有福，不可以加兵。……（岁星）所在之国不可以罚（伐）。”中国古文化中岁星的这一不可思议的特点，正与其内部存在的微观五星系统有关。先暂时撇开岁星内部的微观五星系统不论，而从“三光”即“七曜”（日、月、宏观五星系统（木、火、金、水、土））入手分析。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古人把“日”比作帝王（《易纬坤灵图补遗》：“日者，君象。”《宋书》之《天文志》：“日为太阳之精，君之象。”《隋书》之《天文志》引《传》云：“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尸子》：“圣人之身犹日也。”“日五色，至阳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把“月”比作后妃（《易纬是类谋》郑玄注：“月者，日之妃。”《宋书》之《天文志》：“月为太阴之精，女主之象。”《隋书》之《天文志》：“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又把五星比作（五方）诸侯（《易纬礼观书》及《礼纬含文嘉》并云：“五礼修备，则五诸侯星正行。”（案：天之中宫亦有星群名为“五诸侯”，但那是恒星，不会“行走”。）《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尚书正义》：“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国：（一品）公、侯方百里；（二品）伯七十里；（三品）子、男五十里。为三品。”《春秋元命苞》：“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引文中“周爵五等，法五精”是说周朝时分封诸侯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以师法天之五星。则知五星代表天下诸侯。此时五星即可称为“五诸侯星”）另一方面，中国古人又将“天下”分为五个方位——东、南、西、北、中。例如，所谓“五帝”，就是把五个方位与五位帝王相配——东方之帝太昊、南方之帝炎帝、西方之帝少昊、北方之帝颛顼、中央之帝黄帝。所谓“五岳”，也是把五个方位与五座大山相配——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所谓“五禾”，则是把五个方位与五种谷物相配——《初学记》二十及《御览》卷837引《周书》：“凡禾，麦居东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中国早期的星座体系，由二十八宿加中央天区的星宿组成，而二十八宿被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宫，则中国星座体系是一个五宫体系——《史记》之《天官书》把星空分为五大区：中宫北极、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白虎、北宫玄武。至于五大行星本身，也被分别配属五行和五方——木星配属东方、火星配属南方、金星配属西方、水星配属北方、土星配属中央。参考：《说文》：“五，五行也。”《易纬稽览图补遗》：“天地开辟，五纬各在其方。至伏羲氏，久合，故历以为元。”（《春秋内事》说同）引文中的“五纬各在（居）其方”就是指木星在东方，火星在南方，金星在西方，水星在北方，土星在中央。“至伏羲氏，久合”是指伏羲氏即位后，五星长时间聚集在一起，即出现长时间的“五星聚”，即伏羲朝出现国土统一局面，于是就把伏羲元年定为中国历史的起点。《易纬》宋衷注云：“天文，谓三光；地理，谓五土。”其中的“五土”即国土的五个部分——“五方”。《天官书》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案：“天下”可用“五方”代替，即原话可改说成：“五星同色，五方偃兵，百姓宁昌。”我们显然可见五星代表地理的五方，五星色彩一致代表天下人心如一，而天下人心如一就是太平盛世。因此《天官书》的这句话也透露出五星与地理五方的对应关系。《春秋运斗枢》：“人君政令错壅，下懵闇，上不明，则牛五头，不能行。宋均注云：‘五头，喻五方（诸侯），不肯趋上命也。’”《礼纬稽命徵》：“古者以五灵配五方：龙，（配）木也；凤，（配）火也；麟，（配）土也；白虎，（配）金也；神龟，（配）水也。”《孝经援神契》：“社者，五土之总神。”《尚书纬》：“天子社，东方青（土），南方赤（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上冒以黄土。”《孝经援神契》：“五岳藏神，四渎含灵，五土出利，以给天下。”《绎史》引《帝王五运历年纪》：“（盘古）四肢五体（化）为四极五岳”。《资治通鉴》引《述异记》：“（盘古）其死也，头为五岳，……秦汉间俗说：盘古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⑽《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娲鍊五色石，以补苍天”。《说文》：“凤，……五色备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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