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孔子的伟大弟子们置于本篇文章的末尾，是因为由他们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儒家学派在整个中国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下面我们尝试勾画大约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的基本发展轮廓，以便于读者对古代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中国的中世纪哲学
中国的中世纪是指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0年这一段时期，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黑暗时期。儒家僵化为一种国家文化形态。如前所述，道家沦落为一种炼丹术和迷信。对《易经》的注释和增补蔚然成风，人们利用神秘的八卦占卜未来，并使其发展为一种伪科学，有时甚至会依赖它做出国家的重大决定。
当然，要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期里找出一种普遍的特征是较为困难的。虽然在这一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出现孔子和老子那样杰出的思想家，也没有出现中国古代那样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哲学思想并没有停滞不前。在儒家以及在较小范围内的道家学派中，出现了一些承袭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并试图在某些方面寻求发展的思想家。
在焚书坑儒运动中，墨子及其学派的著作也遭到排斥和销毁。与儒家学派后来所经历的辉煌的复兴相比，墨家可谓是一蹶不振。这样，儒家和道家便成为中国中世纪时期的思想主流，从印度传入并在中国的土地上广泛传播的佛教形成了第三股势力。我们不想对这些学派的思想发展和变化分门别类，作细致的讨论，而是特别强调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主要因素：首先是与中世纪封建迷信针锋相对的批判性思潮，这一思潮在王充那里达到了顶点；其次是其影响日益深远的阴阳学说，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派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混合；最后还有佛教在中国所经历的改造过程。
王充
王充生活于公元一世纪，他是一个延续达数世纪的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用一种冷静的批判理性对中世纪僵化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依据经验和理性对所有类型的迷信展开了批判。他嘲笑那些迷信思想，如认为雷电是因为天公发怒，认为生活中的每一种不幸都是上天对人的惩罚，认为传说中遥远的中国古代如儒家所言在所有方面都胜过当今时代，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荒唐可笑的。他还说，认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无异于把天当成“农夫桑女之徒”。他否认人会长生不死，也否认存在天命，因为他认为，如果天是有计划地创造万物的话，那么天就应该能够教导他的造物彼此相爱，而不是相互抢夺和残杀。
王充所代表的这种客观理性的批判精神，使得人们能够对流传下来的古典文献进行较深入的批判，但是，他却不可能打破儒家那种教条式的僵化状态，也不可能阻止道家的衰落。
阴阳学说
《易经》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宇宙万物都是在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一种是阳性的、主动的力量，谓之阳；一种是阴性的、被动的力量，谓之阴。这一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中世纪哲学中的中心思想，部分是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但是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书中所表达的思想与中国人的情感意识极其吻合。虽然基于这一思想产生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存在时间并不长）也推动了阴阳学说的广泛传播，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家吸收了阴阳学说里的内容，并将这一思想置于其世界观的中心地位。
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哲学家董仲舒这样写道：“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道家哲学家淮南子也有类似的思想，王充也认为阴阳相交产生万物。
阴阳学说为各家意见不同的学派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土壤，使他们得以相互交融和彼此接近。
2．佛教在中国
公元后的几十年——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开始在地中海地区广泛传播——佛教在汉明帝统治时期传入中国。据传说，这位皇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尊金色神像（暗示佛祖）飘悬在宫殿之上，于是他就差人从印度请来佛僧。尽管后来曾经遭到驱逐，但是这些佛家弟子的数量还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许多佛家朝圣者也从中国前往印度，两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印度佛教的经典被翻译成汉语，有些在印度已经散失的著作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佛教寺庙的建造也使得中国的建筑艺术变得丰富起来，佛像和佛画也为中国的雕塑和绘画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起初印度佛教的各家宗派都曾传入中国，但是只有那些符合中国人个性特征或知道如何去适应中国国情的宗派才得以长期保存下来。在选择宗派这一问题上也显示出中国精神的鲜明特征，那些带有极端主义倾向的教派不可能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我们在叙述中国古代哲学时已经讲过，中国人崇尚中庸思想，喜欢化解矛盾和消除纷争。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主导动机，在老子那里也是如此，道既是存在者同时又是非存在者；阴阳学派则主张相互对立的力量的融合与相互影响；整个说来，中国中世纪哲学就是将各家学派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尝试。
因此，在中国延续至今的五个主要佛教宗派都带有反对走极端的特点。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禅宗——这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在叙述印度佛教时我们已经提及过。
3．新儒学时期
当一种新的因素闯进一个封闭的精神领域时，其结果往往是，旧有的传统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但是，如果旧有的传统具有足够旺盛的生命力，那么外来因素则会起到一种促进作用，它会促使人们深刻地反思既有的文化传统并进而增强其生命力。我们已经看到，当佛教和其他非正统体系在印度出现之后，以吠陀传统和婆罗门教为基础的印度宗教和哲学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众所周知，欧洲宗教改革的结果是促使天主教进行自我反省并因而经历了一次辉煌的复兴。佛教传入中国后，也以类似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不只是由于中国人的民族个性足够坚固稳定，使他们能够适应并吸收这种陌生的外来宗教文化。儒家一开始就对佛教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和攻击，而这却促使儒家自身的基本思想内涵得以持续发展，直至二十世纪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新儒学的历史与中国近代（自中国中世纪结束至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哲学的历史基本上是一致的，它构成了这一部精神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儒家提出的反对佛教的理由最好地证明了儒家的精神：佛教教义中所称的断念无欲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一个人出家修行，只要他还在尘世上生活，就永远不可能逃离人类社会。很显然，一个佛教僧徒并不能真正脱离人际关系的束缚，因为当他们出家为僧、遁入佛门之后，便又在他们的寺院、修会和师徒关系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佛教僧徒对生死轮回的恐惧印证了他们的自私自利；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懦弱胆小和有失尊严的表现。企图逃避活生生的现实是无意义的；佛教徒宣称，食物、衣服以及一切外在的生活必需品皆属虚无，而他们自己每天却离不开这些东西。佛教宣扬的虚无主义理论，归根结底证明了他们对世界的真正本质缺乏认识。
在以上的论据中，我们看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人生观是如何显露出来的。在他们眼里，人与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人的本质属性并不是超脱尘世的。
新儒学漫长的发展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里儒学都随着朝代的更迭而衰落，所以每个阶段的儒学也是以其朝代的名字而命名的。第一阶段即宋代（960—1279）的一位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朱熹，同时他也是新儒学中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朱熹生于1130年，死于1200年。他收集了最古老的儒家经典并对其进行了修订和整理，他为内容广博的新儒学思想大厦的建造奠定了基础。因此，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可与印度的商羯罗和西方的托马斯·冯·阿奎纳相比。他的哲学的两个基本概念是理和气，理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气是创造万物的材料。“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有此理后，方有此气。既有此气，然后此理有安顿处。大而天地，细而蝼蚁，其生皆是如此……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无论，未有天地之时便已如此了也。”“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
在宋代，除朱熹之外还出现了其他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哲学通常也被称为理学。
新儒学的第二阶段与明朝的统治时期（1368—1644）基本一致。这一时期杰出和重要的思想家就是朱熹的最大敌手王阳明（又名王守仁），他生于1473年，死于1529年。新儒学在他那里获得了理想主义的改造。新儒学的第三阶段与清代（1644—1911）同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戴震（字东原），生于1723年，死于1777年。他试图将自古以来新儒学的全部内容综合到一起，由于他特别注重以经验为依据，因而他的哲学也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
在这一篇论述儒家哲学后续发展的简短概要的末尾，我们引述孔子的孙子也就是《中庸》的著者称赞孔子的一段话，这段溢美之词听起来似乎也并不过分傲慢：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溥溥渊泉，而时出之。溥溥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4．中国哲学的共同特点和意义
如果再回过头去看一下中国哲学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哲学带有如下一些共同特点：
1．我们可以把追求中和看作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主题。在儒家思想中——但也不仅仅在儒家思想中——我们总是会遇到“中”、“和”、“中庸”这些概念，其目的就是追求一种和谐的平衡。
2．这样的愿望使中国所有的哲学学派都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
3．这种愿望还使中国哲学家——尤其是老子——产生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思想。
4．与这种愿望相适应，中国人厌恶任何形式的片面和极端。与“不是/就是”（非此即彼）相比，他们更喜欢“不仅/而且”。他们不是停留在对立物面前裹足不前，而是能够看到对立面相互之间的制约性，并且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使对立的双方和谐统一起来。
5．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两种原则相互作用的思想。我们看到，以阴阳和理气概念表达出的主动和被动原则，几乎存在于中国的所有哲学学派之中。
6．不是排斥自己的对立面，而是寻求一种综合之路，去化解矛盾，中国哲学的这种倾向与中国人宽容的处世态度大有关系，其宽容度达到令西方人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中国人常说三教为一家，意思是儒教、道教和佛教能够和睦相处和兼容共存。虽然他们之间曾经频繁地发生过激烈的论争，但是除了几次例外情况，他们很少使用暴力手段压制对方或是胁迫对方改变信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民众不像欧洲人那样固定地信奉一种宗教。只有那些道教、儒教和佛教的僧侣和教士才宣誓忠诚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普通民众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口味时而到这个宗教教士那里寻求安慰，时而到那个宗教教士那里寻求安慰，而且，每当遇到悲苦的事情，他们大多是求佛祖保佑。
7．如此的宽容大度当然很难用中国人冷漠的处世态度加以界定，这种宽容与印度人的宽容完全不一样。虽然印度人一般都坚信，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都能够获得极乐致福——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学说或许只能反映神的真理的一个侧面——但是印度人一般都会确定地信奉一种宗教，而不会随意改变自己的信仰。中国式的忍耐和宽容显然与这个民族普遍的处世态度有关，和印度人相反，中国人更关注今生今世，因而中国哲学的特点还在于它的现世性。
8．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中国人这种入世的思想特点密切相关。在中国的思想体系里，没有哪一种体系不是把人放在中心位置的。虽然方式不同，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主要派别儒家和道家都是以人为本。他们的主要兴趣都在于人的现世生活及其正确的处世态度，其区别仅在于，老子认为，只有通过顺应自然并尊重自然规律，才能获得圆满的人生；而孔子则认为，圆满的人生是通过人的自我完善才能达到的。不管怎么说，中国学者在这一点上还是意见一致的，他们总是强调中国哲学的这个共同点。
9．我们看到，知足、节制、内心平静和灵魂的安宁在中国人眼里是人生幸福的必要前提。
10．就人性而言，许多中国思想家都同意孟子的那句话：人性本善。
11．中国人几乎从来都不把追求纯粹的知识作为人生的理想。中国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为人处世，所以，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
12．由于中国的哲学家们不仅看到人的自然属性，而且还总是把人放到家庭、社会和国家中加以考察，因此，中国哲学又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
13．最后，中国思想也和中国文化一样带有某种封闭性和自我满足的特点。直到近代之初，佛教是唯一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的外来文化。这种特点究竟是与中国人恒定不变的个性有关呢，还是与中国在地理上的与世隔绝或与其历史命运更有关系呢，对此我们很难说得清。不管怎样，当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后，某些阶层的中国人简直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西方思想；而且，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也显示出了令人瞩目的适应能力。
当代中国革命性的转变将会把中国的宗教和哲学引向何处，对于这个问题，即使是西方的“中国通”们或中国人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但是，或许有一点可以肯定，和过去一样，如果不懂得如何去适应上述的中国思想特征所显露出的中国精神那种根深蒂固的特殊性，那么没有哪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会长期在中国存在下去。
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很晚才被欧洲人所了解。十三世纪末，威尼斯的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在一次经商旅行中经过近东，最后抵达中国皇帝的皇宫。他们在中国逗留了几十年，回到欧洲之后，马可·波罗报道了这个人口众多、文化昌盛的遥远的东方帝国，但是他的报道却遭人嘲笑，被认为是痴人说梦，是瞎吹牛。这样，对那时的欧洲人来说，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迷人的章节就成了一段小插曲。
莱布尼茨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遥远国度的伟大文化成就的欧洲思想家，他曾经试图使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为促进这一交流，他建议俄国沙皇修建一条从俄国通往中国的陆路。他把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观与欧洲的作了比较并得出如下结论：“在我看来，由于我们这里的道德败坏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境况实在令人担忧，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请中国给我们派遣使臣过来……所以，我相信，当一个智者被任命为法官……由他来裁定这个民族的优秀与否，那么他就会向中国人献上金苹果。”
18世纪，随着欧洲对中国园林艺术、瓷器等类似的中国东西的兴趣不断增强，中国的哲学成就也更多地被欧洲人了解。沃尔夫、狄德罗、伏尔泰和歌德都曾研究过中国哲学并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狄德罗写道：“从历史、民族精神、艺术、智慧、政治等方面来看，这个民族要优于其他民族。”伏尔泰评论说：“中国人功绩卓著是有目共睹的，此外，中华帝国的国家体制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当代一位学识渊博和思想自由的哲学家格拉夫·赫尔曼·凯瑟琳写道：“中国塑造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人性……就如现代西方人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技能文化，古代中国人则创造了一种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生存文化。”这些文化成就的取得与那些伟大思想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著作对过去和现在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