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新的钱进来，就需要退出后分配的钱拿回来，才能再持续投资。”某地引导基金负责人肖谦告诉融中财经，“但是经过几年尝试，大部分引导基金发现，想要退出非常难。更不要提返投。”
当前，约4000亿规模的引导基金正进入退出期，约1万亿规模的引导基金将在未来两年即将进入退出期。
谁在裸泳，哪家头部GP不靠谱，已经清晰可见。
回顾过去几年业绩，真正帮助引导基金赚到大钱的GP屈指可数。“整体看，母基金亏钱的不多，但是赚钱的也不多。”一位业内人士直言。“即便一些头部GP，业绩也是不尽如人意。”
01
“奇怪的是，财政资金这么紧张，居然还有政府引导基金落地？”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累计设立1988只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为12.45万亿元人民币，认缴规模则达到约6.16万亿元人民币。
从数字上看，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正在稳中有进的持续放大。
但从另一层面看，财政出资，已经正在放缓。最近3年以来，因疫情影响，多地财政收入持续紧张。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近9.8万亿元，增长18%。这个数字，是多年来的最大增幅，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财力“输血”能力，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真金白银”的支持。
近几年，各地方政府强化三保，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从而让地方政府能够有更多的财力把“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目标任务落细落实。
但事实上，越到基层，财力越紧张。
疫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叠加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导致近几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而且，当前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多事权，支出责任较重。可以说，经济因素加之财政体制因素，给地方财政运行带来较大困难。
深圳市财政局8月底发通知称，要坚持过紧日子，严格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管理、严控活动经费等。去年深圳GDP曾突破三万亿元人民币，名列世界城市第十强。
历来都是正收入的深圳、上海，都是负收入，全国财政全面紧张。
今年，常态化核酸加重了财政压力，也直接影响到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
一般而言，政府引导基金都是财政直接出资。如今，财政紧张，也促使一部分地方引导基金出资困难。“我们当地需要有返回的钱才能持续投资。” 肖谦表示。
但另一个角度看，今年来，先后成立了多只百亿地方引导基金，似乎打破了财政紧张的传言。但事实上，大多数百亿规模的基金并不能如愿落地。
“主要是把口号先喊出去，距离落地差的还很远。”
从政府角度看，一些100亿规模引导基金，都是分批出资，首期10亿、5亿，甚至2亿的都有。“2亿基金，出资3、4只子基金。”某头部机构IR负责人张华直言，“但是子基金募资也非常难，起码也要募一年，引导基金末尾出资，如果子基金募不到，就不会出资。”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财政巨大压力下，不少巨额基金的募资都很难落地。
02
“能赚钱的GP不多，但大多数不会大亏”
事实上，细数当前市场上的子基金，能赚大钱的还是少数。
赵江是一家华北某家引导基金总经理，他直言，即便是市场化头部GP，带来的也就是纸面富贵。“GP来谈合作，一说就是我们IRR如何，但落到DPI，特别优秀的比较少见。”
虽然政府引导基金并不以赚钱为目的，但是随着财政紧张，能赚钱当然是锦上添花。
当然，市场上也有为引导基金赚大钱的GP，“我们投了一家二三线的小GP，某只基金DPI超过900%。”赵江透露，该基金主要投资天使阶段，投向主要是TMT。事实上，这只基金规模在2000万上下，投资了20余个项目，能赚钱的不足5个。但是正是这5个项目，带来了极高的回报。其中一个项目，投资200万，回报倍数高达600倍。
纵观早期机构，能有这样业绩的并不多见。有意思的是，这家GP并没有出现在早期各类榜单中。
有些GP规模小，投资较为灵活，能带来超预期回报。但同样，也有一些明星GP，同样“超出预期”。
“投了一些明星机构，差的超出预料。”肖谦荣坦言，“他们倒是常常出现在各类榜单上，但创始人就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压根不看投资，就负责当募资‘网红’。”
“我们在争取引导基金的时候，也很纳闷，为什么会投资网红投资人？他们差的具有普遍性啊。”张华颇为费解。
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幸福的家庭总有相似。GP也是。
但从总体看，因为引导基金分散投资的模式，以及FOF天生的保守基因属性，政府引导基金出资的子基金，虽然赚的钱不多，但真的亏损的也是少数。
那么回到引导基金出资的首要诉求——返投上。能达到吗？
“我们给子基金介绍本地项目，但基金管理人看不上。” 赵江回忆，“大家都尴尬。”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刚开始谈合作的时候，大家拍肩膀都是兄弟，等引导基金完成投资后，大家见面可能就是拍桌子了。”
返投已经成为一个较大的难题。
虽然业内投资人都意识到，引导基金给钱，就需要GP将资金尽可能投在当地，但在操作层面看，确实有一定难度。
尤其是地区创业环境不佳、没有强力产业的地方。只靠VC/PE的到来，也无法帮助其梳理一个新的产业链生态。内在培育还是关键。
一些地方引导基金虽然有钱，但是企业资源并不丰富。最近，某地政策优惠力度极大，但从投资人角度看，并没有支柱产业。“但是房价已经炒到6-8w。”赵江看来，这类地市级引导基金虽然有资金，但是头部机构在选择时，仍然会较为慎重。
03
政府引导基金：追责制还是免责制？
为了更好的进行市场化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也在积极创新。一个典型就是，开始进行直投甚至是S基金业务。
追其根本，政府引导基金搞直投，一个较大的原因还是为了赚点钱。
“财政紧张，我们自身也会复盘，如果有一天出现某种新的出资方式取代引导基金模式，我们何去何从？”董娜是一家政府引导基金旗下的国企管理平台负责人。“我们将自己定位为创业公司，所以我们同样也有危机感，希望找到第二增长曲线。”
答案是直投。
“引导基金做直投是有一定优势的。”董娜介绍，“最开始，子基金推荐项目问我们是否跟投，有了几次尝试后，我们与某家基金管理人共同成立直投基金，进行共同决策，同时团队也在不断学习。”
引导基金对于当地政策、项目较为熟悉，有了首只基金的试水后，董娜带领团队开始进行自主投资。“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顺势而为，又开展了S基金业务。目前，我们投资的一些项目已经有了退出收益，从而可以更好的激励团队。”
虽然被称为“金主爸爸”，但事实上，引导基金的投资人赚的并不多。
不同于市场化机构，可以靠较高的薪资吸引人才，引导基金的纠结在于——干的活不少，但拿的钱不多。
张华坦言，“我们的LP真的24小时在线，有什么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人。”
但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却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薪资，这也是引导基金极容易流失人才的一个关键问题。
近两年，引导基金为了更好的激励制度、更强的赚钱效应，纷纷试水直投，但与此同时，也暴露了另一个问题——如何界定责任。是免责，还是追责？
今年，多地母基金探索容错机制、放宽投资比例。
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曾表示，即使失败，也要对天使母基金从业人员免责，“当时我们研究的时候，就是讲，规则、规矩定好之后，所有的政府官员不再参与，交给市场去运作，由母基金和子基金去运作。我们的从业的人员只要没有道德风险，我们要宽容、要包容。只要没有道德风险，没有营私舞弊、没有贪污等等，我们都是免责的。”
作为热门风投之城的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也说过：投资的风险肯定是党员干部担，特别是主政者，要敢于担风险。“只想保险，怕担风险”干不成事。当然，担当作为不是胆大妄为，必须基于科学的决策、严密的程序。“有多大的担当，干多大的事业。纵观合肥，许多成功战例，都是基于科学的决策和严密的程序，都是与企业先‘共患难’，然后才‘同富贵’。京东方、蔚来汽车的成长，就是最好的证明。”
今年以来，威海、济南等多地都发布了相关政策。比如今年2月，浙江省财政厅出台《省产业基金投资运作尽职免责工作指引（试行）》，保护相关工作人员敢于担当、积极履职，营造改革创新、支持实干的良好氛围，着力破解“不敢投”“不想投”等问题。
在更加宽松的机制下，引导基金有望在直投方面，放开手脚。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当地项目，从而带动市场化机构的入驻，很可能是未来地方发展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办法。
毕竟，想要指望VC/PE的到来，建立支柱产业，仍有一些不现实。
（文中肖谦、张华、赵江、董娜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