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写过一篇关于赵之谦的文章，主要说他的生平，也提了一下“印外求印”，昨天一提到吴让之，提到两个人的印坛地位，觉得还有必要再说说这位印坛大神，重点提提他的作品与风格。
赵之谦（1829-1884），清代书画家、篆刻家。汉族，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hui）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
既然是浙江人，又生活在丁敬等西泠八家之后，而又是一位立志在篆刻方面有所成就的篆刻人，不接触浙派是不可能的，但偏偏这位大神不完全是这样的，他的印谱里不但有摹浙派印风的印章，也有向皖派后支邓派学习的印章，他有一方“钜鹿魏氏”的白文印，他在印款里干脆说：“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什么意思，赵之谦看得起的皖、浙两派印人里，就是丁敬、黄易、邓石如、蒋仁、巴慰祖、胡唐、陈曼生，这显然是将两派的大家放在一起一并总结了。
而且，总结的时候，吴让之根本不在这个名单里。估计是嫌吴让之给他的评价过低，只认为他入了完翁室，而赵之谦自认已突破前人，别立了门派。
这显然是赵之谦的自负。我们上一篇说了，赵之谦对吴让之的评价是不准确的，但赵之谦有赵之谦自负的理由。
邓石如取法秦、汉隶篆书法入印，赵之谦除了书法之外，还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金石文字里找来营养，一起融入印面。较“印从书出”，又进一步，1862-1863年间，在赵之谦把自己的作品交吴让之评价之后，他不再局限于邓石如的以书入印，而是做出了新的改变，他在这一年写给秦勉锄的一封信里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之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壬戌年即1862年，也就是在他三十三岁那一年，他已经找到了他自己的篆刻道路。
他甚至在自己刻的“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的白文印边款里说：“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摹（一说“抚”）印家立一门户”，够狂吧！
还是看他的作品，作品最会说话：
（汉学居，左方大面积留红，右方密不透风，这是邓石如主张的章法特征）
（锄月山馆，你一定能找到邓石如那方一日之迹的影子。）
（孙氏欢伯，既有点浙的切刀，又有点邓的书味，好像隐约还有吴让之的秀逸。）
（赵之谦印，你说切刀，我比浙派还能切。）
（又一方赵之谦印，这是汉印吗，这章法赵谦两字的繁，之印的简，各占版图的大小，实在不单单是汉印能说得完的，何况还有浙派的方折。）
（为五斗米折腰，有点古器皿的铭文的意思了吧。）
（之谦审定，有点像封泥，好精致，好稳妥。）
（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既有程邃的工稳，又有浙派的方折，你敢说他是哪一派的风格）
（宋井斋，像浙派吧，但明明又有点古文字的影子）
（我欲不伤悲不得已，到此印时，赵之谦一家几乎丧尽，爱妻、娇女一起失去，怎不伤悲，这方印可与书圣的《丧乱帖》在自家作品中占同等地位。）
（餐经养年，这方印章是赵之谦信佛后的作品，法相庄严而又深悟悲凉，一方印里说尽世间万相。）
（悲翁审定金石，金文却又以皖派风格入印，别有巧妙。）
（养心莫善于寡欲，种种艺术因素都放在一方印里熔铸，实别开生面的佳构。）
书法上，赵之谦40岁前后风格初步形成，但是仍乏笔力，其中运笔、转折、连接，多有勉强之处。正如他在致魏稼孙函中所说的：“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讫不干净。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啥意思呢，赵之谦自认自己的书法有毛病，如果除了毛病，邓石如，包世臣都不如赶不上他了。
赵之谦评价邓石如是天分四，人力六；评价邓弟子包世臣天分三，人力七；吴让之天分一，人力九；他自己则是天分七，人力三。他认为凭天分自己当在则在诸人之上。打从心底深处，不服气邓石如，以为经过努力，如果他自己能改掉“起讫不干净”五字病，邓、包诸君皆不如他。何等自负！
书法影响篆刻，书法决定篆刻，赵之谦在书法上的自信，篆刻当然也是如此自信，此外，他还把他所有的艺术修养都融入了他的篆刻，因此，他对于篆刻史的贡献在于他的“印外求印”。
赵之谦的作品并不多，一生只刻了四百多方作品，只所以作品少，一方面是他一生不愿以印章为谋生手段的；另一方面，他在44岁时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一方印之后，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之后，南下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
（金石录十卷人家）
到54岁，赵之谦在为潘祖荫刻《赐兰堂》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先看一方印章：
就是这方“丁文蔚”，似乎乍一看，是后人齐白石的作品，其实不是，这方印章也是赵之谦的作品。一生只刻几百方印，而后人齐派齐白石，吴派吴昌硕，黟山派黄士陵等等，无一不受过赵之谦的影响。
赵之谦盛年息刀，值得长叹！
（【老李刻堂】之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