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
李伯谦
甲骨卜辞的研究表明，商代晚期尤其是武丁时期，商王朝对外征伐的矛头所向主要是西部和西北部。在这一地区，既分布着众多的与商王朝有臣属关系对商王国起着拱卫作用的友好方国，也存在着强大的经常袭扰商土始终未臣服于商的敌对方国。在大体属于这一地理范围之内今晋中晋北和陕西东北部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经常出土商代晚期铜器，根据出土情况判断，多数应是墓葬遗物。这些青铜器究竟是哪些方国的遗存，以其为代丧的青铜文化与商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学术界对此虽會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因均非科学发掘，总体面貌不清，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一个学术问题的解决，固然要靠有一定理论高度的分析，但新材料的发现则往往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我看来，1985年山西灵石旌介商代墓葬的科学发掘，恰是为解决上述疑团提供了一把有用的钥匙。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灵石旌介墓葬的发现，不仅可以在包括灵石旌介铜器群在丙的该地区诸多铜，器群中划分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一个是以灵石旌介绢器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一个是以山西石楼、陕西绥德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的青铜交化系统；而且还可以初步判定，前者是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在当地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一个分支，是与商王朝有着较为稳定的侄属关系包括居住于灵石一带的a族在丙的诸友好方国的遗存；后者则是与商文化并行发振、互为影响长期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可能包括b方在内的诸敌对方国的遗存。
一
灵石县位于晋中猛地南缁的汾河东岸，南近霍山，东依太岳山脉，往西不远即是以吕梁山为主体的晋西山地。1985年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旌介村距1976年清理的一座商代墓葬《即新编号的M3）不远的地方又正式发掘了两座墓①，分别编号为M1和M2。M2南距M1约4米，北距M3约50米，可见这里是一处并不太小的墓地。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大小相差不多，其中以M1略大，面积在8.5平方米以上。三座墓共出青铜礼器51件，兵器69件，其余有少量玉器、石器、骨器、陶器和海贝等。从各墓随葬的青铜器形制、花纹观察，均具有晚商特点，如宽体自、氟形拿、双耳毁、联裆晕、柱靠錾耳的爵、短胡一穿戈等均是商末流行式样，M1宽折沿粗绳纹夹砂灰陶鬲也具有明显的商末作风（图一），《简报》推断共时代与殷墟晚期相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信的。
关于旌介墓葬的文化归属，根据三座墓进行讨论资料固然显得不足，但共中两座是专业考古工作者亲手科学发掘所得，随葬品又比较丰富，其表现出来的特征还是很鲜明的。以其与殷墟晚期同类嘉葬相比，有几点区别相当明显∶在葬俗上，旌介商墓三棺共一椰、两棺共一椰男女合葬的现象，在成百座迄今已发表的殷墟晚期同类墓葬中尚无一例发现；在随葬兵器组合上，股墟墓葬一般是戈多矛少，殷墟西区939座墓葬和5座车马坑共出戈（含戳）230件、矛70件，戈与矛之比约为三比一③，旌介墓葬则是矛多戈少，三座墓共出矛25件、戈16件，戈与矛之比约为二比三；在随葬器物特征上，旌介墓葬随葬器物可分为A、B两群（表二），属于B群的铸造粗糙的圆饼纹铜鼎、透雕羽状纹三角援铜戈、修口筒腹嘉裆陶鬲等少见或不见于殷墟，而流行于陕西关中地区或与陕西关中山土的同类器物相类似，兽首刀、登丙戈、登内钺等在殷墟虽也有发现，但在兵器中所占比例却不如这里为多（图一）。当然，如果全面加以衡量，旌介墓葬同殷墟墓葬的相同因素仍然要多于其相异因素。例如，两者的墓坑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均流行在二层台上殉人和在腰坑中殉犬的习俗；青锷器种类和组合基本相同，均有鼎、毁、鼎、卣、觚、爵、黔、拿、郸等炊食器和酒器，均以觚、爵为中心，以觚、爵套数多少表示地位的高下；器物形制，属于A群的铜器，鹦纹圆鼎、宽体点、双耳毁、觚、爵、泽、拿、弓形器、直内戈以及矛、镟等的造型和花纹，与股城晚期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几乎完全一样，属于A群的M1宽折沿粗绳纹分裆夹砂灰陶鬲是殷墟晚期常见器形（图一），其他如玉璜、玉鸟、玉鱼、玉鹿等小件装饰品也与殷墟常见者维妙维肯，很难加以区分。考古遗存的文化性质的确定依赖于对其包含的文化因素的分析，而文化因素分析则必须以数量的对比为基础。灵石旌介基葬以A群铜器为代表的因素，与殷墟相同或相近，又是其主要成分，占有主导地位，因此从总体来看，它应该属于商系文化系统。当然，作出这样的判断，练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中所包含的那部分大要的不同于殷墟的因素，因为，正是这部分因素的存在，才决定了共在总体上虽属于商系文化系统，但并非典型的商文化，而是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当地及其他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也可以说是商文化的一个分支。关于该类型的分布范围，限于目前的资料，我们还难以说得清楚，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灵石往北、往西不远即已进入以石楼、绥德等铜器群为代表的另一支青铜文化的分布范围了。这种迹象表明，灵石旌介不会是该类型分布的中心所在，而很可能是其向北分布的最远的一个地点。
与旌介类型相比，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和出土数量耍多得多，据不完全统计，出铜器的地点迄今已有30多处，北到丙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山西忻县、保德、陕西府谷、神木、榆林，南到山西吉县，西到陕西淳化均有发现，共中距离灵石旌介最近者仅有几十公里，各地出土青铜器累计已达数百件（表三）。对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邹衡、张长寿、郑振香与陈志达等均作过研究②。综合山西、陕西省资料，参考以上各家意见，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五期∶第一期，包括山西忻县连寺沟羊圈坡和牛子坪饕凳纹锥足鼎④、陕西子长柏树台饕酸纹粗⑤、清润解家沟饕鬓纹瓿D等，形制、花纹与殷墟小屯M2327、三家庄M30、河北藁城台西村M22P、北京平谷刘家河铜器墓①等同类器物相近，绝对年代约为武丁以前盘庚—小乙时期第二期以清涧张家崛勇、山西石楼后兰家沟9、贺家坪乡、永和下辛角沙等器群为代表，器物的组合、形制、花纹与殷墟武官北地M15、武官大墓②等类似，绝对年代约为武丁时期；第三期以清涧解家沟（疆鬓纹瓿、双耳毁等除外）心、缓德后任家沟（涡纹黑除外）⑥、石楼二郎坡母、义牒②、桃花庄@等器群为代表，总的作风与二期接近，唯器类增多，某些器物形制发生变化，共上限或可到租庚、租甲时期，下限似不晚于康丁；第四期以保德林遮峪器群②、绥德头鞍凳垂叶纹壶、乳钉纹缎，、后任家沟涡纹鼎莎、淳化黑豆咀M1贯耳壶、M2爵@等为代表，器形特征与殷墟大司空村58M1@等田土的同类器有近似之处，绝对年代约为武乙、文丁时期；第五期缺乏典型单位，唯一可判明属于该期的仅有清涧解家沟器群中的双耳毁，形制与股墟西区M1573∶2号毁立相同，绝对年代当在帝乙、帝辛之时。以上各期，器物变化轨迹明显，具有一脲相承的发展演化关系，无疑应属同一文化体系。
石楼一绥德类型器群不仅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也较灵石旌介器群复杂，依其不同特征约可分为A、B、C三群（见上表三）。
A群，是殷墟常见器形（图二）。几乎全是青铜礼器，主要有觚、爵、甗、瓿、卣、鼎、煅、廪等。其它尚有直丙戈、直内钺、双翼铜钹、锌、匕等武器和工具。其组合、造型、花纹与殷墟相似，尤其是铸有铭文的铜器，与殷墟所出者几乎完全一样，有些铭文在殷墟和其他商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器上也可见到，而且数量更多。这表明，该群中虽有不少器物是当地铸造，但确也有相当数量可能是来自商文化分布地区。A群器物的存在，不仅反映了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文化居民与商文化居民有着频繁的交往关系，而且由此也可看出当地居民上层对商礼和习俗的极力模仿。
B群，器类和数量均多于A群，是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文化的主耍成份（图三、四）。该群具有鲜明地方特征，肯定全是当地所铸。其中的礼器多是仿商式改进型，如忻县连寺沟羊圈坡云纹鼎，和殷墟所见者一样，均为圆腹、圆底、柱足，但口沿下不是殷墟流行的糙整纹，而是一种S形云纹；清涧解家沟细颈壶，修口、细颈、鼓腹、双环耳，虽属壶类，但形制不同于典型的商式铜壶石楼桃花庄带铃觚，基本形制与商文化常见者相同，但腰部特细，圈足内带铃，别处迄未发现；清涧解家沟和石楼桃花庄直线纹毁，形制、花纹均与殷墟有别；桃花庄三足盘，浅腹三高足，殷墟不见此形者；保德林遮峪带铃豆，浅盘高圈足，圈足上有十字形镂孔，图足内带铃，形制与殷墟晚期陶豆相似，但殷墟倘未有铜豆发现；桃花庄铜卣，形似商式扁壶，但却带有提梁。共他如桃花庄地纹铜觥、石楼曹家垣带铃铎形器等更是造型奇特，为殷墟和共他商文化遗址所不见。武器、工具和饰品等则大部分不同于商文化，少部分在商文化中虽也有发现，但数量极少，显系由此输入或仿制而成。这些器物有∶登内戈和钺，登呈椭圆形，乃改内为釜而成有銮斧，长身短尾，尾呈圆柱体，此型斧仅见于淳化黑豆咀墓葬；管銮戈、戚和斧，猛呈圆管状，猛一般长于戈、戚和斧身的宽度；条形刀、带内条形刀、多猛条形刀，一般器形较大，均在背部装柄；兽首刀，弧背，刀柄与刀身相接处有凸齿，柄端铸兽头，多有环以系绳；环首刀，柄罐有环，有的环上有凸出的三齿；剑，曲柄，柄与剑身相接处有凸齿相隔，首端有铃；蛇首匕首，匕首尖端呈舌状，柄上有花纹，首端铸蛇头；蛙首斗，柄端为双蛇戏蛙；蛇首匕，柄端为蛇头，柄上三纽各带一环；带铃车饰，有单球铃、双球铃各种；带铃端形器，形似端，首带铃；青，上有纽，护耳处有穿孔；靴形器， 形似高筒靴；铜梳， 柄端铸有双鸟，其他如多孔弧 刃 管 登钺、长甬矛、羊首勺、蛙首笄等也各有特点。在性质上属于该群的尚有黄金弓形饰、云形耳饰等。需要指出的是，銮内戈和猛内钺在旌介商墓中出土颇多，这类器物最早究竟出现于何地，是何种考古学
文化或类型的特征性器物尚待研究。
C群，数量最少，目前所能确指者仅双环首刀和冒首刀两种（图五）。双环首刀见于山西柳林高红@、丙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一种刀尖上翘，一种为弧刃，柄与刀身相接处有的凸凸一齿，柄首有双环。冒首刀，淳化黑豆咀墓葬出土两件零，鄂尔多斯地区亦有署星发现②。见于黑豆咀者，一件孤刃，椭圆形首下有穿戴鼻梁，另一件双面刃，因残全形不明。双环首刀和冒首刀在苏联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中是常见器物*，数量远远多于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文化。因此，正像兽首刀、兽首剑、铃首剑、环首凸齿刀等在卡拉苏克文化及其邻近地区出现可能是受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双环首刀和胃首刀在这里出土，也许正是卡拉苏克文化也會向南传播的证明。
此较石楼一绥德类型所含具有不同特征的各群器物的比重及其存在方式，我们不难看出，它虽含有以A群器物为代表的与典型商文化及旌介类型遗存相同的因素，证明两者有著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它在性质上并不属于商文化系统，因为最能体现其文化特质的应是以数量最多的B群器物为代表的那部分具有浓厚草原文化特色的因素。正像前面的分期所表明的那样，这类因素并非偶然出现，而是长期发展形成的。因此，石楼一绥德类型应是与商文化并行发展又互相影响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而C群器物的存在则又证明，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某些相似的生活方式，它与较共更靠北的分布于蒙古、苏联的同时期的青铜文化也有一定交往关系。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文化的中心分布地区即在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共最远扩及范围，往北大约可到鄂尔多斯，往南可达汾河下游以西洛河、泾河中上游地区，西以子午岭为界同与其在时间上基本相当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分布区相毗邻，东部南端基本不过太岳山豚，北端则达滹沱河上游，而灵石往南沿着汾河则是它与以旌介商墓为代表的具有地方特征的商文化的交界线。
二
分别以灵石旌介商墓和以石楼一绥德等铜器群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系统的青铜文化的翅分，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它们所代表的族体和共与商王朝的关系提供了重耍依据。
灵石旌介商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上多数是有铭文的，这些铭文如图六所见，均为族徽标识无疑。据统计，在铸有族徽铭文的42件铜器中，a形徽铭觉有34件，占全部徽铭的81%，由此可见，旌介商墓的墓主人必是a族的成员，该处应是a族的墓地。
a，或释高@，或释丙②，或释苦③，迄无定论。铸有此形微铭的铜器，除集中出土于旌介，还散见于安阳殷墟、洛阳、邦城、扶风北桥、岐山贺家、长安马王村、沣西张家坡、北京琉璃河、黄县归城和喀左和尚沟等地②。大部分为商器，少部分或可晚至西周早期。
a 族虽不见于甲骨文，但新出土的和见于以往金文著作中的此形徽识已有一百多件，足证它是当时重要的国族之一。《续殷文存》下18，2著录一爵，a下有一“亚”框，带有亚形的族徽可能是商王朝异姓方国的标志雪。铸有此形徽铭的铜器中倘有一黑一点（另有一拿与卣同铭》，均有长篇铭文（图七，1——2）@。黑铭记载作器者随王征井方，在C师受到商王赏赐而为父丁作器；卣铭记载作器者在鹰地受到商王赏赐而为虢祖丁作器。a族首领接受商王职官封号，a族中人能奔走商王左右，随王出征，受王赏赐，可见a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必是附属于商王朝的友好方国。
旌介商墓出土的铸有其它族徽的青铜器虽非a族之物，但从器形、花纹观察，同铸有a形徽识的青铜器作风一致，均属同一文化系统。这些铜器在这里出土，其意义和石楼一绥德器群中杂有带族徽铭文的商式铜器不同，很可能是尽映了它们所代表的族体同a族有着通婚、联盟、族氏分行等某种有机联系，它们和a族一样，也应是同商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族。如
辛M3出有一解，器底里正中铸有此形族徽（图六，6），《简报》释为辛。有意思的是，在传世铜器中发现有a、辛合署的复合族徽（图七、4）@，关于复合族徽的含义，学术界尽管看法不同，但都认为合署族徽的各族之间应有较一般更为密切的关系。
天 见于M3一件爵上（图六、8），同样族徽在殷墟和其他许多地方均有出土，有的翁范一“亚”框@。此乃天字，天即大，甲骨文中亦有发现。
壬申王夕……在西大。（后第上26.2）
……卜贞……田大……往来………灾王……曰古。（前编2-28-1）大今三月不其雨。（粹编798甲）……贞大冷三月雨。（粹编809）d弗其廷大。
……贞d氐大。（最合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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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0
SHING
臣大人一。（丙编30）
天族在殷西，商王田兽食至大地，商王关心大之农事，为其卜雨，大对商王称臣纳贡，受商王节制。可见其所处方位与a族相近，同商王朝的关系也和a族相似。
戈铸于M3拿的圈足里沿（图六，4）。戈锦铜器田上颇多，除殷墟外，其他地方亦有发现。戈为商时大族，铜器上除单铸戈锦者，倘有戈字范以“亚”框φ和带戈字的复合族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复合族徽中，我们发现有戈与天合署者（图七，8）°、戈与已合署者（图七，7）"，而a与已恰恰也有合署关系（I图七，6）@，可见戈族与a族之间也有某种有机联系。戈族见于甲骨文。
辛丑卜房贞，直羽命氐戈人伐b方，戈。十三月。（金璋522）……戍卜房贞，戈执亘。（粹编1165）
……爭贞，曰雀翌乙酉至于巢……戈e亘，Y。（合集6939）甲辰卜房贞，今日合入戈人。（遣珠458）
戈族受商王调遣，参加伐b万和互等敌对方国，戈为商王朝羁国无疑。b方和亘均殷西北方之敌国，戈参加征伐，地望应相近。
甲骨文中倘有“妇妹”残辞（续编4-27-8）。如某如妇好、妇娇等，卜辞均指商王之妇，即子族、井族女子嫁于商王者。崔此，妇媛亦应是嫁于商王为妇的戈族女子的称呼，戈族与商族乃世通婚姻的族氏之一。
邑铸于M1∶36号黑口沿丙侧（图六，3）。邑铭微识不多见，殷墟西区GM874B土的鼎和解铭文均为“邑祖辛父辛云”卿疑为出身于邑族的云为租辛父辛所作器，甚至有可能慕主人就是邑族中人。邑也见于甲骨文，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邑确与商王朝来往较密，并接受商王命合执行对外征伐任务。
贞邑来告，五月。贞不来告。（抬搬二140）
癸亥卜宫贞，婴甲子邑至。（宁涉页108，25）……其氏邑。（遗珠1376）
癸亥卜芳贞，命邑、鲍执f，七月。（金璋s21）
g 见于M1∶34号拿上（图六，5）。此族不见于甲骨文。股墟西区GM1572出土的觚和爵上均有此族徽?，不排除墓主人即出于该族的可能。
在旌介a族墓地出土的除a铭以外的其他族徽铭文共有七种，共所代表的族体，如上所述，有五个均和a族一样与商王朝有着臣属友好关系，有的且与a族合署族徽，居地亦相近。可见这些铜器在这里田土，不可能是通过战争手段抢掠而来，而应是安好困族之间的赠予。
与此恰恰相反，正像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在石楼一绥德类型铜器群中虽也出土铸有族徽铭文的铜器，但这些铜器不仅在风格上属于典型的商式，不同于在石楼一绥德类型铜器群中占主导地位的具有明显地方特点的铜器，而且在共族徽中，许多也出土于股城和共他商文化遗址，有的街见于甲骨文。其所代袭的族体，凡可考知者，也都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
石楼一绥德类型铜器群中可辨识清楚者共有十四种族徽铭文（图八），共中见于殷墟剩其他商文化遗址的有十一种，在十一种中又有六种见于甲骨文。
天铸于绥德头村铜鼎腹之内壁（图八，10），同形族徽亦见于灵石旌介铜器上。前1已谈及，天族乃商王朝之友好国族，共居地当在a族所居的灵石一带附近。
曾 见于石楼肖家塌铜戈内部（图八，1）。鲍，即并宇。立族见于甲骨文。
……忠贞，这亡灾不丧众。（后编下351）丁丑卜毂贞，王往立（鲍）h征比沚i。（柏根24）辛未贞，其命射j即鲍。（甲编868）勿呼效、j呼效、j。（乙编4071）
癸亥卜芳贞，命邑、效执f，七月。（金璋521）己已贞，效、j伐k方，受又（佑）。（粹编1535）
商王卜问蚊之灾祸有无和丧众与否，派人或亲往迹地，命效征伐敌对方国，足证共与商王朝关系之融洽。与这有关的邑、沚、j等均在殷西，彭邦熠考证效之居地在山西中部大体不误@。此戈为登内戈，而登内戈恰恰是旌介商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最为典型的武器，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效不会距a地过远。
子 见于石楼义牒出土的一件觚上（图八，3）。子，甲骨文又称子方，其首领叉称子喉。
乙卯卜行贞，d其执子。二月。（林泰辅 1212）辛丑贞，王命下以子方奠于放。（后编下36·3）……辰………………弗其获在子。（拾掇一94）戊午卜，自佑子侯勿佑子侯。（合集61）
子族在同商王朝的交往中虽僧有时不和，但商王“命L以子方寞于鲍”，卜问在子地是否有获，卜问自是否辅佑子侯等则又表明，两者的关系总的来看还是好的。特别是从“以子方奠于竑”可以推知，子距效不远，大体也在今山西省中、南部一带。
建 见于永和下辛角铜觚圈足内壁（图八，14）。同形族徽 亦见于山东长清兴复河铜器③和殷墟西区GM793∶9号解上@，其他地方也有出土。此疑即甲骨文中之首字。
盟……眉……告于……一牛。（盖室·典礼29）丙子贞，丁命……·祸往口不。（乙编下019）
由于残辞过多，对该族活动和地望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不过隐隐约约办可看出，其与商王朝亦非一般关系。
效 铸于清涧带耳毁丙底部（图八，9）°。此疑即甲骨文中文字之繁写。
丁末卜毂贞，o此自P……文古王事氏……。（乙编8165）文入十。（乙编 6820）
该族显然对商王朝承担有服役和贡纳的义务。
q 见于石楼褚家峪一件铜戈的内部（图八，7）@，同形族徽在殷墟和共他地方也有出土。此族居地疑即甲骨文中的“q自”、“q”。
乙已王贞，启乎兄曰，孟方登人共出伐q自高，其个东r（途）于高。弗敏，不s*。王t曰吉。（通纂581）
癸亥王仆|贞，何亡畎|。在q晾。（逼第582）
两骨皆属五绷。郭沫苦考证q自乃帝乙征人方所经路线上之师次，其地望约在安阳之东，临淄之西。见于褚家峪另一件铜戈的内部（图八，8）#，股城西区GM2065∶1号鼎上亦有此徽铭乡。在传世铜器铭文中，既见有u与辛合署（图七，5）参，又见有a与辛合署（图七，4）的复合族徽，可见u族同a族及商王朝均有某种有机联系。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这些青铜器虽在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文化分布范围内出土，却不大可能是当地所铸或友好赠子，恐怕绝大部分都是战争的掳获物。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以石楼一绥德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虽与商文化有一定联系，受到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和旌介类型不同、其所代表的族体长时间以来基本上是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的状态。
三
甲骨文所见与该地区有关的商的敌对方国甚多，其中尤以土方和b方最为强悍。据统计，甲骨文中伐土方之辞有一百余版，伐b方之辞多达四百余版业。现任我们既已确定，以石楼一绥德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不同于属于商系文化系统的旌介类型，其所代表的族体基本上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的状态，那么，它和甲骨文中的土方、b方是怎样的关系，它究竟是哪个或哪些敌对方国的遗存呢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从灵石往北往西不远即已进入与商王朝敌对的诸方国创造和使用的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文化的分布范围，位于灵石一带的a族是该地区商王朝诸友好方国中分布最靠北的一个方国。因此，以上提及的辛、大、子、戈等与a族有一定关系且和a族一样与商王朝友好的诸方国决不会分布于灵石的北方和西方，而只能是在灵石以南汾河以东或其邻近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与商王朝友好的方国中，有些是直接或间接与b方或土方发生过关系的。例如，前面會经提到与天族有族徽合署关系的戈族参加过伐b方的战役。甲骨文中蛋无垃伐b方的记载，但与这有族徽合署关系且与立一起伐过k方的j却常受到b方侵扰。《三代》著录一件商回，铭文为v（图七，3）@。甲骨文中門字或作甲，比字或作匕③，同例，立疑即竑字之简体。此族徽或即慢与j的复合族徽。
己卯卜毂贞，b方不至于j。（续编3-13）………般贞，b方甚至于j。（线编1-46）……鼓自西……b方征我……苋亦钱j。（理寨499）
〔癸□卜□〕贞，旬亡囚。（□日□□〕允有来鼓自西，j告曰〔b方征我〕W、x、方、果四邑。十三月。（通寨498）
不仅常受来自西边的b方侵扰，其所辖邑落有时亦被b方裁割。
由前引卜辞“丁丑卜毂贞王往立（效）h征比沚i”可知，兹与沚亦不远，而让亦屡遭b方侵袭之祸。
癸已卜彀贞，旬亡囚。王固曰；有祟其有来赦。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勤自西。沚i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浅二邑，b方亦侵我西鄙田。（合集6057正）卜辞中尚有唐的记载。
……自觉、友、唐……。（前编7-8-2）
癸卯……王国曰……四日丙午……友、唐告曰……入于苋……。（前编4-29-5）……唐告曰b方……于苋亦焚……。（续存2-207）
……贞告b方于上甲，贞于唐告，贞王比沚i，贞王勿比沚i。（合第6135）
唐也受到b方的威胁。唐即西周初年“叔虞封唐”之唐，其具体地望可能即在今山西省翼城、曲沃交界的天马一曲村遗址一带②。林小安考证j、沚距唐均不远@，可见上述与a族有一定关系且常受b方侵扰的诸国族均分布于从灵石往南至今曲沃、侯马一线。
现在，我们既已知道这些与商王朝基本保持友好关系的方国的居地所在，又已知道它们经常直接或间接受到来自西边的b方的使扰，而正像前面我们重经指出的那样，从灵石往南至今曲沃、侯马一线往西不远，恰恰是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文化的分布范围，很显然，这种重合现象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b方与石楼一绥德类型遗存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明证。当然，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在其丙部也还有一定的地区差别，有可能划分出几个不同的地域类型，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汾河以西以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应该就是b方的居地，石楼、绥德等铜器群应该就是b方的遗存。富有草原特色的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文化或者是单一的b方文化，或者是该地区包括b方在内以b方为主体的与商王朝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的诸敌对方国的文化。
至于商的另一大敌土方，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该地区某些与商友好的方国在受到来自西边的b方的侵扰的同时，也會受到来自东边的全方的侵扰，郭沫若等学者早已作出的b方在西土方在东的结论是勿庸置疑的@。但甲骨文中不见b方与土方之间有何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土方遗存似不包括在石楼一绥德类型青铜文化之内，其居地或当于商都之北太行山北段左近求之。
注∶①1976年清理的基葬资料。见黄尊德《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铜器》一文，载《文物资料丛刊》8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发掘资料，见山西省新古研究所等《山西灵石旌介村商燕》，《文物》1968年1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历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股坡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879年1第。③1）练病。《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274—278，文物出版社1980年，2）张长寿，《股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8期；3）绍振受、陈志达∶《股缴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股道青铜器》页86—70，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④ 沈振中∶《折县连寺沟出土的的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⑤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图版四，文物出版社1979年。⑧同⑤图版六七
2 李济∶《记小电出土之青铜器》上编《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府安阳工作队∶《安阳股坡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2期。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鑫城台酒商代理址》肆，三，（三），文物出版社，1985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基券》，《文物》1977年11期。⑩同⑤图版六一—六三，六五——六六。
@ 郭勇∶《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4.5期。@ 杨绍舜∶《石楼县发现古代铜器》，《文物》1959年3期。@石楼县文化馆∶《山西水和发现殷代铜器》，《考古》1977年5期。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3期。⑩ 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
⑩1）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发现和收藏的商代青铜器》，《考古学集刊》（2）；2）又见③图版六八——七三。七五一
-七八。
吸 同⑩1）和⑩2）图版九三、九四、九六——九八。
⑩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组∶《山西石楼县二郎坡出土商周背锅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期。◎ 石楼县人民文化馆∶《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872年4期。② 谐青山、杨绍舜∶《山西日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钢器》，《文物》1960年7期。@ 吴振禄∶《保德县新发现的股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②1）陕西省博物馆黑光、朱镜元；《陕西缓德玛头村发现一批密藏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2期；2）又见⑤图版八〇、八四。
② 同⑤图版九五。
@ 姚生民；《陕西省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音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月。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岗报》，《考古通讯》1958年10期。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股盟青铜蕃》图版八一、四八〇，文物出版社1985年。吸 杨绍舜∶《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3期。
②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页11图一一，5；页24图一五，4——6，文物出版社1986年。◎ 同②图二，8，9图四，8、20。⑤同谒页26图一七，1一2。
嫁H·J·奇列谐娃；《卡拉苏克时期遗址的年代学》（俄文）图2—5、10，英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年。③ 鸟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见李孝定等∶《金文诂林附录》页702—710所刃各家考释及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348—352考证·@爱 见李孝定等∶《金文诂林附录》页702——710所引各家考释。⑤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346—348。③李伯谋∶《黑族演系考》，《考古与文物》1987年1期。分别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4·10·2和13+38+6。◎ 见③6+8-7。⑩ 见③11113。@ 见③15·19·21646。◎ 见码1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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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股周青铜器集录》A653，R62觥。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4期。@见@图七七，2。◎ 见⑤图版七四。
@@ 山西县梁地区文物工作室杨绍舜∶《山西石楼褚家略、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8期。网见歇图七七，4.绿色见哪683。
@@林小安；《股武丁臣属征伐与行祭考》，《甲骨文与殷岗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喷 岛邦男∶《股墟卜辞综类》页580中及页584下。
@ 李伯谦∶《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发掘》，《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1985年。⑤ 郭沫若∶ 4卜静通寨》页439—440，科学出版社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