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浩源】
2019年4月1日，时隔近三十一年后，日本颁布了新的年号——令和。这个令日本国民都有些感到疑惑的年号，据称典出日本古代诗歌集《万叶集》。不论定的新年号雅训与否，作为一种古老的汉字圈文化，年号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扮演着纪年的角色，古远犹新。在这里，就借东国令和之号，谈一谈年号的前尘故事。
首次从日本古籍里选年号，能不能算是去中国化？
按通说，年号起源于汉武帝时期。《汉书·武帝纪》于前122年（元狩元年）记载，说汉武帝狩猎获一奇兽，以此事改元元狩。唐代大学者颜师古特意做注：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清代学者赵翼考据说：在汉武帝之前并没有年号，元狩之前也没有年号，之前的建元、元光乃是追加的年号。但他也热情的评价道：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这点出了年号最大的意义：次序纪年，便利社会。
过去用干支、岁星，都会有一个重复的周期，往往会出现多个一样的年份，容易引起混乱。汉武帝前的帝王用某王某年的方式纪年，不足以彰显天子受天承命，依自己的意志统治国家的大一统特点。年号依帝王次序排列，通常正统王朝不会重复使用过去的年号，便可将时间有序串联，记录天下国家大事，至于万世。
元狩到底是不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年号，从颜师古做注开始，这就是一笔糊涂账。（北大名宿辛德勇老师，索引发扬，认为迟至太初才建号；有的老师认为元鼎、元封才是真正使用过的年号）但自年号制度实施起，帝王以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理想为基础，佐以祥瑞时运、典故制度，建立年号。年号通常两字，三字年号乃至七字在历史上都曾经见，如王莽的始建国、武则天万岁通天、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据说王莽的始建国地皇上戊足有七字，堪称最长。
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世界范围内看是日本的昭和足有六十四年，我国则以康熙为久，长达六十一年。使用最短的年号，较难细考。就史料，唐朝有一个散见于墓志铭的永新年号，在德宗驾崩之后使用，据推测是次日废止。查金末帝完颜承麟有一个盛昌年号，然而完颜承麟在位不足一个时辰，金国即告灭亡，如果真的颁布过盛昌年号，那么这个年号存在不足半日，可谓最短者。
我国存在过的年号，按李崇智先生的考证，总共有800余个，正统王朝年号316个。《辞海》考证年号有911个。再加上日本、越南、韩国存在过的年号，总数接近1500。可见，年号自汉武帝起传承至今，已不仅仅是一种纪年方式，还是一种内涵深厚的政治制度，是汉字文化圈的重要传统。
建立年号，意味着前一个纪年废止，一切走向新纪元，建年号又被称为建元，改年号被称为改元。通常情况下，皇帝开国、改朝换代为建元；内部按需要改变年号（如新皇即位）是改元。年号的根本目的是记录时间，通常建元意味着朝代更替，有可能将过去一个王朝的历法制度废止，新的历法制度和新王朝的年号一起颁行天下，此时会当即使用新的年号。
而在一朝之内，为了方便记时，通常不在当年年内改元，因为一年多号，容易引起混乱。因此，在前一年提出改元时，往往会指定次年元月元日为新年号的使用起点，新旧交替之间，旧的年号照常使用，待到时自动更换年号就可，提前告知，也是方便社会生产生活。这被称作逾年改元。
这种逾年改元的模式也不是没有打破的时候，比如唐代就有过七次当年改元，而且有时一年之中换了三个年号。这一类改元急迫、紧促，通常是为了巩固权力或者刷新政局所用。武则天在位时屡屡改元，是为了标榜皇权在自己手中号令无阻，也彰显皇权天授的合法性。而中宗、少帝、睿宗的政治更迭在一年之中引发了两场政变，为了表明政权的唯一性，不断更改年号。还有更特殊的追加年号的情况：唐顺宗在德宗驾崩后即位，但其已经身患重病，还没来得及次年改元，就被宫廷政变推翻退位。退位后，当年八月草草改元，与前朝做区别。
皇帝改元，无非是政治变动、制度改革、军事胜利、灾难祥瑞、祭祀宗教、个人喜好、迷信学说七种主要原因。而且就改元来讲，远比改变月日运转的历法，成本要低，而同样能起到宣传政治合法性、巩固权威的效果。
就这几种原因，举实例而言：新旧皇帝更替，一朝天子一朝臣，改年号是理所当然的，但改易年号还是存在更深层的政治判断，比如新的皇帝是不是需要继承老皇帝的政治主张或扭转政治风气。南宋孝宗受高宗禅让，以非亲生子为帝，对高宗非常感激，为表明对其的感激和意志的遵循，即位的新年号为隆兴，从宋太祖的建隆，宋高宗的绍兴年号中各取一字，表明继承祖宗之心。
在一朝一帝之中，皇帝也可以改变年号以表明政策、立场的改变。还是宋朝，北宋哲宗皇帝早年年号元祐，乃是宋朝的反对变法的旧党，在哲宗幼年所定年号。元祐末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厌恶旧党，为表明尊崇新法，改元绍圣，即继承父亲神宗变法改革意志之意，也是向朝廷宣示自己的政治主张。
也有时，皇帝会废止乃至削除某个年号，如明世祖永乐皇帝篡位后，有意识地在官方文献中削除了建文年号，以洪武代之，以至于明代的某些典籍中，或将洪武续至三十一年以后。
永乐皇帝
当然，重要制度的变革也会引起年号变迁：唐高宗乾封三年，他进行了一次朝会制度改革，认为这是对过去制度的归纳、提炼，下诏明年改元总章。王朝取得军事胜利，也往往改年号，代表人物是唐代的武则天。有可能是因为武则天的武功不是那么突出，败绩频繁，往往有胜时，动辄改元。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族叛乱，打得很艰苦。直到契丹族内部发生内讧，杀死叛乱头目孙万彻，这场战争才勉强胜利。尽管军事很狼狈，胜利很尴尬，武则天还是决定改元神功——神之功绩，有些黑色幽默。
据传的第一个年号元狩，是因祥瑞而改元。自董仲舒以来，发挥孔子获麟、天人感应的传统，自然界有奇异之事，无论好坏祸福，都与统治者的合法性挂钩。祥瑞通常为奇花异草、神物怪兽、罕见天文，具体而言就是龙啊，凤啊，雀啊，宝啊之类。汉宣帝改元五凤、魏明帝改元青龙都是与祥瑞、天文相联系的。有时候统治者心虚，需要为自己制造祥瑞，来证明合法性，也会借宝改元。
祭祀和宗教，是与礼仪和信仰相关的改元。比如礼仪中地位崇高的封禅，往往是皇帝体现盛德的大事，唐高宗、武则天、宋真宗都曾因为封禅名山而改年号。有时候国家动荡不安，皇帝也希望改元来提振国家元气，为国家祈福。唐末的天复、天祐年号，即希望风雨飘摇的唐朝江山能够得天垂怜；近世明代崇祯、清末的咸丰、光绪，也有祝愿国家振作，皇威重彰的意味。
还有些祈祷性的年号是为统治者个人服务的，也带有一定迷信色彩。西汉有重方术，好经谶的风气，汉哀帝就曾经按照方士和儒生的意见，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四字年号太初元将。武则天晚年身体不佳，希望增加寿考，就颁行了长寿、久视这样的年老，为己祈福。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对年号的影响，两汉魏晋，有经术谶讳之学，到了南北朝，佛、道逐步发展兴旺，统治者开始吸收佛道宗教，来制定年号。公元44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定年号太平真君，即是认为道教徒寇谦之所说的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之言不虚，在灭亡赫连氏夏国后，当即改元太平真君。尽管此真君不是后代道教的真君，但此后，年号的确开始和宗教具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隋唐以来，佛道大兴，依宗教建元之事常见，有学者考据，隋朝的第一个年号开皇，也与彼时的道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唐代姓李，以道为国教，唐高宗曾以弘道为年号，而在颁布年号的诏书中，唐高宗特意强调自己是李耳的后代，应当有弘道的责任，这个道就以道家之道为主了。
唐玄宗李隆基为人长寿，但是在统治后期，本人也在积极追求长生，沉浸在国家鼎盛的迷梦之中。开元二十九年，以李宪为首的两位兄长先后去世，玄宗皇帝抓紧了自己的求仙进程，开元三十年，唐玄宗立马借口获得道教灵符，改元天宝。比起祖父弘道的意愿来看，唐玄宗直接表明自己乃是受道教符箓而治理国家，道教对政治的影响，在年号中可见一斑。直到宋代，好道的真宗皇帝，仍以获得天书为名，改元大中祥符，大规模建立道教宫观，彰显盛德。
武则天是李唐的媳妇，也是大周的皇帝，一方面既有道教的基础，选用过一些道教年号；但另一方面在宣扬合法性，代唐革命的行动上，运用的是佛教做鼓吹手。武则天准备取代唐朝之初，以弥勒佛降生为口号，俨然圣人。等到了登基称帝，取得一些功业以后。武则天迫不及待的改元证圣，同时为自己上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乃是弥勒佛、证圣乃是证入圣果之意。一表一里，足见即位之初，武则天需要用佛教来神化自我，不断暗示自己弥勒佛转世的神圣性。
年号是一门学问，从唐朝开始就有《古今年号录》、《历代纪元汇考》、《历代建元考》这样的专业研究书记，供查览考据。而制定年号更是一门大学问，从统治者的角度讲，它关乎国家走向、历史进程、社会安定、人心向背。制定颁布年号，有时是人主一人主张，有时是臣下建言。
宋代时，政典记录较为丰富，年号拟定通常是由宰执大臣、翰林学士草拟，最后交皇帝拍板。到了北宋中后期，已经形成了拟成多个年号，教皇帝挑选的传统。到了清末，著名的年号祺祥仍然是由顾命八大臣中爵位、宗支最为亲尊的怡亲王载垣拟定。有趣的是，日本的上一个年号平成就是九百多年前曾经进呈到宋神宗面前的年号之一。
高官、学者们拟定年号，一般要从儒家经典中找典故、美字，多出自《易经》、《尚书》，有时候也见《诗经》；也可以从道教、佛教经典；乃至是祥瑞和目前的重大事件中去拟定。越往后的王朝，拟定年号多用儒家经典典故，通常可以扩张解释为四字成语，如明代的万历年号，就是历世长久，万寿无疆之意。当然，以时事为素材改元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比如清末同治年号，即是取两宫垂帘与皇帝同治的寓意。字美、寓意好、动听，是拟定年号的一个要求，宋神宗曾经以平成之成字，寓意不佳为由，否定了这个年号。
唐朝德宗皇帝时，首创了一种取前代年号的字，结合成本朝年号的制定方法。他取太宗皇帝贞观之贞，玄宗皇帝开元之元，合成贞元年号。寓意美好，也包含着对两位治世之君的推崇。宋朝人取此习俗。从哲宗取神宗元丰之元，仁宗嘉祐之祐，改元元祐起，宋人就常以此法拟定年号。而后崇宁、隆熙、乾道等都是依此法改元。尤其南宋诸帝的年号，大半从祖宗年号里来。这种独特的拟定法非常能够体现宋朝对祖宗家法，先君之道的重视。近代伪满洲国建立时，溥仪称帝，改元康德，也是类似的方法：以康熙之康，和光绪皇帝的庙号德，二字合并，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法统所在。
年号运作千年，影响深刻，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有的至今仍见。明清以前，皇帝改元较频繁，一帝屡屡数元，称呼不便。到了明代以后，逐渐形成一世一元的习惯，皇帝的年号时间长又通行，形成了以年号代指帝王的习惯。人们习于称乾隆帝而不称高宗纯皇帝了。古代改元，往往会大赦天下、赏赐官僚百姓，以体现太平仁德。这些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甚至是改革积弊的开始。而年号也会留在地名之上，今天陕西淳化县、浙江绍兴市、庆元县、上海嘉定县、福建政和县、以及天下著名的景德镇，都以宋代帝王的年号命名。
中国建元立号，在帝国时代，还会辐射国内民族和周边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形成年号传统。我国过去存在不少少数民族政权。有的国家曾经是古代王朝的藩属，作为藩属国，直接使用当时中国所使用的年号，比如朝鲜王国在1896年之前，一直使用明清两代与之同时的年号，这是政治影响力的象征。而日本、越南等国，开始纷纷拟定自己的年号。越南从前李朝有年号天德，到丁朝以太平为号起年号不断，直至保大皇帝退位，也执行了近千年的年号制度。
日本自大化改新起，逐渐形成制定、使用年号的习惯，形成了一套引经据典、儒官拟进的完善制度。从大化到令和，日本已经颁定了250个年号，随着天皇制的存续，年号制度或将继续维续下去，是全世界独一无二还在使用年号的地区。（按我国台湾地区行民国之纪年，不应视作年号。）
茂陵荧火，宫室丘墟，年号寄托或成就过的盛世早就淹没在了历史的深处，再美好的文字，往往盖不住风雨飘摇、腐败动荡的事实。我国作为年号的发祥地，年号已经走进了书堆，是重要的文化和研究要素，但东邻日本，年号依然老迈而鲜活地存在着。礼与非礼，雅与非雅，在现代社会见证拟定年号，改制新元，是一件充满冲突感而颇生奇异的事情。平成三十一年即将进入尾声，令和元年即将开始。令者嘉也，和者平也，不管他出自何典，是否尽如人意，这两字背后美好和平的寄托，在局势纷纭的当下，亦是良愿。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参考文献】
诸寅啸，《两宋年号述论》，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
王晓，《唐代年号研究》，西南大学，2015年4月
冯天瑜，明清年号探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