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体诗（汉语拼音：gǔ tǐ shī；英语：classical-style poetry），中国近体诗形成以前，除骚体外的各种诗歌体裁，又称古诗、古风。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古体诗格律比较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宽，除七言的柏梁体句句押韵外，一般都是隔句押韵，韵脚可平可仄，亦可换韵。篇幅长短不限。句子可以整齐划一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也可杂用长短句，随意变化，为杂言诗。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杂言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汉魏以来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有歌、行、曲、辞等。唐人模仿前代乐府而作，有沿用乐府古题的，如李白《蜀道难》，有即事名篇另立新题的，如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的《新乐府》，都已不合乐，实属古体诗范围。另外，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有一部分诗作开始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是古体到近体间的过渡形式，或称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8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清代王士禛更认为古诗有平仄，于是赵执信、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他们的研究，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近体声律不无贡献，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因此颇多牵强。
特点
古体诗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有“歌”、“行”、“吟”三种载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
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
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来避律。
分类
古体诗格律自由，不要求对仗、平仄，押韵较自由，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也说古风、古诗。
四言体
四言体盛行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除《楚辞》外，其他诗作出现不多。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
五言体
五言诗，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全篇由五字句构成的诗。五言诗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从而扩展了诗歌的容量，能够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在音节上，奇偶相配，也更富于音乐美。因此，它更为适应汉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从而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初唐以后,产生了近体诗，其中即有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唐代以前的五言诗便通称为“五言古诗”或“五古”。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软题(文选动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
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文人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班固的《咏史》。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
六言体
六言诗属古风类诗文，已不多见到了。
六言诗是旧诗的一种体裁，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其后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
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诗经》。其中有单句，亦有偶句。如“室人交遍谪我”、“室人交遍摧我”(《邶风·北门》)，“行役夙夜无已”、“行役夙夜无寐”(《魏风·陟岵》)，“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伐檀》)。正是因为《诗经》中有这么多的六言句，挚虞和刘勰论六言诗的起源，才追根溯源到这里。但是，《诗经》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既比较少见，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所以，如果以为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显然缺少足够的证据。
到了《楚辞》，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驷玉虬以乘笲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九辩》中甚至出现了连续的六言句：“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如果能够独立成为一首诗，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否则只能算是诗句，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诗文俱享名于当时。在诗歌创作上，他在借鉴《诗经》、《楚辞》和两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完整的六言诗。
孔融之后，曹丕、曹植兄弟皆有六言诗传世。曹丕有六言诗三首，其中《黎阳作诗》和《令诗》是规范的六言诗；《寡妇诗》形式为六言，但因每句第四字为“兮”字，因而可视为六言别体。
七言体
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七言体是古代诗歌体裁，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体。它起于民间歌谣。
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模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
西汉时期除《汉书》所载的《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
东汉七言、杂言民谣为数更多，如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城上乌》（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桓灵时童谣》“举秀才”（葛洪《抱朴子·审举》）都是很生动、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相传汉武帝曾会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但据后人考证，实系伪托，并不可靠。
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以后汤惠休、鲍照都有七言作品。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
从梁至隋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杂言体
杂言诗，因诗中句子字数长短间杂而得名，其句中字数不定，最短仅有一字，长句有达九、十字以上者，以三、四、五、七字相间者为多。其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凡是以情致或气势胜的诗人，对于杂言诗都有极大的偏爱。
中国古代诗歌整齐划一的格律诗发展到中唐达到巅峰状态（代表诗人是杜甫），因为其形式上的诗美空间已经被唐代的大诗人挖掘而所剩有限，因此唐末五代中国的格律诗向杂言诗发展，形成一个对整齐划一而导致形式有些僵化的格律诗的反拨，而最终定型为“词”这一杂言诗体制形式。而词，最终发展到了“一代之文学”的高度，取得伟大成就。
其他
古体诗的韵
古体诗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在仄声韵当中，还要区别上声韵、去声韵、入声韵；一般地说，不同声调是不可以押韵的。 古体诗用韵，比律诗稍宽；一韵独用固然可以，两个以上的韵通用也行。但是，所谓通用也不是随便乱来的；必须是邻韵才能通用。
依一般情况看来，平上去三声各可分为十五类：（1）平声东冬；上声董肿；去声送宋。（2）平声江阳；上声讲养；去声绛漾。（3）平声支微齐，上声纸尾荠，去声寘未霁。（4）平声鱼虞，上声语麌；去声御遇。（5）平声佳灰，上声蟹贿，去声泰卦队。（6）平声真文及元半，上声轸吻及阮半，去声震问及愿半。（7）平声寒删先及元半，上声旱潸铣及阮半，去声翰谏霰及愿半。（8）平声萧肴豪，上声筱巧皓，去声啸效号。（9）平声歌，上声哿，去声个。（10）平声麻，上声马，去声禡。（11）平声庚青，上声梗迥，去声敬径。（12）平声蒸。（13）平声尤，上声有，去声宥。（14）平声侵，上声寝，去声沁。（15）平声覃盐咸，上声咸俭豏，去声勘艳陷。
入声可分为八类：（1）屋沃。（2）觉药。（3）质物及月半。（4）曷黠屑及月半。（5）陌锡。（6）职。（7）缉。（8）合叶洽。
注意：在归并为若干大类以后，仍旧有七个韵是独用的。这七个韵是： 歌 麻 蒸 尤 侵 职 缉
柏梁体
有一种七言古诗是每句押韵的，称为柏梁体。据说汉武帝筑柏梁台，与羣臣联句赋诗，句句用韵，所以这种诗称为柏梁体。其实鲍照以前的七言诗（如曹丕的《燕歌行》）都是句句用韵的，古代并且另有一种隔句用韵的七言诗。南北朝以后，七言诗变为隔句用韵了，句句用韵的七言诗才变了特殊的诗体。
入律的古风
律诗产生以后，诗人们即使写古体诗，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律诗的影响。有些诗人在写古体诗是还注意粘对（只管第二字，不管第四字），另有一些诗人，不但不避律句，而且还喜欢用律句。这种情况，在七言古风中更为突出。
就古风入律不入律这一点看，高适、王维的一派（入律），后来白居易、陆游等人是属于这一派的；李白、杜甫是另一派（不入律），后来韩愈、苏轼是属于这另一派的。白居易、元稹等人所提倡的"元和体"，实际上是把入律的古风加以灵活的运用罢了。
由上所述，在古体诗的名义下，有各种不同的体裁，其中有些体裁相互显示着很大的差别。杂言古体诗与入律的古风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五言古诗与七言古诗也不相同：五古不入律的较多，七古入律的较多。当然也有例外，像柏梁体就不可能是入律的古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各种"古风"，才不至于怀疑它们的格律是不可捉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