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澜北大汇丰商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
未被发现的游戏本质
不懂得游戏，我们也不懂得管理或者领导力。
市面上所谓的“游戏化管理”，比如在考核中引入计分和升级等所谓的“游戏机制”，并没有抓住管理的核心，也不是游戏的核心。请让我引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如果我对游戏的特征理解得准确——我可以说——这不是游戏的本质部分。”
游戏化管理没有抓住游戏的本质，仅仅把游戏看作手段。并不是说，我们为了管理而游戏；而是说，我们的管理就是游戏。
维特根斯坦也没有找到游戏的本质部分。“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我们称为‘游戏’的活动。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牌类游戏、角力游戏等等。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他发现，一些游戏有竞争的特点，一些游戏有消闲的特点，但是没有什么特点是所有游戏共有的。于是他下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游戏不可定义。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领导力不可定义。管理学家杰弗瑞·菲佛在题为《含混不清的领导力》的论文中指出的第一个“含混不清”，就是领导力的定义。
领导力到底是什么，与其他的关于社会影响的概念——比如权力——有什么区别？领导力到底取决于什么，是个性、技能、行为，还是运气？
管理学家詹姆斯·马奇告诉我，“我对学生说：你在人生中很早就做的几个决定，会影响到你是否能成为一个领导者，它们的影响大于我们现在已知的任何其他因素。第一个决定是谁当你的父母。第二个决定是你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出生。第三个决定是你的性别是什么。这些决定说明了绝大部分的差异。其他因素只是个体差别而已。”
听起来，运气在领导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像运气往往在游戏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样。但是，运气不是游戏的本质特征。一个主要靠碰运气的游戏不是好游戏。
竞争常常被误解为游戏的本质特征。博弈论作为一种特别的游戏理论，就完全建立在这个误解之上。文化学家赫伊津哈也有这个误解：“游戏要么‘表现为’一场比赛，要么成为一场为最佳地表现某事物而展开的比赛。”“我……强烈地相信，竞争与游戏有内在的一致性。”
在中文中，游戏也常常跟竞争联系在一起。针对“戏”指“角力”的说法，学者钱锺书说：“角力者，戏之事，非戏之意也。诸凡竞技能、较短长之事，古今多称曰‘戏’，非指角抵；故曰博塞之戏，曰弈戏，曰叶子戏，曰酒令猜拳之戏，曰马将牌戏，曰赛球之戏。又以其判输赢，犹战斗之分胜负也，亦莫不可谓为‘战’或‘斗’：‘棋战’‘斗牌’‘拇战’‘雀战’‘球战’，以至‘茗战’‘文战’，比比皆是。”
因此，企业管理成为商战，领导力成为权谋斗争，组织成为你死我活的社会丛林。当然，我们不用这么愤世嫉俗——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但是，这种理解并未触到问题的实质。
好游戏都有技艺性
许多游戏的确具有竞争性，但是竞争性不是实质。让我们想想奥林匹克这个游戏的盛会。的确，许多游戏者在这里竞争，但是，第一，他们之所以能够竞争，是因为游戏的技艺性提供了比较技艺的可能；第二，他们之所以想要竞争，其最终目的不是——或者说本来不是——分出彼此的高下，而是展示和提高作为整体的人类的技艺。
更快，更高，更强——这是奥林匹克的宗旨。这是我们每一个个体自己跟自己比，这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自己跟自己比。打败其他人，这不是企业管理或者领导力的目的。
技艺分两种，这也是管理和领导的区别。管理是维持秩序和运转，解决复杂性的问题；领导是实现变革，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领导力学者约翰·科特）。管理是解决技术性问题，领导是解决适应性问题（海菲兹）。管理是正确地做事，领导是做正确的事（领导力学者沃伦·本尼斯）。
伽达默尔说：“我把这种促使人类游戏真正完成其作为艺术的转化称之为向构成物的转化。只有通过这种转化，游戏才赢得它的理想性，以致游戏可能被视为和理解为创造物。”
单独看，这段话很费解。政治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其经典著作《领导力》中对“转化型领导力”（又译“变革型领导力”）的论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伽达默尔所说的理想的游戏，“这样的领导力发生在这样的时候：一个或者更多的人与其他人以这样的方式互动——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动机和道德都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准”。
与转化型领导力相对的，则是交易型领导力，用权威交换顺从。领导力学者诺尔·蒂奇对我说：转化型领导力才是领导，交易型领导力则是管理。
游戏是自愿克服不必要的障碍
维特根斯坦说，不要假设因为它们都叫游戏，所以一定有共同点，而是要去“看”与“见”（lookandsee）。哲学家伯纳德·苏兹在其专著《蚱蜢：游戏、人生与乌托邦》中评论说：“这是无懈可击的建议。不幸的是，维特根斯坦自己没有照着做。当然，他看了，但是因为他事先就决定了游戏是不可定义的，因此看得很匆忙，见得非常少。”
如果只是局限于维特根斯坦的“游戏理论”的启发，那我们也会见得非常少。让我们看得更仔细一些吧。
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的活动可以区分为劳动和游戏。游戏是“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成功）”，劳动是“一种本身并不快适（很辛苦）而只是通过它的结果（如报酬）吸引人的事情，因而强制性地加之于人”。因此，游戏是自由的，劳动是不自由的。
也就是说，游戏和劳动的目的不同。这是许多游戏理论家共同的看法：游戏的目的内在于游戏，劳动的目的外在于劳动。
因此，管理活动可以是游戏，也可以是劳动。对于史蒂夫·乔布斯来说，他创办和经营苹果一直都是游戏。对于俞敏洪来说，他为了赚钱而创办新东方是劳动。也许他现在经营新东方是游戏？
康德也许并没有抓住游戏的本质。他提到，游戏本身使人快适，劳动本身则很辛苦。对于许多人（包括中国企业家王石）来说，攀登珠峰是游戏，而非劳动。然而，攀登珠峰本身是快适的吗？再举一个游戏的例子：拳击。它本身是快适的吗？
我更喜欢苏兹为游戏下的一个简短的定义：“自愿地克服不必要的障碍。”在劳动的时候，我们采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在游戏的时候，我们放弃更有效率的方式。
比如足球比赛，我们的目标是让球进到对方球门，但是我们放弃更有效率的方式（至少可以用手扔进去），而选择了更为笨拙也更不快适的方式——用脚踢和用头顶。比如，假设你可以修建一座电梯，直达珠峰，但是你坐电梯登上珠峰不是游戏。
对于游戏来说，更重要的是过程，而非结果。
诗人、美学家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多次谈论游戏。他说：“当食物的缺乏驱使它活动时，动物是在劳动；当力量的充沛驱使它活动时，当丰富的生命力激发它活动时，动物是在游戏。”因此，狮子捕食是劳动，狮子漫无目的的奔跑就是游戏。
在席勒眼中，游戏仍然与劳动对立，但是其区别在于游戏是生命力自身的展现，而非是否快适。
人跟动物毕竟不同。席勒认为，人也有与动物类似的游戏，比如“快乐时的不规则的雀跃”，或者“无拘无束想入非非”。这被他称作“物质的游戏”，但这“却纯粹是属于人的动物生活方面”。“但是想象力一旦企图创造一种自由的形式，便立刻从这种物质的游戏飞跃到审美游戏了。这所以必须称为飞跃，因为在这里立法的理性精神第一次参与盲目的本能活动，迫使想象力的任意活动服从它的永远不变的统一性。”比如，快乐时不规则的雀跃飞跃为舞蹈。
因此，生命力的感性展现只是物质的游戏，生命力的理性展现才是审美的游戏。
有人说，管理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假设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是因为尽管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但是20世纪以来“立法的理性精神”才大规模进入管理活动。管理是席勒所说的审美的游戏——更准确地说，管理可以是审美的游戏，只是许多管理活动没有进入这个层面罢了。
作为幻觉游戏的领导力
领导力是幻觉游戏。朗格在艺术中称之为“幻觉”的，我们在领导力中称之为“愿景”。
领导力学者沃伦·本尼斯跟人合著的《领导者》一书，强调了愿景的重要性，引发了后来的“愿景式领导力”的热潮。书中说：“这些各色各样的领导者传递的愿景看起来从员工那里激发出了信心，这种信心给员工注入一种信仰：他们有能力完成必要的行动。”
艺术通过幻觉建立与受众的联系，领导者通过愿景激励追随者行动。
愿景也可以被称为梦想。以研究梦想而著称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儿童通过游戏来满足欲望，而梦想就是成人的游戏。与通常认为游戏是劳动（工作）的对立面不同，弗洛伊德说：“游戏的对立面不是真正的工作，而是——现实。”
准确地说，作为游戏的领导力愿景不是现实的对立面，而是现实与未来之间的桥梁。领导力学者罗纳德·海菲兹对我说：“愿景必须同时包括两者：对现实的拷问和对梦想的表述。只能表述梦想但不能拷问现实就像在沙滩上建高楼一样危险。另一方面，如果你善于拷问现实，却没有激情，没有梦想，那也无法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事物。”
领导者的最大不同是：他知道如何寻找一条“到达”的路径。
哲学家伽达默尔说：“游戏的真正主体（这最明显地表现在那些只有单个游戏者的经验中）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游戏的魅力……正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领导力游戏体现了伽达默尔所说的游戏的魅力——游戏超越游戏者。这就是詹姆斯·马奇所说的：梦想者不在了，而梦想依旧持续。
乔布斯不在了，苹果依然伟大（或者我们期待如此）。马丁·路德·金不在了，几十年后奥巴马入主白宫。马奇喜欢举的例子是堂吉诃德：当他要放弃的时候，侍从桑丘·潘沙拒绝接受。然而，作为幻觉游戏的领导力又是严肃的。赫伊津哈说：“我们习惯于把游戏与认真理解为对立。然而，这种理解看来并未触到问题的实质。”伽达默尔说：“谁不严肃地对待游戏，谁就是游戏的破坏者。”
领导者对待梦想是严肃的。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丘上，曾经的奴隶的儿子和曾经的奴隶主的儿子可以并肩而坐，情同兄弟。”他是严肃的。你在咖啡馆里，听到旁边桌上的一个小伙子，正在大谈特谈他即将创办的企业将如何改变世界，他是严肃的。
领导者的终极游戏是成为自己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活动：Kinesis和Energeia。前者有外部目的，因此可以完成。比如坐飞机到北京，到达了就完成了。后者没有外部目的，只有内在的目的，比如沉思，可以一直进行下去。亚里士多德认为后者更有价值。
哲学家托马斯·霍尔卡指出，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的价值观，苏兹的游戏理论（自愿地克服不必要的障碍）呈现了一种更现代的价值观：价值也在于我们做事的过程。我们做那些有难度的事情，并且取得成果。“更普遍地来看，在玩游戏中作为一种范式被发现的价值，能够在任何有难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因其难度而被赋予价值的活动中发现——比如养育家庭，领导一个社区组织，装修一个房子，等等。”
因此，领导力的价值有两个来源：第一是领导力所针对的那个具体的目标——开拓一个新市场，减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等。第二则是来自领导力的过程，它是相对于管理（维持现状）更难的活动。
宗教学者詹姆斯·卡斯说，世界上有两种游戏，“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那么，有限游戏是竞争性的游戏，是规则明确的游戏，与之相反，“为了防止有人赢得比赛，以及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游戏，无限游戏会改变规则”。因此，管理活动注重效率，更加可以比较，可以竞争。而领导活动着眼于当前现实中没有的成果，需要改变规则，领导者想要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追求愿景的事业之中。领导力的游戏应该是无限游戏。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作为无限游戏的领导力。也许，某一个具体的领导力游戏是有限的，但是，成为领导者的游戏是无限的。
本尼斯在他最喜欢的著作《成为领导者》中写道：“成为领导者就是成为你自己，就是那么简单，也就是那么困难。”
领导力的终极游戏就是成为自己，是关于自己的幻觉游戏和技艺游戏。不管我们选择的事业是让全世界的每一张书桌上都有一台电脑，还是让山区学校的每一个儿童都有午餐，这些游戏的具体目的也许有终结的时候，但是这些游戏的真正目的永无终结，因为这些游戏的真正目的，如伽达默尔所说，只有一个——自我表现。
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是领导力理论家们强调的要点。比如，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成熟领导者的四点特征中，第一点就是“与群众的联系”。畅销书《领导力挑战》的作者库泽斯和波斯纳写道：“领导力是那些渴望领导的人和那些选择追随的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然而，作为自我表现的领导力并不为追随者而表现。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游戏并不为某人而表现，也就是说，它并不指向观众……甚至那些在观众面前表现的体育活动一类的游戏，也并不指向观众。”
有趣的是，伽达默尔又强调观众的作用。“游戏本身却是由游戏者和观赏者所组成的整体。事实上，最真实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
实际上，成为自己的领导力游戏就是我在《思想的郊区》一书中所说的“人生的表演”。这样的表演并不指向观众，但是它有“观众感”，最重要的是，它以自己为观众。这里有“表演的我”（游戏的我）与“观看的我”。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跟著名导演兼演员奥尔森·威尔斯见面。罗斯福说：“威尔斯先生，你是美国最伟大的演员。”威尔斯回答说：“不，总统先生，您才是。”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进行人生的表演。这样的表演不是假装，而是自我变革，是对自我的升华——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转化。这个表演的过程，也可以换一个词——修炼。
两种游戏
英文词game和play，常常都被翻译成游戏。前面提到的游戏理论，其实有些讲的是game，有些讲的是play。
在苏兹看来，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他对game的定义是自愿地克服不必要的障碍，对play的定义是把本来有实用目的的资源用作自足的用途。
比如，打高尔夫球是game（你本来可以直接拿球放到那个洞里就好了，干嘛非要离得老远拿根棍子去打呢）。小孩把食物扔着玩是play（小孩从扔食物本身得到快乐，而食物本来是用来吃的）。但是，职业高尔夫球手打球就不是play（他是为了功利性的目的），而业余爱好者打球则是play（他本来可以用这个时间去挣钱的）。
领导力和人生都可以是game——我们自愿地克服不必要的障碍，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play——尝试把资源用作新的用途。
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既是game，也是play。它是game，因为我自愿地克服不必要的障碍——从游戏角度写好一篇领导力的文章，对我是不必要的障碍。它也是play，因为我把游戏理论这个资源用作新的用途——用来理解领导力；或者说我把领导力理论用作新的用途——用来理解游戏理论。
这篇文章建立在“领导力是游戏”这个隐喻之上。按照思想家维柯的说法，隐喻是原始人的诗性智慧。按照赫伊津哈的说法，诗“就是一种游戏功能”，“栖于梦想、迷醉、狂喜、欢笑的领域”。因此，这篇文章是诗。
马奇说，领导力有两个维度——疏通水管和书写诗歌。现在，我该去疏通水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