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一段近似白话的对答，非常有名。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伏尔泰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称为“人类的法典”。这句话不仅被写入了1793年的法国宪法，也被写进了1993年的《全球伦理宣言》。 这便是儒家的“恕道”，“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宽容精神。 孟子对“恕道”有过论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句话的意思是：万物都为我准备好了。通过反省自身而抵达真实，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努力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追求仁的道路没有比这更近的了。从这句话能看出，孟子不仅认为个人应遵循恕道，他甚至把这种关系上升到了宇宙论，并以“真实”为原则来讨论“恕”的价值。孟子认为，恕道不仅是人己的沟通原则，更是物我一体的法则，是抵达仁的最近的路。 儒家把“恕道”当作构建社会秩序的目标。儒家的恕道，是中国人应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创造，更是一门艺术。它意味着人们不再是明争暗斗、貌合神离，而是肝胆相照、精诚合作；它意味着社会能容忍不同声音，而不用担心迫害和压制；它意味着政府行为不再喜怒无常、变幻不定，而是更富有人性和温情，与民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它意味着民众与执政者能共同走上共谋国是的舞台，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共事务中都体会到个人的尊严。这便是儒家追求的“仁”的境界。 子贡问过孔子，如果有人能对民众大方地施与和救济，应该算是“仁”了吧？孔子认为根本算不上，他对“仁”的回答有12个字：“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仁者，只要自己想立的，便也帮助人能立；自己想达的，便也帮助人能达。这里说的仍然是推己及人的思想。 对于恕道，儒家有过反复强调。比如《论语》中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里的“加”是强加之意，意思就是：我不想别人强加给我的，我也不会强加于别人。《中庸》也强调：“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其实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可以说，“恕道”正是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哲学基础。“王”字的本意为“天下归往”，也即如今讲的民意认同。 《尚书》对王道有过一段精彩论述，翻译过来就是：不要不公不正，就是遵循王的法则；不要私行偏好，就是遵循王的大道；不要为非作歹，就是遵循王的正路；不结党不营私，才能使王道平坦；不反复不倾斜，才能使王道正直。这段话今天读来，仍然有惊醒世人之意。 在孟子看来，王道就是“以德行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假仁”“以力服人”的霸道。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遵从“恕道”。 到上个世纪初，章士钊提出“为政有本”，强调的仍是“恕道”。章士钊认为政治“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这里的有容，指的是执政者要有包容和宽容之心，不要好同恶异，要主动培养一种和而不同、和而共进的社会状态。 儒家很早就把“恕道”看作是政治权力向本源的回归，它不仅是社会从野蛮到文明、从仇视到理性、从强权到说服、从斗争到和谐的回归，它更是权力向民众的回归。 用今天的观点看，儒家“恕道”所说的宽容，还能激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使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从无序到有序、从消极到积极。 公共决策的成败，往往决定着无数民众的利益和权利。民众有了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能主动放言议政，执政者才能听到对于自己施政行为的真实反应，可以适时修订施政方针，减少决策失误的机率。政治本来便是众人的事，这种共同劳作的神圣感，不仅能激发社会与民众的潜在活力，更能成为民众对国家认同最坚实的基础。如果民众对待公共事务，宁愿三缄其口，社会的创造力也会面临衰竭，国家整体智商只会越来越低，这是所有被精神奴役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 “恕道”所说的宽容，一直是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常识，也希望它在未来能引领每一个人前行。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内心真正理解和信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说的精神，中国就会越变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