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哪个社会能像初民社会那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一批接一批以原始人生活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还有谈论原始人玄乎其玄的民间奇闻，都是某种见证。对于卢梭等近现代哲学家而言，他们通过对初民社会自由而浪漫的想象，动摇了西方王权社会的宗教知识基础，而初民社会在此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一种远古资源。一言以蔽之，作为现代人的我们，现在一提到初民社会，脑海里可能都能浮现一些原始人形象，比如他们简单而自由、敏捷，全能而有趣，同时也处于物质贫瘠、被丛林野兽包围的危险状况之中。
不过，他们最终究竟是怎样放弃原初生活形式而选择进入早期国家（state）生活的，却一直像谜一样吸引着前赴后继的探索者。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农耕社会对灌溉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需求逐步召唤出了早期国家。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认为这一种解释有多处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最明显的一处是，从人类最早从事农业生产到早期国家的诞生、扩大，其间约有四千年的空档期，而如此漫长的历史不该回避，也不是这是个过程可以解释的。
《疯狂原始人》（The Croods2013）画面。
2017年，当时已年过八旬的斯科特出版了一本探索早期国家的新书，标题叫Against the Grain。这一书名来自理查德·曼宁（Richard Manning）同名之书的标题。Against the Grain原为谚语，有事与愿违的意思，斯科特借用它形容谷物与早期国家形式的关系。目前中文版新书《作茧自缚》出版（田雷译）。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政治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2020年阿尔伯特·O.赫希曼奖获得者。
斯科特认为，人类的谷物种植和动物驯养活动发端于湿地，在那里，肥沃的土壤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而种植或驯养与采猎（甚至包括逐水草而居）共存。此后他们被迫固定下来，进入早期国家的生活。有的是奴隶，有的是战俘。他们在骨骼、体形、牙齿等方面发生了改变，从事着人类史上最痛苦的劳动，对环境的感应能力也随之下降。在书中，斯科特也重新阐释了驯化这一概念，人类驯化了动植物并且到头来也驯化了其自身，而他对成熟农业国家和周边蛮族的互构关系也可能颠覆你已有的认知。
以往，斯科特为人熟知的是对东南亚农业社会的田野研究（如《弱者的武器》《国家的视角》等），而新书则进入前文字时期，这使他不得不借鉴有限的考古研究成果，并展开他的社会科学想象力，填补叙述空白。也因此，探索而非研究其实才更符合他的思考过程。毕竟这是一项未必有唯一结论的事业。
下文内容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雅理译丛授权节选自《作茧自缚》一书，内容为湿地研究。摘编有删减，标题由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美] 詹姆斯·C.斯科特
摘编｜罗东
《作茧自缚》，[美] 詹姆斯·C.斯科特 著，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雅理，2022年5月。
群聚和定居：湿地命题
在新月沃土地区（一般指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摘编注），得益于那里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人口曾一度出现增长和定居下来的趋势，然而在大约公元前10800年前后，这一趋势却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千年之久的寒潮，根据部分学者的推断，这是因为北美（阿加西湖）大量的冰川融化，突然转由我们现在所称的圣劳伦斯河，向东排入大西洋。人口减少后，余下的人也从边缘的高地蜷缩回去，退回到某些宜居区——那里气候更适宜，也因此还有更多样的动植物群。
《冰川时代》（Ice Age 2002）画面。
接下来，到了公元前9600年前后，寒潮退散，气候变得再度温暖湿润起来——且恢复速度相当之快。平均温度一度增长迅猛，最快时可能在10年内上升了7个摄氏度。到了这时，树木、哺乳动物和鸟类都冲出了先前的避难所，移居至大环境突然友善起来的地带——当然，跟随它们的还有这些动植物的伙伴物种：智人。
也是在大约同期，考古学家发现了持续终年的居住证据，零星分布在许多地点——黎凡特南部的纳吐夫文化，或者位于叙利亚、土耳其中部以及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村庄的前陶器阶段。一般而言，这些居住点出现在水源充沛的地区，人口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当然，考古学家也发现了谷物培植和牲畜饲养的证据，只是至今尚存争议，还未有定论。但是，下述论断已是无可置辩的：在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之间，全部所谓的基础作物，也即谷物和豆类，包括扁豆、豌豆、鹰嘴豆、野豌豆、亚麻（用于织布），都已开始种植，只是规模通常很有限。同样是在这两千年的跨越中，驯养的山羊、绵羊、猪和牛也出现了。有了这一系列的驯养，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群像也就到位了，在考古学家眼中，它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农业革命，标志着文明的开端，也包括最初的小规模市镇聚落。
《疯狂原始人》（The Croods 2013）画面。
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前后，原初的定居市镇出现在波斯湾附近冲积平原南部的湿地上。说起来，南部冲积平原既不是最早出现终年居住的地点，也不是发掘出谷物栽培最早证据的地方。就这些方面而言，这里其实是姗姗来迟的。
而在这里，我集中关注这些后起的地区，是基于两项重要的理由：其一，这些位于幼发拉底河河口的市镇集群，如埃利都、乌尔、乌玛和乌鲁克，经过很久之后，都变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型国家。其二，虽说在埃及、黎凡特、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甚至于新世界的玛雅文明也都出现了古代社会，而且都发生了各有不同的新石器革命，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不仅是最先出现国家系统的地方，而且它还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国家建构，包括中东其他地区，甚至埃及和印度。
即便只是基于这份草就的年表（其中很大一部分尚存相当争议），我们也能发现，它所绘制的历史图景，多处悖逆了我所谓的标准文明叙事。
在那个叙事图景中，一个核心命题认定，谷物的栽培乃是人类常年定居生活的基本前提，进而言之，也构成了市镇、城市和文明的基本前提。
上述命题又基于一个至今信徒众多的设定：狩猎采集的生活要求极高程度的流动和分散，而定居生活是绝无可能如此灵动的。然而现实却是，人类定居生活之出现，远早于动植物的驯养，而且即便是在未见或极少有谷物种植的地区，定居仍可经常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发现可谓是板上钉钉：按现在所知，谷物和家畜的驯养要远早于任何形态的农业国家，其中的时间间距要远超我们此前的想象。根据最新发现的证据，从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到以庄稼和家畜为基础的最初农业经济体出现，其间的时间跨越依据现在的估算，可能长达四千年之久。很显然，我们的祖先并不急于一头栽进新石器革命，或者投入初民国家的怀抱。
《冰川时代》（Ice Age 2002）画面。
说起那些编织传统叙述的人们，他们还在另一方面犯下根本的错误。在他们的叙述中，立论的出发点就是两河流域一直以来异常干旱的环境，但殊不知这只是近期历史的变动而已，于是乎，他们就想当然地把这种干旱条件投射到农业初现的时刻。
按照他们的推定，分布在局促的绿洲和河谷地带，一旦人口增长，先民们就不得不强化他们求生的能力，既然可耕土地是极其有限的，就要从有限中索取更多的资源。而唯一可行的强化策略，就是灌溉——关于这个判断，有考古证据可证。在降雨量少得可怜的区域，也只有灌溉才能确保丰收。进而言之，如此庞大的地表改造工程，就必须要调动起劳动力，开挖灌溉水渠并加以维护，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公权力当局的存在，可以调动并规训为数众多的劳动力。灌溉工事造就了一种密集的农牧经济体，而最终他们论定，这种农牧经济体促成了国家的形成，以国家作为经济存续之前提。
湿地和先民定居
按照流俗的观点，灌溉农业让沙漠变为绿洲，因此构成了最早的成规模定居社群的基础，但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在几乎每个细节上都是错误的。
《小黄人番外篇：疯狂小黄人》（Minions: Mini-Movie - Cro Minion 2015）画面。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最早期的大型定居点涌现在湿地，而与干旱环境绝缘；而维持居民生活的，绝大部分都是湿地资源，而非谷类作物；当然，他们也压根不需要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灌溉。在湿地环境中，若是说还必需什么人工的地表整饬，那么更有可能的非但不是灌溉，反而是排水。
我们从前认为，古代的苏美尔文明创造了奇迹，在一处干旱区域，由国家组织起伟大的灌溉工事，现在证明，这一经典立论是完全错误的。说到这里，我们要感谢珍妮弗·普尔内勒的开拓研究，聚焦于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冲积平原，她在上述方面对经典理论进行了全面且理据充分的修正。
在那个时候，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一点也不干旱，反而更像是食物采集者的湿地天堂。由于海平面的大幅升高，再加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三角洲地势平坦，在现如今的干旱地区，当年都曾发生过大面积的海洋入侵。普尔内勒的研究基于遥感技术、早期的航空测量、水文历史 、对古代水道和沉积的判读、气候史，以及考古遗址，重现了这片巨大的三角洲湿地区域。
在此之前，大多数（并非所有）观察者都犯有两方面的错误：其一是把此地区的普遍干旱推到一万年之前，其二是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即当时冲积平原还未经沉积物经年的堆积，所以比起现在水平面要低十米以上。由于这些条件，当时波斯湾的浪花终日拍打着古乌尔城的大门——如今该地点早已深入内陆；涨潮时，带盐的海水一路向北，最远可以漫到纳西里耶和阿马拉。
《小黄人番外篇：疯狂小黄人》（Minions: Mini-Movie - Cro Minion 2015）画面。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为数众多的人口，没有灌溉之利，没有大面积的谷物庄稼，主要依靠野外的野生植物和海产资源为生——即便只是简单描述上述情形，也能阐明两个议题，供我们做进一步分析。
其一，它告诉我们，某种生存若是基于多个多元的食物网，那么这种生存方式就比较稳定，回报也比较丰厚。在欧贝德时期（从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3800年，因某种流行的陶器风格而得名），日常饮食的大部分都来自鱼类、鸟类和龟类，它们都可大量见于湿地环境。其二，再往后，它还有助于解释一处关键，先民若是能在非常多元的生态环境中狩猎、捕鱼、采集、觅食，那么生存网络的宽阔就会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使得单一政治权威难以扩展开来。
想当年，南部冲积平原可不是今天这般模样——现在的这里，是夹在两河之间的一块干旱地域，而当时则是一块地貌复杂的三角洲湿地，数百条河道支流在此纵横交错，随着每一季的洪水涨退，它们时而合并，时又分开。冲积平原就好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在每年高水位时进行吸纳，提升地下水位，然后等到了五月开始进入枯水季，就慢慢把水释放出来。
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泛滥平原非常平坦：论其坡度变化，从北部每公里大约20厘米到30厘米，到了南部陡降至每公里仅仅2厘米到3厘米，结果就造成幼发拉底河在历史上的河道非常不稳定。在每年洪泛的高峰期，河水往往就会冲出天然形成的防洪堤（由较粗颗粒的沉积物经年累月堆积而成），然后漫过背坡，淹没了邻近的低地和洼地。由于河床在许多地方高出沿河地面，水位升高时，只要在堤坝上打开一处缺口，就能够实现灌溉的功效——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最后不得已要用的技术称为天公作美灌溉法。于是，谷物的种子就散播在大自然准备好的沃土里。冲积层富含营养物质，在缓慢干透后，还能形成充足的饲料，供野生的食草动物以及家养的山羊、绵羊和猪食用。
《人类发现》（Human Discoveries 2019）画面。
这些沼泽地的居民们生活在所谓的龟背（turtlebacks）上，它们是地势略高的小块土地，就好像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带的湿地滩脊，地面往往超过高水位线不到一米。栖息在龟背上，对于触手可及的湿地资源，居民们几乎开发了一遍：芦苇和莎草，可用于建材和食物；各种各样的可食用植物（蒲草、香蒲、睡莲、芦荟）；还有龟类、鱼类、软体动物、甲壳纲动物、鸟类、水禽、小型哺乳动物，以及迁徙的瞪羚，它们提供了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两条大河携带大量的营养物——有死的，也有活的，它们的河口地带到处都可见淤积土壤，由此造就了一个极其丰茂的河滨生活，吸引了数量巨大的鱼类、龟类、鸟类和哺乳动物（人类不过是其中一员），捕食食物链上更低阶的生物。
大约从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这里的环境温暖湿润，野生的生存资源也是多样的、充足的、稳定的，而且是可迅速恢复的——对于身兼猎人、采集者和渔民的群落来说，这里真可谓是天堂了。
尤其是，位于食物链低阶的资源越丰富，越密集，就越有可能促发从迁徙到定居的转变。比方说，有些狩猎采集的部落专门捕猎大型猎物（海豹、野牛、驯鹿），不同于他们，有些部族则主要靠食物链中的低阶营养级生物，比如植物、贝类、水果、坚果、小型鱼类——在同等条件下，较之于大体格的哺乳动物和鱼类，这些小型生物分布更密集，缺乏移动力，最终，后一类部族就变得安定下来，较少迁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湿地，位于食物链低阶营养级的生存资源可谓用之不竭，对于成规模的定居社群的早期创设，这种条件应当是非常有利的。
《冰川时代：斯克特历险记》（Ice Age: Scrat Tales 2022）画面。
当最早的定居村落出现在南部冲积平原上时，它们并不只是位于某一个物产丰富的湿地区；一般来说，它们处在数个不同生态区的接缝处，这让村民可以左右逢源，从不同生态环境内收获资源，同时构成了某种生存保障，免于只依靠某一生态所导致的风险。
他们生活在交界处，一边是海岸和河口的海水环境及其资源，另一边是上游河流环境的淡水生态，两边状况迥然相异。事实上，这条淡盐水和淡水的分界线，乃是一条移动的边界，会随着潮汐涨落而前后移动，在如此平坦的地势上，这就意味着边界会移动很远的距离。所以说，对于非常多的群落来说，两种生态区在地表位移交错，而他们只需要待在原地不动，就能坐享其成，在两种生态里讨资源。而洪涝和干旱的季节交替，连同各自所属资源的更迭，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雨季的水生资源到旱季的陆生资源，这之间的过渡可以说是该地区在一年之中主要的节奏变化。冲积平原上的人口无需迁移营地，从一个生态区转到另一个，事实上，他们可以留在同一个地方，结果就是不同的生境就会主动找上门来。农业生产难免有种种风险，若与之相比，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湿地，先民赖以生存的生态位可以说更稳定，也更有恢复能力，每年只需一点儿劳力即可使其再生。
对于狩猎采集的部落来说，居于适宜的位置，且能掌握时机，在另一重意义上也是至关重要的。猎人和采集者如何获得他们的丰收，当然不是靠日复一日的碰运气，说到底是一种精细计算后的出击——诸如瞪羚和野驴，猎物都有大致可预测的群体迁徙（四月下旬到五月），当它们成群结队出现在冲积平原上时，就要预判好时间和地点，予以截杀。
《人类发现》（Human Discoveries 2019）画面。
狩猎需要事先精心的准备。猎人要设计出狭长的通道，将兽群引诱或驱赶至它们的屠戮场，在那里将猎物宰杀并用风干和腌制的办法进行加工保存。
对于这里的猎人来说，同样也包括其他地方的狩猎群落，他们每年的动物蛋白质供给，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大约一周的高强度劳动，其间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尽可能多地捕捉迁徙中的猎物。
环境不同，迁徙途中的猎物也不相同，其中包括大型的哺乳动物（驯鹿、瞪羚）、水禽（鸭、鹅）、停在休息处或栖息地的迁徙候鸟，还有洄游途中的鱼类（鲑鱼、鳗鱼、灰西鲱、鲱鱼、河鲱、胡瓜鱼）。在很多情形中，蛋白质产量之所以大打折扣，原因并不是猎物稀缺，而是劳力的稀缺，以至于还未来得及处理，肉质就已经腐坏变质了。
简言之，多数猎人的生活节奏，取决于猎物迁徙的自然变奏，后者供应着猎人最看重的那部分食物。有些猎物之所以进行群体迁徙，也可能是要躲避人类的捕杀——正如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小说《白鲸》里所描写的抹香鲸，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渔猎部族的生活因此被规定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节奏，迥异于把种子埋在地里的农耕部族——而在农夫看来，猎人的节奏经常会被误读为懒散度日。
根据赫尔曼·梅尔维尔小说《白鲸》改编的电影《白鲸记》（Moby Dick 1998）剧照。
野生动物迁徙时，最常见的路径是取道湿地、河口以及大型河道的谷地，原因很简单，沿途能供给丰厚的营养资源。鸟类在迁徙时喜欢取道沼泽和河谷，至于种类众多的洄游鱼类，在此仅举两例，鲑鱼是洄游溯河产卵，而鳗鱼则恰好反其道而行，洄游入海产卵，较之于鸟类，其特征更明显。
任何河道本身即构成了一种资源丰富的营养槽，有着自己的泛滥平原、漫灌沼泽以及冲积扇。对于河滨的水生动植物来说，它们的繁殖和生长所依靠的并非河道，而是河道周期性对泛滥平原的入侵（如同洪水的脉冲）——如此一来，河滨地带对迁徙的候鸟就更有吸引力了。
所以说，假若某个族群定居在一处丰饶的湿地上，此地位于多种生态的交错地带，又赶上了一个气候宜人的历史阶段，同时还控制着猎物迁徙路径的交汇地区，当上述条件具备后，他们在冲积平原上的繁盛也就不在话下了。至于其他地方的先民定居生活，很多解释也都强调水生资源的重要性，认为这些资源创造出对先民生存最有利的环境条件。
但是，若只一味地强调沼泽和河流环境的资源极大丰富，也就忽视了海岸和沿河位置的另一种关键优势：运输。对于先民早期的定居，湿地很可能构成了一种必要条件，然而后来发展出的大型王国或贸易中心，则要依靠一个有利于水路贸易的区位选择。
较之于陆路的车载或驴驮，水路运输的优势怎么夸大都不为过。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曾颁行一道敕令，按照规定，一货车的小麦在运输50英里之后，价格应翻一倍。因为可以显著减少摩擦，水路运输就效能而言远非陆路所能及。以木材为例，在铁路或全天候道路出现之前，大量的原始资料都建议，一车木材若陆路运输距离超过15公里，在销售时就无利可图了——若是地势崎岖，能承受的路途就会更短。正是因此，虽然烧制木炭会平白消耗大量的木材，但木炭在运输上的便利也就决定了它的优势；以每单位重量和体积的热值来算，木炭远远高于生柴。在前现代的历史阶段，大宗的散装货物，诸如木材、金属矿石、盐、谷物、芦苇、陶器，进行长距离运输都是得不偿失的，除非是走水路。
在这一方面，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冲积平原也是得天独厚的。每年都有长达半年之久，这里是一片水乡泽国，利用芦苇船进行运输是很便利的，再加上湿地人口居住在下游，他们必需的许多物质材料就可以从上游产地顺流而下。我们千万不可以想当然，就认为这些早期的定居村落不过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所消耗的仅限于自家出产的东西。进而言之，即便是他们靠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也并非与世隔绝的——也会跨越相当的距离，进行黑曜石和某些名牌产品的交易。在南部冲积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水路贸易的便利扩张了以物易物的交换，其范围之广，搁在内陆环境里是压根不可想象的。
湿地成为盲区
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视而不见，近乎全然忽略了早期定居村落和早期市镇化的湿地起源呢？当然，一部分可归因于老旧的文明叙述，认为文明源自旱地的灌溉，基于论者眼下所看到的当代地貌景观，这一叙述倒是严丝合缝的。
《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第一季（1960）画面。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历史目光的短视还有更大的语境，也即在文明和主要谷物种类（如小麦、大麦、稻米、玉米）之间近乎无法切割的联系。在这种文明论的视域内，低地、沼泽、湿地一般被视为文明的反面——这个区域是难以驯服的自然，无法涉足的荒野，也是危及健康和安全的禁地。
当文明的光照耀至沼泽湿地时，首要的工作就是把水排出去，把沼泽改造为规整的、可生产谷物的粮田和村庄。旱地的文明初步是灌溉；而沼泽的文明初步则是排水；但无论给水还是排水，目标都是辟出新的可耕土地。霍尔曾如此描述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在文明开始动手排水或挖渠之前，南巴比伦的冲积扇都处在一片混沌中，一半是水面，一半是地面。
《上帝也疯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 1980）剧照。
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文明的工作，更确切说是国家的工作，即在于消灭泥泞，取而代之以更纯粹的成分：地面和水面。无论在古代中国、荷兰、英格兰的沼泽地带，还是最终由墨索里尼征服的蓬蒂内沼泽，又或者由萨达姆排干的伊拉克南部残余沼泽，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的努力——通过对地貌景观的重新设计，将不可统治的湿地变为可征税的粮田。
还有一点值得顺带一提，湿地资源如此关键的作用，并非只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案例中被我们忽略了。
耶利哥是尼罗河下游最早期的定居点，在此附近的早期定居社群，就是靠湿地资源为生，即便偶有谷物种植，充其量不过是锦上添花。中国的杭州湾地带大致也是如此，这里是新石器早期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它位于中国东部沿海水资源最丰沛的区域，出现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此处生长未经驯化的野稻，也是一种水生植物。而早期印度河流域的定居点，比如哈拉帕和哈利奔猜，也非常符合这一描述，而在东南亚地区，和平文化时期的大多数重要遗址亦复如此。甚至海拔更高的古代定居遗址，诸如墨西哥城附近的特奥蒂瓦坎或者秘鲁的的的喀喀湖，也都坐落在宽广的湿地上，因位于多种生态环境的交界地带，家门口就能收获丰富的鱼类、鸟类、贝类和小型哺乳动物。
《疯狂原始人》（The Croods 2013）画面。
定居群落的湿地起源论之所以仍然较少为人所知，还有其他原因，在此略述之。毕竟，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基本上是口传文化，它们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可供我们查询。通常，他们的建筑往往使用易腐烂的材料，诸如芦苇、莎草、竹子、木材、藤条，这就进一步导致了这些文化的默默无闻。即便是某些后起的小型社会，虽然我们能从有文字的邻国文献中略知一二，但仍无法绘制出它们确切的时空坐标，比如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因为它们的遗存早已被时间遗忘，埋藏在地底，或者被流水冲刷干净。
关于湿地社会被埋藏在历史中，我所给出的最后一个原因带有更多臆测的成分：湿地社会的环境使得它们始终抗拒集中化以及从上而下的控制。聚集于湿地，它们社会的基础大致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财产资源——野外生长的植物、动物和水生生物，整个社群都有权利去取用。
在这样的社会里，并不存在某一种主导性的资源，可以由某个中心去垄断或控制，继而轻易地征收赋税。在这些区域内，生存是多姿多彩的，且千变万化，其底色就是杂多的节奏，因此不可能由某个中心进行任何简单化的核算。湿地社会有别于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早期国家，这里不存在任何权威，可以垄断并分配耕地、粮食和灌溉用水。也正是因此，在此类社群中，几乎找不到社会分层的证据（通常可由墓葬品的丰俭加以区分）。
在这样的地区可能会孕育出某种文化，但指望着此类相对平等聚落内的复杂社群有朝一日能变为强大的酋邦或王国，甚至是王朝，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要成为一个国家，即便只是雏形初现的小邦国，也需要相对整齐划一的生存环境，相形之下，我们以上探视的湿地生态就过于斑斓复杂了。
原文/詹姆斯·C.斯科特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张婷
导语部分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