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孙虿
1924 年1 月，兰登·华尔纳雇佣的工人将位于莫高窟第328 窟主室西龛内南侧的初唐供养菩萨移出洞
近代历史上那几位赫赫有名的“非专业”军阀盗墓贼，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最有名的莫过于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但如果说影响之恶劣、行径之无耻，孙殿英恐怕还排不到第一位。原因很简单，孙殿英所盗者，虽为帝后陵墓，但时代晚近，所出文物固然价值不菲，但绝大多数在历史、文化和学术上并无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在这个败类榜单上，有另一个一定会名列前茅的人物，他就是党玉琨（又作党毓昆）。
党玉琨只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小军阀，在20世纪20年代军阀林立的中国，他不过是个三流的草头王。虽然在军阀这个行当里，他做的不算出色，但作为盗墓贼和文物贩子，他却意外地把这个副业做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为近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窃宝大盗之一。与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相比，党玉琨的盗墓行为在文化上的破坏力甚至更大，因为党玉琨盗掘的是3000年前的古墓群，盗取的是西周初年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群；而被他践踏的这片土地，有一个在考古学界极为响亮的名字——斗鸡台。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中国展馆中陈列着的飒露紫（左）和拳毛騧（右）。
斗鸡台为何如此重要？这要从考古学的基本学科原理讲起。中国的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有两大支柱：地层学和类型学。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阳高楼庄发现的“后岗三叠层”标志着中国考古地层学的诞生；1944年，苏秉琦先生整理完1934—1937年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发掘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瓦鬲的研究》，附于发掘报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最后。这篇《瓦鬲的研究》标志着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诞生。从此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基本学科原理搭建完成。
然而，斗鸡台的这次堪称伟大的考古发掘却是在此前数年党玉琨疯狂盗掘后留下的一片狼藉中进行的。
早在20世纪初，斗鸡台就出土了著名的青铜禁和所谓的“十三件”，也就是鼎、彝等十三件青铜器置于一件青铜禁之上，是极为罕见的大型青铜器组合，即“柉禁”。尤其是青铜禁，不仅体量很大，更是传世极少，故名气很大。“柉禁”出土后，斗鸡台地区陆续出土各种青铜器。党玉琨本身有一定的文物知识，与文物贩子也往来密切，对斗鸡台出土青铜器的状况应当是早有了解。最终决定盗掘斗鸡台，则是由于一位斗鸡台当地居民的唆使。此人名叫杨万胜，是斗鸡台一带的一位保长。
在得到杨万胜的建议后，党玉琨找来当地资深的文物贩子郑郁文进行询问，并数次亲自前往斗鸡台勘察和试掘，很轻易地挖出了一些陶器。有一定金石学知识的党玉琨判断，斗鸡台的地下一定有大量青铜重器。1927年春天，党玉琨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盗掘计划，并组建了一整套“挖宝”班子：部下军官任总指挥，手下钱庄经理为现场负责人，文物贩子组成顾问团，亲随卫士作为监工，总指挥部设在保长杨万胜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