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物形式，都是在与自然界抗争与共生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生存权。在我国境内人类活动伊始，也就是在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度低下的状况下，人类对于生存空间的要求，也只是能够遮风避雨，抵御猛兽侵袭。在那时，建筑仅仅是物质生活手段。随着生产力的缓慢提高及氏族文化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建筑开始成为社会思想观念的一种表现方式和物化形态。这样的变化，促进建筑技术和艺术向更高层次发展。由此开始，历经六、七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灿烂的中国建筑历史与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内蒙古大青山 在原始社会，建筑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从艰难地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逐步掌握了营建地面房屋的技术，创造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满足了最基本的居住和公共活动的要求。
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住所是天然岩洞。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居住的岩洞在北京、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发现，可见，这种大自然所天然赐予的洞穴是当时用作住所的一种较普遍的方式。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曾记载有巢居的传说，如《韩非子 五蠹》：“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孟子 滕文公》：“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因此推测，巢居是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而多虫蛇的地区采用过的一种原始居住方式。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一批原始社会公共建筑遗址被发现，如浙江余杭县瑶山和汇观山土筑祭坛，内蒙古大青山和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石砌方圆祭坛，辽西建平县境内的神庙等。这些发现，使人们对五千年前的神州大地上先民的建筑水平有了新的了解，他们为了表示对神的敬之心，开始创造出一种超常的建筑形式，从而出现了沿轴展开的多重空间组合和建筑装饰艺术，这是建筑史上的一次飞跃。从此建筑不仅具有了它的物质功能而且具有了精神意义，促进了建筑技术和艺术向更高层次发展。
穴居――寻找遮雨避寒的住所 《易 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大自然造化之功奇伟壮丽，雕凿出无数晶莹璀璨、奇异深幽的洞穴，展示了神秘的地下世界，也为人类在长期生存期间提供了最原始的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下，天然洞穴显然首先成为最宜居住的“家”。从早期人类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穴居遗址开始，原始人居住的天然岩洞在辽宁、贵州、广州、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发展，可见穴居是当时的主要居住方式，它满足了原始人对生存的最低要求。
进入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开始出现。但是在环境适宜的地区，穴居依然是当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过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渐多样，更加适合人类的活动。例如在黄河流域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土质均匀，含有石灰质，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点，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原始社会晚期，竖穴上覆盖草顶的穴居成为这一区域氏族部落广泛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同时，在黄土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的窑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广泛出现，其平面多为圆形，和一般竖穴式穴居并无差别。山西还发现了“低坑式”窑洞遗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横向挖出窑洞，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种窑洞。随着原始人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提高，穴居从竖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
穴居方式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定时期内，特定地理环境下的产物，对我们祖先的生存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鲜明的地方特色也构成了这样独特的人文景观。至今在黄土高原依然有人在使用这类生土建筑，这也说明了它对环境的极端适应 。
巢居――架构远离暑潮的乐园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曾记载有巢居的传说。如《韩非子 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 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与北方流行的穴居方式不同，南方湿热多雨的气候特点和多山密林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孕育出云贵、百越等南方民族“构木为巢”的居住模式。此时原始人尚未对这种“木构”建造有明确的意识，只不过是随钻木取火，劈砸石器等无意识条件反射而诞生的一种社会行为，严格地讲，这算不得建筑。《礼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缯巢"，可见“巢者与穴居”也非因地域而截然分开。
巢居在适应南方气候环境特点上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远离湿地，远离虫蛇野兽侵袭，有利于通风散热，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可以说“巢居”是我们祖先在适应环境上的又一创造。也正是原始社会的“巢居”、“穴居”在长期历史环境的变迁中，受社会、自然、文化等多种条件的制约与影响，才一段段将华夏建筑成一部璀璨的史诗。
真正建筑诞生 人类的发展有如文化的接力，农耕社会的到来，引导人们走出洞穴，走出丛林。人们可以用劳动创造生活，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开始了人工营造屋室的新阶段，并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秩序，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诞生了。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在仰韶、半坡、姜寨、河姆渡等考古发掘中均有居住遗址的发现。北方仰韶文化遗址多半为半地穴式，但后期的建筑已进展到地面建筑，并已有了分隔成几个房间的房屋。其总体布局有序, 颇能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的聚落特色。南方较潮湿地区，“巢居”已演进为初期的干阑式建筑。如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许多干阑建筑构件，甚至有较为精细的卯、启口等。龙山文化的住房遗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迹，出现了双室相联的套间式半穴居，平面成“吕“字型。套间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在建筑技术方面，开始广泛地在室内陆面上涂抹光洁坚硬的白灰面层，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洁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白灰墙面上刻画的图案，这是我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装饰。
总之，当原始人真正走出洞穴，走出丛林，开始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生活时，也就开始了有目的的人工建造屋室的活动。人们可以按照自己及社会关系的需要建构自己的建筑与村落，同时，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后，精神需要越发成为左右建筑的重要因素。真正意义的建筑诞生了。
华夏建筑文化之源―河母渡的干阑木构 提到建筑文化之源，不能不说一下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建筑特征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支配下形成的。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地质、地貌、气候、水文条件变化很大，各民族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各不相同，因而形成许多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古代社会的发展迟缓和交通闭塞，又使这些特色得以长期保留下来。典型如：南方气候炎热而潮湿的山区有架空的竹、木建筑一干阑；北方游牧民族有便于迁徙的轻木骨架覆以毛毡的毡包式居室；新疆维吾尔族居住的干旱少雨地区有土墙平顶或土墙拱顶的房屋，清真寺则用弯顶。黄河中上游利用黄土断崖挖出横穴作居室，称之为窑洞；东北与西南大森林中有利用原木垒成墙体的“井干”式建筑。以上这些建筑均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形象特质，但是它们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条件、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形态，不具有普遍性，没有代表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而建筑既然有其多样性，同时也必有某种主流类型的存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木构架承重建筑，这种建筑广泛分布于各民族地区，是中国使用面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建筑类型，具有普遍意义。它的产生、发展、变化贯穿整个古代建筑的发展过程，也是我国古代建筑成就的主要代表。 既然木构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将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干阑木构誉为华夏建筑文化之源。它距今约六、七千年，是我国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一个实例。已发掘部分是长约23米、进深约8米的木构架建筑遗址，推测是一座长条形的、体量相当大的干阑式建筑。木构件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带有榫卯，有的构件还有多处榫卯。可以说，河姆渡的干阑木构已初具木构架建筑的雏形，体现了木构建筑之初的技术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代表意义。
氏族公社生活复原――半坡村的桃源故事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吕氏春秋?恃君览》）。这便是古人对原始母系社会初期情况的描述。
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人开始沿江河湖沼经营定居生活。按照氏族血缘关系，以氏族为单位，组织聚居形成一个“聚”，集合着若干近亲氏族组成的一个部落。换言之，当时部落是包括从一个始祖母所生的若干代近亲所构成的一个紧密团结的血缘集团。黄河流城仰韶文化母系氏族遗迹分布于北方的广大区域，而西安半坡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半坡母系氏族部落聚落遗址位于西安城东六公里，呈南北略长，东西较窄的不规则圆形。整个聚落实由三个不同的分区所组成，即居住区、氏族公墓区及陶窑区。居住用房和大部分经济性房屋，集中分布在聚落的中心，构成整个布局的重心，一居住区。围绕居住区有一条深、宽各为5―6米的壕沟，以之为聚落的防护设施。沟外为氏族公墓区及陶窑区。
居住区内居住建筑有平面圆形和方形两种。就建筑风格及构造方式而言，又可分为半穴居式和地面木架建筑式。 半坡遗址是一个氏族部落的聚落所在。居住区是以氏族集结的小区为基础，“大房子”作为中心来组织的，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氏族部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部落的会议、宗教活动等也在此举行。“大房子”与所处的广场，便成了整个居住区规划结构的核心。再结合对墓葬区、陶窑区布局分析，可以看出半坡氏族聚落无论其总体，还是分区，其布局都是有一定章法的，这种章法正是原始社会人们按照当时社会生产与社会意识的要求经营聚落生活的规划概念的反映。其建筑形式也体现着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发展过程。
古建筑的发展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夏、商、周及春秋时期，是建筑发展的一次飞跃，灿烂的青铜文化为木构技术及板筑技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尤其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经济更为繁荣，人口日密，战争较多。实行了分封制度后，筑城和宫室的制度日趋完善。《周礼?冬宫?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在陕西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西周已有型制完整的四合院型的居室，当时有标准化的居住制度和等级秩序，中原建筑型制已发展得较为成熟，初期生产性的园囿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观赏性的园林。 自公元前476年战国时期至南北朝末期约一千余年，木构架体系已基本形成，直棂窗、人字拱等已广泛使用，建筑型制上出现了庑殿、悬山、折线式歇山、攒尖、囤顶等五种基本形式。这期间秦汉的大一统为不同地域建筑交流提供了条件，魏晋南北朝同西域的频繁交往以及佛教传入又对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时园林建筑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敦煌、云岗、龙门、天龙山、响堂山、西霞山等佛寺实质上成了全民性的大园林及游乐区；同时，对宅第绿化也很注意，汉代王莽时曾下令“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市”。
青铜发明――商代建筑技术显著提高 公元前16世纪建立的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大发展时期，商朝的统治以河南中部黄河两岸为中心，东至大海，西抵陕西，南抵湖北、安徽，北达河北、山西、辽宁。在商朝，我国开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已发现的记载当时史实的商朝甲古卜辞已有10余万片。大量的商朝青铜礼器、生活用具、兵器和生产工具，反映了青铜工艺已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手工业专业化分工已很明显。手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以及大量奴隶劳动的集中，使建筑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83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东五六公里处的尸沟乡发现了一座早商城址，由宫城、内城、外城组成。宫城位于内城南北轴线上，外城则是后来扩建的。宫城中已发掘的宫殿遗址上下叠压三层，都是庭院式建筑，其中主殿长达90米，是迄今所知最宏大的早商单体建筑遗址。
商朝后期迁都于殷，它不仅是商王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当时的经济中心。遗址范围约30平方公里，中部紧靠洹水，曲折处为宫殿，西面南面有制骨、冶铜作坊区，北面东面有墓葬区。居民则散布在西南、东南及洹水以东地段。宫殿区东面、北面临洹水，西、南两面有壕沟作防御。遗址本体分为北、中、南三区。北区为王室居住区，中区为商王朝庭、宗庙部分，南区为祭祀场所。中、南二区房基下均有殉葬奴隶，反映了奴隶主的残暴。而宫室周围的奴隶住房，则仍是长方形与圆形的穴居。
合院鼻祖――陕西歧山凤雏村西周遗址 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以周公营洛邑为代表，建立了一系列奴隶主实行政治、军事统治的城市。根据宗法分封制度，奴隶主内部规定了严格的等级。但随着奴隶制的急剧崩溃，这种建城制度也跟着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战国时期大量新兴城市。 西周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址当属陕西歧山凤雏村的早周遗址。它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前堂与后堂之间有廊联结。门、堂、室的两侧为通长的厢房，将庭院围成封闭空间。院落四周有檐廊环绕。房屋基址下设有排水陶管和卵石叠筑的暗沟，以排除院内雨水。屋顶采用瓦（瓦的发明是西周在建筑上的突出成就）。这组建筑的规模并不大，却是我国以知最早、最严整的四合院实例。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的平面布局及空间组合的本质与后世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北方流行四合院建筑并无不同。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悠久，另一方面似乎也说明了当时封建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建筑组合的变化体现着当时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变化。
高台美榭――春秋宫室极奢尽华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由于铁器和耕牛的使用，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高。贵族们的私田大量出现，随之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应发展，相传著名木匠公输般（鲁班），就是在春秋时期涌现的匠师。春秋时期，建筑上的重要发展是瓦的普遍使用、砖的应用和作为诸侯宫室用的高台建筑（或称台榭）的出现。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于政治、军事统治和生活享乐的需要，建造了大量高台宫室，（一般是在城内夯筑高数米至十多米的土台若干座，上面建殿堂屋宇）。如侯马晋故都新田遗址中的土台，面积为75米*75米，高7米多，高台上的木构架建筑已不存在。随着诸侯日益追求宫室华丽，建筑装饰与色彩也更为发展，如《论语》描述的“山节藻 ”（斗上画山，梁上短柱画藻文），《左传》记载鲁庄公丹楹（红柱）刻镯、刻橼，就是明证。
近年对春秋时期秦国都城雍城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雍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每边约长3200米，宫殿与宗庙位于城中偏西。其中一座宗庙遗址是由门、堂组成的四合院，中庭地面下有许多密集排列的牺牲坑，是祭祀性建筑的识别标帜。
斧锯锥凿――战国铁器风流渐现齐都临淄遗址 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前221年），地主阶级在许多诸侯国内相继夺取政权，宣告了奴隶时代的结束。战国时，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那时手工业发展，城市繁荣，规模日益扩大，出现了一个城市建设高潮，如齐的临淄、赵的邯郸，魏的大梁，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又是诸侯统治的据点。据记载，当时临淄居民达到七万户，街道上车轴相击，人肩相摩，热闹非凡（《史记 苏秦传》）。根据考古发掘得知，战国时齐都临淄城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大城内散布着冶铁、铸铁、制骨等作坊以及纵横的街道。大城西南有小城，其中夯土台高达14米，周围也有作坊多处。
农业和手工业进步的同时，建筑技术也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是铁制工具――斧、锯、锥、凿等的应用，促使木架建筑施工质量和结构技术大为提高。筒瓦和板瓦在宫殿建筑上广泛应用，并有在瓦上涂上朱色的做法。装修用的砖也出现了。尤其突出的是在地下所筑墓室中，用长1米，宽约三、四十厘米的大块空心砖作墓壁与墓底，墓顶仍用木料作盖。可见当时制砖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秦陵汉墓――砖石遗址至今犹存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前221年），大力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统一法令，统一货币与度量衡，统一文字，修驰道通达全国，并筑长城以御匈奴。这些措施对巩固国家政权起了一定作用。而由于国家统一，便可以集全国之人力物力与六国成就，在咸阳修筑都城、宫殿、陵墓。历史上著名的阿房宫、骊山陵、至今遗迹犹存。
阿房宫遗址和骊山陵目前尚未发掘，但其遗直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近年来秦始皇陵墓东侧发现了大规模的兵马俑队列埋坑，而阿房宫则留下了巨大的夯土台。
整个汉代（前206―公元220年）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建筑产生显著进步，形成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又一个繁荣期。它的突出表现是木架建筑渐趋成熟，砖石建筑和拱券结构有了很大发展。而砖石建筑利于保存的特点，使许多遗址存在至今。
战国时创造的大块空心砖，出现在河南一带的西汉墓中。在洛阳等地还发现用条砖与楔形砖砌拱作墓室，甚至以企口砖加强拱的整体性。我国的石建筑主要是在两汉――尤其是东汉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贵族官僚们除了用砖拱做规模巨大的墓室外，还在岩石上开岩墓，或利用石材砌筑梁板式墓或拱券式墓。其中山东沂南石墓，系梁、柱和板构成，后面有精美雕刻，是我国古代石墓中有代表性的一例。至于地面的石建筑，主要也是贵族、官僚的墓阙、墓祠、墓表及石兽、石碑的遗物。
塔窟苑囿――魏晋南北朝建筑崇尚佛教 从东汉末年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不稳定、战争破坏严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一个阶段。在这300多年间，社会生产的发展比较缓慢，在建筑上也不及两汉期间有那样多生动的创造和革新。但是，由于佛教的传入引起了佛教建筑的发展，高层佛塔出现了，并带来了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绘画艺术，不仅使我国的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建筑艺术，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圆淳。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在东汉初就已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统治阶级予以大力提倡，兴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塔和石窟。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500所，僧尼10万多人。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大崇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今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岗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
中国的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入内陆，初期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而后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的庭院式木架建筑使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
佛塔是为埋藏舍利，供佛徒绕塔礼拜而作，具有圣墓性质。传到中国后，将其缩小成塔刹，和中国东汉已有的各层木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除木塔外，还发现有石塔和砖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窟洞型佛寺。自印度传入佛教后，开凿石窟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公元366年。以后各地石窟相继出现，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中所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我国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其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古代建筑体系 自公元589年隋统一南北朝至明初约600年时间，建筑在形制艺术上更趋成熟，在施工技术和组织管理上也益加严密完善。
唐代的繁盛使各族文化融合而予以统一，居住制度更为完备。
北宋有了我国第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及技术经验总结的完整巨著《营造法式》，主要记录官家大式、大木等做法、系统反映出官式建筑的发展水平。礼制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宋史舆服志》）”
总之，隋、唐至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时期。无论在城市建设、木架建筑、砖石建筑、建筑装饰、设计和施工技术方面都有巨大发展。
隋：统一后的城市建设隋唐洛阳城平面想象图 隋朝（581~618）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战乱和南北分裂的局面，为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由于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穷兵黩武，隋朝很快就灭亡了。建筑上主要是兴建都城――大兴城和东都洛阳城，以及大规模的宫殿和苑囿，并开凿南北大运河、修长城等。大兴城是隋文帝时所建，洛阳城是隋炀帝时所建，这两座城均被唐朝所继承，进一步充实发展为东西二京，也是我国古代宏伟、严整的方格网道路系统城市规划的范例。其中大兴城又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城市。赵州桥
隋代留下的建筑物有著名的河北赵县安济桥（又称赵州桥）。它是世界最早出现的敞肩拱桥（或称空腹拱桥），大拱由28道石券并列而成，跨度达37米。这种空腹拱桥不仅可减轻桥的自重，而且能减少山洪对桥身的冲击力，在技术上、在造型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瑰宝。负责建造此桥的匠人是李春。除石桥外，还有大业七年所建的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
近年在陕西麟游县发掘的仁寿宫是隋文帝命宇文恺等人修建的一座离宫，唐太宗时改建为九成宫。此宫位于海拔1100米的山谷中，四面青山环绕，绿水穿流，风景极佳，夏季凉爽，是隋文帝、唐太宗等喜爱的避暑胜地。建筑物依山傍水，错落有致、纯属山地园林格局，表现出园林建筑特有的风貌。
唐：庄重宏伟的泱泱大国 唐朝（618~907年）前期百余年全国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到唐中叶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极盛时期（图4-2-A）。虽“安史之乱”后开始衰落，但终唐之世，仍不愧为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建筑技术和艺术也有巨大发展和提高，主要特点有：唐长安 第一：规模宏大，规划严整。唐都城长安原是隋代规划兴建的，但唐继承后又加扩充，使之成为当时世界最宏大繁荣的城市。长安城的规划是我国古代都城中最为严整的（另详城市建设篇），它甚至影响到渤海国东京城，日本平成京（今奈良市）和后来的平安京（今京都市）。唐长安大明宫规模也很大，遗址范围即相当于清明故宫紫禁城总面积3倍多。其他府城、衙署等建筑的宏敞宽广，也为任何封建朝代所不及。
第二：建筑群处理愈趋成熟。隋唐时，不仅加强了城市总体规划，宫殿、陵墓等建筑也加强了突出主体建筑的空间组合，强调了纵轴方向的陪衬手法。这种手法正是明清宫殿、陵墓布局的渊源所自。
第三：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大明宫麟德殿，面积5000平米，采用了面阔11间进深17间的柱网布置。定型化反映了施工管理水平的进步，加速了施工速度，对建筑设计也有促进作用。
第四：设计与施工水平的提高。掌握设计与施工的技术人员“都料”，专业技术熟练，专门从事公私房设计与现场指挥，并以此为生。
第五：砖石建筑有进一步发展。主要是佛塔采用砖石者增多。目前我国保留下来的唐塔均为砖石塔。
第六：建筑艺术加工的真实和成熟。唐代建筑风格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又开朗。现存木建筑物质反映了唐代建筑艺术加工和结构的统一，斗拱的结构、柱子的形象、梁的加工等都令人感到构件本身受力状态与形象之间内在的联系，达到了力与美的统一。而色调简洁明快，屋顶舒展平远，门窗朴实无华，给人庄重，大方的印象，这是在宋、元、明、清建筑上不易找到的特色。
宋：纤巧秀丽的商业都市 北宋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我国古代史上较为衰落的朝代。但在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发展，科学技术有很大进步，产生了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和火器等伟大创造。南宋时，中原人口大量南移，南方手工业、商业发展起来。由于两宋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使建筑水平也达到了新高度，具体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城市结构和布局起了根本变化。唐以前封建都城实行夜禁和里坊制度，但日益发展的手工业和商业必然要求突破这种封建统治的桎梏。到了宋期，都城汴梁已完全是一座商业城市的面貌了。城市消防、交通运输、商店、桥梁等有了新发展。
第二：木架建筑采用了古典的模数制。北宋时政府颁布的《营造法式》，是第一个用文字确定下来的政府颁布令。
第三：建筑组合方面，在总平面上加强了进深方向的空间层次，以便衬托出主体建筑。
第四：建筑装修与色彩有很大发展。这和宋代手工业水平的提高及统治阶级追求豪华绚丽是分不开的。宋代建筑从外貌到室内，都和唐代有显著不同，这和装修的变化是有密切关联的。
第五：砖石建筑的水平达到新的高度。这时的砖石建筑主要仍是佛塔，其次是桥梁。宋塔绝大多数是砖石塔，石塔数量也很多。这些砖石建筑反映了当时砖石加工与施工技术所达到的水平。 第六：园林兴盛。北宋、南宋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统治阶级对人民横征暴敛，生活奢靡，建造了大量宫殿园林。这种园林的兴盛，正是统治阶级政治没落的一种表现。
元：简化粗糙的寺庙建筑 蒙古贵族统治者建立了一个疆域广大的军事帝国。这来自落后的游牧民族的统治，使两宋以来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遭到极大摧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明显的阻碍作用，建筑发展也处于凋敝状态，直到元世祖忽必烈采取鼓励农桑政策，社会生产力才逐渐恢复。忽必烈时，在金中都北侧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并由于统治者崇信宗教，使宗教建筑异常兴盛。尤其是藏传佛教得到元朝提倡后，不仅在西藏发展，内陆也出现了喇嘛教寺院。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就是都城内一座喇嘛塔，系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建造的。木架建筑方面，仍是继承宋、金传统，但在规模与质量上都逊于两宋，尤在北方地区，一般寺庙建筑加工粗糙，用料草率，常用弯曲木料作梁架构件，许多构件被简化了。这都反映了社会经济凋零和木材短缺而不得不采用种种节约措施。
山西永济县永乐宫是当时一座重要道观，现存中轴线上一组建筑全为元代遗物，正殿三清殿大木做法规整，较多的保存了宋代建筑传统。永乐宫三座殿内都有壁画，艺术水平很高，是我国元代壁画的典范
古建筑的演进 自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至1840年鸦片战争近200年的时间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建筑上进一步发展了木构架艺术技术，装修陈设上也留下许多砖石、琉璃、硬木等的不朽之作。建筑类型得到进一步分化，并留下了大量可供参考的建筑实体。
自1840年至解放前的近代建筑时期，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国人大量接受西方文化，部分建筑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形象，园林里也常有西洋门面、西洋栏杆、西番花样等，成为我国建筑演进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因袭与进步―明清建材、装修、园林设计、建筑群体渐趋成熟。 明朝（1368―1644年）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族地地主阶级政权。明初采用各种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十分繁荣。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建筑也有了进步，主要表现为：
第一：砖已普遍用于民居砌墙。砖墙的普及又为硬山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琉璃面砖、琉璃瓦的质量提高，色彩更丰富应用面更加广泛。
第三：木结构方面，经过元代的简化，到明代形成了新的定型的木构架：斗拱的结构作用减少，梁柱构架的整体性加强，构件卷杀减化。因此，明代官式建筑形成一种与前不同的特色，形象较为严谨稳重，但不及唐宋的舒展开朗。
第四：建筑群的布置更为成熟。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环境来形成陵墓肃穆气氛的杰出实例。
第五：官僚地主私园发达。尤其江南一带为盛。
第六：官式建筑的装修、彩画、装饰日趋定型化。明代的家具也闻名世界。另外，风水术在明代已达极盛期，这一中国建筑史上特有的古代文化现象，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从1840年前的清朝来看，建筑上大体是因袭明代传统，但在下列几方面有所发展：
第七：供统治者享乐的园林达到了极盛期。
第八：藏传佛教建筑兴盛。这些佛寺造型多样，打破了我国佛寺传统单一的程式化处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是清代建筑中难得的上品。
第九：住宅建筑百花齐放，丰富多彩。
第十：简化单体设计，提高群体与装修设计水平。在清代建筑群实例中，群体布置已达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园囿建筑，在结合地形、空间处理、造型变化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
第十一：建筑技艺仍有所创新。如水湿压弯法加工木料技术，玻璃的引进使用及砖石建筑的进步等。
包容与吸收―清末民国时期外来文化对中国建筑发展的影响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建筑转入近代时期，开始了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进程。但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在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走过的道路是扭曲的。 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是被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和鸦片冲开的。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外来的、诱发中国启动现代化的冲击要素是以侵略的方式撞击的。租界的设立、通商口岸的开辟、港湾租借地、铁路附属地的圈占，都是通过不平等条条约来实施的。这些城市或地区，作为中国控化的前沿和聚点，引发其城市转型、建筑转型的外来因素，很大程度上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活动息息相关。在近代化过程中搅拌着殖民化。因此近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自然深深受制于这种二元结构的影响，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型。主要体现现在没有取得全方位的现代化转型，明显呈现出新旧两大建筑体系并存的局面。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近代新建筑的发展时期。由殖民输入的建筑及散布城乡的教会建筑发展为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的主要类型大体齐备，相关建筑工业体系初步建立。大量早期留洋学习建筑的中国学生回国，带来了西方现代建筑思想，创办了最早的中国人的建筑事务所及建筑教育。表现在建筑创作上，欧洲新建筑运动及当时流行的“装饰艺术”风格体现在许多城市的建筑中。刚刚登上设计舞台的中国建筑师，一方面探索着西方建筑与中国固有形式的结合，试图在中西建筑文化有效碰撞中寻找合宜的融合点，另方面又面临着走向现代主义的时代挑战，要求中国建筑师紧跟先进的建筑潮流。
总之，处于现代转型初始期的中国建筑,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中西交汇、新旧接替的过渡时期。既有新城区、新建筑紧锣密鼓的快速转型，又有旧乡土建筑依然故我的推迟转型；既交织着中西建筑的文化碰撞，也经历了近、现代建筑的历史搭接。它所关联的时空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大部分近代建筑还遗留至今，成为今天城市建筑的重要构成。并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建筑活动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