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瑞晓的回答：
朱学勤：给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答复 尊敬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 感谢贵会年1月28日转来方是民先生来信，同时感谢方先生以实名举报的方式提出批评，这一方式是年7月13日以来，我个人始终盼望的。指控方以实名方式举报，不仅体现其本身负责任的态度，也予对方以平等回应的机会，双方平等商榷，是学术进步的基础，也是方先生学术打假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础，请委员会转达我的这一诚挚谢意。 方先生信中指涉的四点内容，我在1月26日答新京报记者采访中已经说明，这是去年7、8月间即已出现的网文指控，此类网文在某些曾反复出现，我在年8月13日致贵会陈述词中曾逐一反驳。委员会在长达5个多月调查之后所作结论，亦回答了这些质疑。这些内容在方先生笔下再次出现，已经过滤了非理性谩骂，人身攻击已被删去，故而我尊重方先生这样的质疑者，并乐于与其平等讨论。现应贵会要求，对方先生来信所指四点，说明如下-- 一，“大量的低级翻译错误，表明他并不具有阅读英文学术著作的能力，更表明这是一本不合格的博士论文，据此应该撤销其博士学位。” 首先应该承认，我的英文能力来自后期封锁年代的闭门自学，缺乏年青一代的童子功，此后虽努力提高，至今不如人意。在8月13日递交委员会之陈述中，最后一段说，“此事发生前已有出版社，欲将拙著重新配图编辑，发行第三版。在校勘过程中，我已发现一些必须修订的地方，这些错误虽与抄袭、剽窃无关，但我已准备在第三版序言中对读者致歉。”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请外文专家逐一核对，最后结论也对拙著提出批评，“存在一些翻译错误或不确切处”。对此批评，我在第一时间即表示感谢。1月26日答记者问，我也向此前第一版、第二版读者公开致歉，并表示将在接下来的第三版校勘中逐一订正。 方先生来信认定全书有15处翻译错误，我也持欢迎态度，并欢迎更多读者提出更多批评。但是否如来信所言，“并不具有阅读英文学术著作的能力，据此应该撤销其博士学位”，则无须我费词多言。我之入学、在学、毕业有多种档案记录，答辩前有一外、二外学位课程考试评语，答辩后有专家对我外语翻译能力的评审意见，所有这些皆存复旦研究生院，委员会调查期间也查阅过相关记录，自有公允结论。 二，“《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附录抄袭美国学者《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中译本（杨小刚译）。” 方先生针对委员会结论提出质疑，全文分节转录如下： 1，“即使是为别人著作写序，在序中照抄其内容而不注明，让人误以为是其本人的观点、文字，这同样是抄袭。何况朱学勤还把《姊妹革命》中相关部分的注释也一一照抄过去，让读者误以为是朱学勤自己阅读这些原始资料后所写，更说明其刻意抄袭。” 这一说法在逻辑上似欠周延？前一句说“照抄其内容而不注明”，后一句说“把相关部分的注释也一一照抄过去”，这是两个相互排斥的事实判断，不能同时成立。颇为费解的是，方先生以此矛盾陈述，推出一个他自己不认为矛盾的标准--“照抄其内容而不注明”是抄袭，“将相关部分的注释一一照抄过去”还是“抄袭”，而且是“刻意抄袭”。按照这一逻辑，“注”是抄袭，“不注”还是“抄袭”，是否可能成为新“22条军规”，让人无所适从？ 2，“更何况这是作为附录收入博士论文，已不具有序的性质，以序的特殊性为其辩护更无法成立”。 一个十分明显的基本事实，方先生大概忽略了：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年通过，为杨小刚译著作序发表在年，两者相差11年，后者怎么能“收入”前者？11年后，博士论文早已脱离学位论文格式，年经修订增补改写成学术专著出版，年发行第二版，我将这篇发表过的“序言”附录于书后，并在《跋》中特意说明，这是对此前读者一个交待，交待我思索此问题的新近发展。这在学术著作修订再版时是很常见的通例，怎么会变成“收入博士论文，已不具有序的性质”？ 所谓“以序的特殊性为其辩护”，是指复旦结论的这一段文字： “杨小刚于年8月8日证明，朱学勤《阳光与闪电》一文系为其所译《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一书所作序言，而此书的翻译即出于朱学勤的推荐。他认为，序言本应与该书一起出版，引用该书部分内容而未予注明实属正常。以后朱学勤的序言因故未能为该书采用，故单独发表于《万象》，后又作为附录收入朱文。对此，朱学勤在朱文的《跋》中已作说明。在此序未与原书一起发表的情况下，朱学勤未核对原书，并做出相应的说明或注释，确系学术上不够严谨，但不能据此断言他抄袭原书。” 可以向方先生说明的是，早在8月13日呈递委员会的陈述词中，我已提供此篇序言的写作背景、发表过程、相关证人，以及为何不能与译著同时出版的敏感原因；并说明《姊妹革命》是《不死鸟》西学译丛中的一本，作为丛书主编，在选定原著入围前必须通读，在此基础上才能判断此书是否有翻译价值并向出版社行文，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为译者作序；此外，陈述词还说明学术界序言写作的文体通例，序与所序通常出现于同一本书中，序言所引内容不必一一下注。但委员会还是批评我“未核对原书，并作出相应的说明与注释，确系学术上不够严谨”。这样的结语怎么是“为其辩护”呢？相反，是以事实为准绳，结论从严，批评也从严。尽管我对此节曾提出修改要求，但委员会驳回要求，坚持原议。作为主动申请调查的“被告”，我必须遵守程序至上，服从这一批评，事实上也接受了这一批评。 三，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第5章第3节，第7章第2、5节，第8章第1、4、5节，共多字，基本上逐段摘译自Blum一书。在这些部分朱文共有51处注释，仅在个别地方（14处）注明引自Blum，大部分地方未注明引自Blum，而是注原始资料，让人以为是朱本人阅读原始资料的结果。 “贵委员会的调查结论称‘朱文的确存在一些注释不规范（如漏注、误注、将间接引文注为直接引文等）之处。但朱文在《序》中已经对国内外相关的学术史作了概述，对前人的贡献与已有结论基本都有说明。在第一章开头就注明了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一书，全书同样的注释有十多处，失注的部分属一般性叙述。’ 贵委员会似乎认为对‘一般性叙述’不存在抄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一般性叙述如果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作者自己特有的归纳，或者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作者用独特的文字进行表述，那么照抄别人的‘一般性叙述’而不注明，同样是抄袭。” 方先生上述指控内容（不含最后一段），我在8月13日的陈述中已有详细回应。现为回应方先生，可以再次说明： 1，历史学的学科特点，须大量引用前人已有之叙述，所谓“无一字无出处”，而世界史离开西文或其它语种的史料、史叙翻译，则寸步难行。翻译作品与史学作品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必须有作者自己的观点、框架与思想，贯穿始终。Blum一书是我在序言、内文、基本史料、人名索引中反复注明的引用文献之一，根据我提供的这些线索，现在的读者很容易找到Blum原书（如网文及方先生信中提示的链接）。如果仅仅根据网文所列18，字摘译，而且集中在那几章，似乎数量惊人，但严肃的读者只要翻开拙著，即会发现全书20万多字还有更多摘译，甚至全译西语史料的地方，不足为奇。如第一章“思想的入口”第一节，全译18世纪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日内瓦”条目，连续8页不间断，也是长达字甚至更多，因来源单一，仅落注2处。当初论文写成，评审委员会及答辩委员会共有十几位行内专家，经评审、答辩两道关口，有专家对我思想观点提出异议，但无一人认为摘译、全译西文史料是抄袭，反而因为这是汉语学界第一次译出18世纪《百科全书》相关条目，给予肯定。现因这一史料来源冷僻，网上攻击者无处寻觅，放过了这一章节。我今以此为例，不妨干脆点明，主动“爆料”，此处更为“严重”，更有“抄袭”嫌疑，恶意者尽可攻击，善意者或当莞尔，更理解这是世界史研究之通例？ 2，关于征引Blum，方先生此次来信，相比7、8月网文及某报报道，有很大进步，不再使用“缩水”、“拷贝”、“大量使用Blum材料，却并未加以注明”这些背离事实、耸人听闻的说法。但他使用的材料，却还是那些网文中已经提供的内容。对这些内容的反驳，最好的证据还是事实： A，开卷第一页，即有Blum引注（P1注2）。至全书结束，涉及此书引注共24处。 B，书后附录“外文专著，论文参考文献”，再次开列Blum此书，按姓氏字母排序，位列第二页第四行（P）。 C，方先生所列各节，恰是落注Blum密集处，占全书相关比例60%。每一节凡有关Blum者，皆落有注，最为密集的地方几达一页一注。方先生统计这里共有51处文献注释，14处引自Blum，这是实事求是的，谨此致以诚挚谢意。但方先生又说这14处引自Blum是“个别”的，则未免武断，似应坚持实事求是？全书注Blum者有60%落于此处，这60%又占全部文献注释27%，平均每个字即有1个Blum注，还能说是“个别”吗？ 其实，有助于学术进步的商榷之处是在于另外两个问题。一是间接引语是否可转为直接引语？二是一般叙述与特殊出处该如何区分？ 前一问题牵涉史学面对第二手史料如何落引。就我有限阅历，通常是两种做法，既可落转引，也可在核对第一手史料后，落原文出处。第二种做法较烦难，但能给后继研究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我在复旦学习期间即接受过这一训练，现在指导自己的学生也时常提出这一要求。以Blum引法文版《罗伯斯比尔全集》为例，我据转引所示，查核原文，标明Blum转引出处：《罗伯斯比尔全集》第10卷第-、、、、-页，即出于这一考虑。《罗伯斯比尔全集》本来就是是拙著三大基本史料之一，附录有注明，这样的做法并不过分。但也无可否认，确有人不去核对原始史料，却又将间接引语注为直接引语。委员会有鉴于此，对全书引注处理经调查取证，既有肯定，又有批评从严之警诫。对这样的结语，我并未抗辩，虚心接受。 后一问题牵涉史学前述特性，史学离不开前人著述。引用前人又分两种：首出史料、独家论说、或有歧见，必须下注；一般叙述，业内熟知亦无歧见，则不必下注。当注而不注，可控“剽窃”或“抄袭”，可不注而注，则谓“蛇足”或“误注”。这一区分在史学界内部可谓常规，前辈耳提面命，后辈代代相因，至今无疑。问题在于两种情况并不是截然分明，何为“一般叙述”，何为非“一般叙述”？中间存有模糊地带，有一定的主观弹性，所谓见仁见智。究竟抄袭与否，最后判断还要看该书该作者征引该文献的综合情况。另外，有些史实业内人认为属“一般性叙述”，不必下注，但其他学科读者则认为不是“一般性叙述”，必须下注，即使发生这样的争论也很正常，平等商榷，耐心解释就是了。以本案争议为例，拙著引Blum下注24处，书前综述Blum学术贡献，书后附录Blum参考文献，作者认为已经适度，但也可能遭遇来自两方面的质疑：一是认为我脱注、漏注，24处不够，应有42处，甚至更多。二是认为我“画蛇添足”，如第一章译《百科全书》“日内瓦”条目，注两处已经说明来源，不必逢Blum必注，以致一页一注。最后是听委员会裁决，经调查取证，请专家核对，综合全书征引Blum情况，认定抄袭剽窃之指控不成立，但也指出我既有漏注也有误注，失注部分为“一般性叙述”。这样的结论不仅是全面的，也是严肃的，在争议地带取批评从严，我应该接受。 但如方先生来信所述，无论什么情况都应下注，则难以思议。试问，“戊戌变法发生于年，被于慈禧等满清顽固派”，这样的史实或“一般性叙述”在各类史著中，比比皆是，难道也应下注？方先生说，“一般性叙述如果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作者自己的归纳，或者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作者用独特的文字进行表述，那么照抄别人的‘一般性叙述’而不注明，同样是抄袭”，对此逻辑，实在是不知所云。试问，既然是“一般性叙述”，怎么可能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者表述时又怎么可能不经过“自己的归纳或用自己独特的文字”？既然是“一般性叙述”、“众所周知的事实”，后人转录那些“归纳”或“独特文字”，怎么又成为抄袭？方先生用如此费解的逻辑来委员会结论，其实是否定了“一般性叙述”之存在，而否定“一般性叙述”之存在，其实是否定了史学之特性。依照方先生逻辑，史学作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满目“蛇足”，注释比标点符还要多；要么是寸步难行，袖手不作。历史学将如何存在，如何发展？这样的逻辑是难以思议的，也是难以接受的。 四，“总体结构、立论剽窃美国学者Blum《卢梭与道德共和国》”。此为要害，容我作稍长说明。 1， 结构是否“剽窃”？ 拙著共九章，分上下篇，上篇剖析卢梭思想的时代环境与内在理路，下篇叙述罗伯斯比尔实践--雅各宾派“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这一章节结构，是从思想史到史，着力探索“中古神学”如何走向“近代神学”。不难看出这一结构是我生活于二十世纪中国后期，在这一年代才可能发生的本土意识与问题追溯。（可查验拙文“导言”、“后论”，以及审阅委员、答辩委员会评语）。 Blum一书共十四章，主要篇幅为卢梭思想之伦理学内含，涉及罗伯斯比尔有一处，但与圣-鞠斯特并列（第八章：罗伯斯比尔与圣-鞠斯特）。此后也叙述法国革命史，现实关照却落在后现代西方学者关心的层面，如第十一章：The de of obey； 第十二章：Purging the body politic。此结构有独到之处，但与拙文结构不合。拙著分章揭示法国启蒙运动之、英法社会契约论之差异、从浮现到沉没、民粹主义文学化社会动员、短路与广场狂欢，透出一代人在后的历史追问，在Blum书中多无涉及，更无专章。 比较结论之差异，亦可见结构差异。Blum结论为第十四章 Death of the republic of virtue，对比拙著第九章“后论”，分节讨论“先验与经验共创历史”、“解构与建构平等对话”、“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界定”，最后探索“神学论之消亡”。如此“后论”是否成立，当可商榷，但已超越道德伦理层面，走向历史哲学、哲学，与Blum一书距离甚远。 关于书名重合，方先生来信称我《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是改自Blunm著作最后一章的标题“Death of the Republic of irtue”，亦可莞尔。我相信专家与内行读者穿越书名，不难发现二者内里结构与思想指向有多大差异。我之重心不在“道德”，而在“理想国”；我之问题内含“道德理想”之狂乱，以此起步，向上探源，溯源至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理想国》。这一努力试图说明，人类社会这一迷误不限于一时一地，是从柏拉图到卢梭，经法国革命到文化革命，其来有自，源远流长。Blum“道德共和国”并无思想史追溯，故而不可能出现《理想国》柏拉图溯源，拙著书名有“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这一思想史追问，而Blunm则不可能有类似标识。这是因为作者所在的美国环境，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的生活阅历与思想追问。存在决定意识，问题意识不同，由此导致的运思结构也就貌合神离，相去甚远。 2，立论是否“剽窃”？ 此处可分学术、思想两条线回应。 我对法国大革命、中国文化革命的反思，产生于上世纪中后期，尤其是在年插队下乡、事件之后。当年目睹革命话语高亢入云，民间社会背道而驰，夜读大革命史，不能自已。年我带着这一思想萌芽，考入陕西师大研究生，硕士论文从侧面切入了这一主题。（此一节可函询陕西师大历史系，查验我年硕士论文） 年3月，携论文初稿参加法国史西安年会，得识北大张芝联、高毅、复旦金重远、北师大刘宗绪、华师大陈崇武等诸位前辈同仁。他们看出我的学术倾向与当时主流不合，却鼓励我锲而不舍，拿出中国人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独有解说。年毕业回上海，不久金先生招收博士生，即希望我能进入复旦，将硕士论文思路扩展为博士论文。年春，复旦大学历史系召开大革命二百周年暨法国史年会，我第一次对法国革命发表正面批评，当时高毅任法语同声口译，引起法国史学同行强烈关注。同年5月，我在上海《书林》发表“为什么要对比研究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一文，是在汉语学术界出现的首篇发问。这一切都发生在阅读Blum年出版其专著之前，而不是此后。且不说“中心思想”不相干，时间上也不存在抄袭剽窃这位美国学者之可能。 （上述各时间节点，可调查硕士导师何汝璧、博士导师金重远以及高毅教授、上海出版社《书林》原任主编） 年春，我考入复旦历史系，年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此时“立论框架”形成，全书“结构”也大致有了眉目。史料来源则取自上海图书馆与复旦、华师大图书馆，当时并未见Blum此书。凡有博士论文写作经历者，都知道此前“中心思想”与“结构”不成熟，史料不支持，导师不会允许开题，自己也不敢贸然开笔。年暑假，访问图书馆补充新史料，方见Blum此书，并与其它众多史料一起复印带回。 （请委员会调阅上海地区图书馆西文原著采购年月，以确证我年写作论文时是否能见Blum一书；也可查验复旦财务处原始，此行是我当时处境艰困，唯一能以复旦博士生身份出外访学的机会，有车旅费、复印费报销存根可验；也可检查我自己保留的Blum复印原件）。 赴京收益最多处，尚不是补充地区史料，重要的是拜访北大张芝联、高毅师生。张先生时任法国史学会会长，自年西安年会相识，他一直在盼望并支持我能写出专著。高毅外语比我好，能经常访问欧洲，对我具体帮助更多。在北大图书馆张芝联工作室，张先生耗费一上午，听我汇报论文“立论”与“章节结构”，给予热情支持。半年后论文完成，张先生慨任首席审阅委员，给予充分肯定。高毅介绍我认识正在北大历史系访问的瑞士学者左飞先生，解答我对卢梭早年日内瓦民风世情之疑问。这一访谈帮助我突破汉语学术著作对此问题的泛泛而谈，下决心译出达朗贝尔为狄德罗百科全书撰写的“日内瓦”条目，作为第一手史料，充实拙著第一章第一节。达朗贝尔撰写的这一条目，长达数万言，对理解两个世纪前卢梭初到巴黎，即与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启蒙运动决裂，具有枢纽意义，而在当时我阅读的各种文献包括Blum在内，都无人涉及。（此一节可询高毅教授，现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先生数年前已逝，其审读意见书存复旦研究生院档案，请委员会查验） 除上述学术线索外，对拙文“立论”具有重要影响的第二条线索，也不是来自西方话语，而是源自上世纪最后二十年本土学术界正在酝酿的一个重大“思变”--顾准遗稿之发现。 年尚未结束，顾准临终托“孤”，将思想札记《希腊城邦制度》托付给当时守护在病床前的吴敬琏。在吴敬琏努力下，此书终见天日，80年代初正式出版。年我以顾准此著为题，撰写硕士课程第一年世界古代史结业论文，可谓初次结缘。年夏，在上海得见顾准胞弟陈敏之，后者正与王元化一起发掘整理顾准更为重要的一批手稿。我在陈敏之那里读到顾准日记，尤其是此后出版也不得不临时抽下的两篇未刊稿（以、年与年、年为年代标志，探索西方历史为何二水分流双峰对峙），内心震憾，惊为天人。原来此前二十年，顾准已经掘出一条思想，点破二十年后我欲以此为题撰写论文的反思方向？（阅读顾准日记、未刊稿之详情，并致谢已去世陈敏之先生，见拙著序言P10注）。 当时不能说，现在大致可说的一个情况是：年我写成“地狱里的思考”，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世纪》（当年第4期，总第14期），原稿留有王元化先生多处修改手迹。这是大陆学界系统介绍顾准历史学、学思想，评价顾准思想史地位的第一篇正式论文。与此同时，我所准备的博士论文答辩，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答辩前夕突遇意外，应金先生邀请，王元化施以援手，慨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助我师生过关，深层原因即在于此。 此后论文一版再版，发生了一定影响，成绩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顾准以降整整三代人顽强努力：其思想遗稿有吴敬琏、陈敏之、王元化等开掘整理，经众所周知另一位前辈勇于破题，乃至一位青年编辑为排印顾准遗稿不惜放弃自己在出版界的前程。论文答辩后，王元化在他九十年代日记、与友人谈社会契约论通信以及其它反思长文中，曾多次提及此次答辩在他晚年思想生活中的影响，一再强调拙著与顾准思想之承继，也是在提醒我不能遗忘先行者之功绩。在此关节点，我们双方始终珍惜当年共同记忆，那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得以艰难掘进，有诸多前辈共同参与的重要一环，不容忽视。我亦不敢埋没诸前辈为传播顾准思想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曾一再致意（参见拙著初版、再版前言，“地狱里的思考”、“迟到的理解”等公表的文章，乃至年4月发表“顾准悲剧的另一面”，再次提及）。拙著扉页题献：--“谨以我绵薄之作，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之灵”，只是聊表上述种种以万一。没有顾准四十年前顽强掘进，凿通思想，没有吴敬琏承接他精神“托孤”并安排出版，没有陈敏之让我阅读顾准日记及手稿，没有王元化关键时刻援手，没有导师金重远顶住今日已难以想象的压力，护我复学，严格督导，就不会有年在复旦完成的这篇博士论文。我写作的是思想史，但围绕写作过程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也是思想史，是更为鲜活也更为沉重的思想史，总有一天能从容回顾，畅所欲言。所有这一切只能在中国土地上发生，也只能在上世纪最后十年那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特殊氛围中完成。这是更为本质的“存在决定意识”，它们怎么可能来自西方，只能来自大陆环境内三代人大梦初醒，抉心而食，经痛苦反思走出的“思变”历程。 没有，没有后的重大“事变”，就没有三代中国学人对法国革命的顽强“思变”。相比今日，那是一个思想启蒙的大时代，可可泣，令人怀念。遗憾的是，“思变”由“事变”而来，又结束于此后再次发生的“事变”。由此催生一个经济崛起的大时代，却是思想萎缩的小时代，在后一氛围中浸染日深，将难以想象以顾准为标志的前辈先驱，曾经开创过一个如何富有思想原创力的伟大时代。以小时代清算大时代，窃喜于宵小末技，这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嵌陷曲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时代转换，一常景耳，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只不过是反向的“存在”，决定反向的“意识”。当然，方先生不在其列。 感谢委员会再次接受这一陈述，感谢方是民先生给予我此次回应的机会。我相信他是认真之人，而认真之人一定会珍惜此次交会，并珍惜由此交会所发生的一切共识与分歧。
筱筱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