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汉语拼音：jūn shì sī xiǎng；英语：military thought），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对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不同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军事思想属于军事科学的综合性基础理论门类，既对军事科学其他门类的研究与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又从军事科学其他门类中汲取营养，使自身不断发展。
地位与作用
战争的产生及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迫使人们对军事领域的问题进行思考，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在军事科学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它从总体上考察和回答军事领域中带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揭示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提出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的基本方针及指导原则，为研究和解决军事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规律越丰富、越深刻，对军事实践的指导作用就越强，科学价值也就越大。军事思想对军事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宏观的和根本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
1.为认识军事问题提供基本观点。人们总是以一定的思想观念去评价军事问题的是非与价值，进而确定对其采取何种态度和行动。
2.为军事预测提供思想方法。科学的军事思想揭示了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规律，为军事预测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程与结局的论断，就是科学地进行宏观预测的典范。非科学的军事思想因不能揭示甚至歪曲了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规律，必然导致错误的预测结果。
3.为从事各项军事实践活动提供全局性指导。人们从事军事实践活动离不开军事思想的指导，军事实践的成败与军事思想的科学与否关系甚大。
产生与发展
人类对军事问题的认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演进过程。
古代军事思想
远古时代，众多氏族群体对军事问题的认识普遍处于蒙昧状态，往往把战争发生和胜负的原因归结为“天意”、“神旨”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思维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与不断提高了的认识能力相结合，使人类对战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向客观实际靠近，迷信色彩逐渐淡化。
中国春秋以前已出现了专门的军事文献《军政》、《军志》。在《尚书》、《周易》等古代典籍中也包含一些军事思想。从这些古籍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建军、作战等问题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如：在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严明赏罚；在战争指导上，既重礼信，又重谋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激烈，以及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入兴盛时期。不仅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典籍中有大量深邃的军事思想，而且涌现了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兵学家，产生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一大批兵学著作。孙武是先秦军事理论家的杰出代表，其著作《孙子》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以《孙子》为代表的先秦军事思想，明确提出战争“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论观点；指出战争有“义”与“不义”的性质之分，以“义兵”讨“不义之兵”是可取的；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应当“慎战”，否则穷兵者亡；认为应综合比较敌对双方的国家政治、将帅才能、天时地利、军事制度和军队的数量、训练及法度纪律等各项要素的优劣，据以预测战争胜负；认为属于政治范畴的“道”、“德”、“仁”等因素对战争具有重大影响；总结出知彼知己、践墨随敌、因形用权、战胜不复、以众击寡、避实击虚等军事规律；概括出奇正、迂直、强弱、攻守、主客、进退、虚实、众寡、分合等军事领域特有的范畴，并辩证地阐释了它们的关系；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耕战结合，富国强兵，居安思危；强调教戒为先，严明法度，“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兵权高度集中于最高统治者，等等。这些观点对后来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2,000多年间，中国军事思想虽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兴盛景象，但在战略思想、治军思想、国防思想和作战指导思想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黄石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何博士备论》、《纪效新书》和《阵纪》等军事论著。
在古代，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军事思想获得了显著发展。史书记载的古希腊底比斯军事统帅埃帕米农达，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古罗马军事改革家马略、奴隶起义军领袖斯巴达克等人的军事实践活动和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军事著作，像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等，都反映出古代欧洲国家的一些军事思想，如：为赢得战争胜利，必须政治、外交手段和军事打击并用；用兵之道，计谋胜于刀枪；军队的力量在于指挥官和纪律，没有优秀的指挥官将一事无成；统帅的艺术在于根据情况采取行动；战争艺术的基本原则是避免分散兵力，作战指挥的要旨在于选择时机、迅速行动和击敌要害；正确编组战斗队形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前提之一，应考虑参战兵力和地形条件等进行编组；突然出击最能使敌方惊慌失措，等等。
至公元1世纪，开始出现带有较强理论色彩的军事著作，如古罗马弗龙蒂努斯的《谋略》以及后来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等。在随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欧洲军事思想发展较为缓慢。在这一时期，穆罕默德创建的阿拉伯帝国，奉行宗教与军事一体化的治军方针，其继承人欧麦尔一世在一系列对外征服战争中，以“圣战”为旗帜；奥斯曼帝国皇帝穆罕默德二世实行数量庞大的兵员与先进的军事技术并重、贵族骑兵与平民步兵并重的建军原则；日本颁布的第一部较完备的国家军事法典《大宝律令》，就兵役、边防和军队的组织、训练、管理及作战，提出若干指导原则，都对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近代军事思想
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总的特征是欧洲一些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和产业革命推动下率先实行军事思想变革，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得以确立；军事思想发生革命性变化，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应运而生。
15～16世纪之交，欧洲军事思想领域出现近代化的萌芽，主要代表著作是意大利N.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等。17～18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因素迅猛发展，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出大量新式火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风暴造成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变化，加之早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对意识形态的催化作用，促使战争和军队建设从形式到内容发生巨大变革，军事思想的近代化过程随之达到高潮。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英国革命战争领导人O.克伦威尔、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英国军事著作家H.劳埃德、俄国大元帅A.V.苏沃洛夫、美国独立战争领导人G.华盛顿、普鲁士军事著作家A.H.D.von比洛、奥地利军队统帅卡尔大公等，对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均产生过重要影响。
近代欧洲军事思想变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产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的拿破仑战争艺术，以及C.von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A.-H.de若米尼的《兵法概论》之中。拿破仑一世凭借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新的社会条件，创立了使用民众力量进行战争的崭新作战体系。这一体系贯串着依靠反对封建君主统治的广大民众支持和进行运动性作战的基本思想，在与欧洲大陆君主国反法联盟进行的战争中表现出强大威力，对封建制度下的旧式作战体系敲响了丧钟。《战争论》和《兵法概论》都是在总结拿破仑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军事理论名著，是欧洲和世界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基本确立的标志。
无产阶级军事思想作为一种崭新的军事思想体系，也在近代开始确立。19世纪中后期，为适应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和迎接行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次正确揭示了战争和军队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若干基本规律，提出了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原则，创立了关于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无产阶级军队和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的学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兵学受到西方军事思想的严重冲击。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标志着传统军事思想变革的开端。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在“器利兵精”和“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兴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引进、仿造西式枪炮、战舰，编练新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虽最后归于失败，但国防建设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和作战方式却向近代化迈进了一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提出以党治军、军队与国民相结合，进而成为群众的武力的建军方针，并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建军思想上迈出了重大一步。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引进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军事技术、体制编制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又按其所需承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并与法西斯军事思想掺杂混用，从而形成其军事思想的政治特征。在此期间，蒋百里的《国防论》和杨杰的《国防新论》等著作，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防问题，认为国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种力量的结晶，经济是结晶体的基础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防建设的客观规律。
现代军事思想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人类文明跨入现代史时期，而世界现代军事思想的孕育，则可前推至19和20世纪之交。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外扩张的各种军事理论大量出现。英国H.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有机论”和德国F.拉采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强存弱汰”是国际生活的“自然法则”，一个“健全的国家有机体”有权通过战争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美国A.T.马汉的海权论则提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海上力量。T.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的指导原则由19世纪前期专注控制西半球，改变为追求全球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坦克、飞机、潜艇和航空母舰等机械化兵器的出现并大量装备军队，以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各种为适应机械化战争需要的军事思想应运而生，如：E.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理论”，强调动员国家一切力量、使用一切手段进行战争；意大利G.杜黑、英国H.M.T.特伦查德、美国W.米切尔等人，认为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有决定性作用，主张建立并优先发展独立的空军；英国的J.F.C.富勒和B.H.利德尔·哈特、法国的C.戴高乐和德国的H.W.古德里安等人，认为现代战争中的决定性制胜手段是高度装甲化机械化的机动突击力量，等等。这些军事理论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运用并有所发展。
在这一阶段，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俄内战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形成列宁军事思想。他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立了关于战争与革命、武装起义和建设工农红军、实行全民战争等学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等在领导苏联工农红军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在指挥反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制定了苏维埃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基本原则，论述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战略与策略等问题，全面完善了苏联军事思想体系。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本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各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产生和形成于中国革命战争之中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发展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走向胜利、指导新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人民战争思想、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国防建设思想和军事辩证法思想，既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特殊规律，又反映了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其丰富性和系统性达到了前人从未达到的程度。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回答现实军事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博采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优秀成果，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把个人才智与集体智慧融为一体，是一个求实的、开放的和不断创新的思想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国际政治、军事集团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冷战。双方都曾认为，核战争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样式，导弹（火箭）核武器决定现代战争的命运。在此期间，随着双方核力量由比较悬殊到相对均势的发展变化，美苏的军事思想也在相应调整。美国先是立足于打赢核大战，后相继提出冷战理论、有限战争理论及特种战争理论等。苏联由原来的优先发展核武器，调整为既注重发展核军备，同时不放松发展常规力量，以适应打赢核威慑条件下不同规模和强度的常规战争的需要。美苏尽管对核武器和核战争作用等问题的认识有过一些变化，但都始终把核军备与核威慑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重要手段。
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新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大量新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促使军事领域发生新的变革，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加快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武装冲突和高技术局部战争频繁发生，尤其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用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种类、数量繁多，现代化程度极高。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各国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如美国提出了低强度冲突理论和联合作战（又称空地海天一体战）理论等；俄罗斯联邦的军事学说中增加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等。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事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邓小平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创立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他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认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随着和平力量的增长逐渐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应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根据这些论断，他指导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即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相对和平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提出了要坚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原则；重申了中国仍然要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确立了军队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在增强国力的基础上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原则；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和军队建设与改革的一系列指导原则；强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各国军事思想除继续保持各自的特点外，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普遍军事规律的制约下，呈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
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不断出现新的特点，从而导致军事思想局面更加活跃。一些重要军事观念和指导原则不再长时间基本稳定不变，新的军事观念和指导原则将接连涌现，并以较快的速度在一定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缩短了军事思想从指导军事实践到反馈效果、修改完善以至创新，再用于指导新的军事实践的过程。这也是军事思想研究局面更加活跃，新观点不断涌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军事领域也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对这场新军事革命的研究，尤其是新军事革命给战争和军队、国防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等的研究，将成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军事思想发展的趋势。其中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及信息化战争的样式、战法和军队质量建设的指导原则问题，仍将是各国军事思想界关注与探索的重点。
军事思想的研究方法将更加科学化，手段多样化。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广泛运用于军事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电子计算机、系统模拟等现代技术手段研究军事问题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将更加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更加注重把行为学、心理学、管理学、国际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引入军事思想研究，多角度地研究和回答军事领域特别是新军事革命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军事思想自身的研究与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结合将更加紧密，在不断深化对军事思想认识的同时，更加重视考察和回答现实问题；对军事历史经验的研究与对军事未来发展的研究联系将更加密切，更加重视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规律，用以预测军事的发展趋向；对不同军事思想的比较研究将更加活跃，通过比较研究深化对军事问题的认识，促进军事思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