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秦”这个称呼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更是说“天下苦秦久矣”。事实上，在历代王朝中，秦朝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不仅统治模式、官僚制度、行政区划对后世形成了极大影响，车同轨、书同文等一系列措施更是为大一统思想的萌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么，秦朝为何会被称为暴秦呢？个人认为应该是由以下三点原因造成的。
原因之一：“焚诗书”事件的影响，损害了士子阶层利益秦朝被称为“暴秦”，相对应的秦始皇也被冠以了“暴君”的称号，“焚书坑儒”便是其被称为“暴君”的“罪行”之一。“焚书坑儒”主要是由“焚诗书”和“坑儒生”两件事组成，其中尤以“焚诗书”事件影响最大。
“焚诗书”事件，说到底其实是秦始皇尝试以怀柔手段实现文化统一失败后，采取的激烈手段。周朝以来，由于天下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各地早已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例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国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粗犷豪迈的燕赵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
各地文化不仅差异极大，不同文化之间更是具有极强的排外性，甚至由此衍生出了极强的地域歧视现象，例如楚人被视为“蛮夷”，秦国被视为“虎狼之国”。思想文化的分裂，自然是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因此实现思想文化层面的统一，便势在必行。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曾尝试以怀柔手段融合各地文化，不仅允许诸子百家和列国士子涌入咸阳，而且对不同文化采取了接纳包容的态度，例如黄老道家、阴阳家融合儒、法、道诸家的学说后提出的“五德始终说”，又如秦始皇“大咸阳宫”规划体现出的“法天象地”的道家思想，再如秦始皇接纳齐鲁文化而进行的“泰山封禅”。在秦国用人以精通律法者为主的情况下，秦始皇甚至设立了“博士”职位，以六国士子充任，准许其参政议政。
然而，秦始皇的一切努力最终付诸东流，例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意图通过“泰山封禅”来获得齐鲁士子的认可，结果却换来山东儒生的嘲笑。又如担任“博士”的六国士子，他们不仅态度傲慢，在参议国政时一言不发，却又在私底下对新政非议不断。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齐人淳于越于廷宴之上重提“分封制”，这显然触怒了秦始皇的底线，最终引发了“焚诗书”事件。
从后世角度来看，秦始皇“焚诗书”虽属事出有因，且对于后来的思想文化融合起到了一定推进作用，但对于当时的列国士子来说，此举无异于毁灭其所奉行的学说，自然引燃了他们的怒火。彼时读书人毕竟较少，这些士子无疑掌握有极大的话语权，再加上汉朝之时的舆论趋势，秦朝皇自然难免遭到非议，而这些都对后世评价秦朝产生了极大影响。
原因之二：秦朝大型工程太多，秦二世不惜民力
秦始皇被戏称为“基建狂魔”并非没有道理，其在位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大型工程，例如骊山大墓、长城、灵渠、秦直道、西南栈道等等。而到了秦二世时期，胡亥更是毫不吝惜民力，结果搞的百姓怨声载道。
虽然根据出土的云梦秦简《徭律》和《戍律》记载来看，秦国的徭役相对较为规范，百姓只需轮流服役即可，但对于饱经数百年战乱，急需要休养生息的百姓来说，秦国百姓由于已经适应了商鞅变法以来的制度，对此或许已经适应，但对于六国百姓来说，频繁的劳役一时间恐怕很难适应。
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秦国的大型工程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劳役情况更为严重。其中一个典型特点便是，秦始皇时期并未征发或者说很少征发的“闾左”百姓（秦以二十五家为一闾，贫者居住闾左，富者居于闾右，秦代指主要由雇农、佃农等构成的贫苦人民），秦二世时期开始大量征发，陈胜、吴广便是典型的“闾左”百姓。
此外，秦始皇时期对役夫尚算善待，但到了秦二世胡亥时期，这些役夫的下场可就极为悲惨了。例如秦始皇骊山大墓修建完毕，在将秦始皇安葬之后，他不仅令秦始皇后宫之中没有子女的嫔妃全部殉葬，为了防止泄密，更是将所有参与建造的工匠全部封死在了皇陵之中。
而为了供自己享乐，他不仅抽调了五万多士卒戍卫咸阳安危，又在咸阳养了大量飞禽走兽，结果搞的咸阳粮草不足，于是又下令全国各地向咸阳供应粮草，而为了供应充足，更是下令押运粮草的人员必须自己准备干粮，不得动用押运的粮草，甚至不允许吃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任何粮食，结果就连关中百姓都怨声载道。
虽说秦始皇时期的很多大型工程，都是功在千秋的善举，但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是秦二世的胡作非为，更多是为了自己享乐而开启的一系列工程，百姓又岂能不怨声载道？
原因之三：胡亥即位后秦法变质，秦吏变成了酷吏代名词虽说自春秋战国开始，世卿世禄制便已经逐渐崩溃，各国国君均大量招揽士子为官，但当时士子为官，还主要以“游说”为主，即通过自己的学识打动君主从而获取官职。彼时士子为官规模之所以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没有官僚选拔制度。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开始全面推行“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各级官员直接由中央朝廷任命。然而，即使仅由中央任命郡守、郡尉、郡监，县令（县长）、县丞、县尉等高级官员，秦朝仍然面临着官员数量不足的问题。
由于秦国推行法家治国思想，而当时又没有配套的官员选拔机制，因此秦始皇除了任命大量熟悉《秦律》的官员外，大量立有战功的士兵也得以充任各级官员。然而，此举虽然解决了官员不足的问题，却也导致这些人治理地方的能力极为有限。
秦二世时期，丞相李斯逐渐脱离权力核心，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之后，李斯多次劝谏胡亥却反遭胡亥斥责，胡亥认为治理国家那是大臣们的事情，比起劝谏自己，李斯更应该思考如何才能让大臣们履行职责。再加上彼时有人上书弹劾李斯及其担任三川郡守的儿子李由，甚至直指李斯才是导致天下叛乱的元凶，李斯为求自保，只好遵照胡亥的意思上了一道《上书对二世》。
李斯的本意是，如果想让大臣严格履职，那么就应该加强督查，使臣子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结果胡亥却直接将此变成了“绩效考核制”，即谁收的税多，那么谁就是好官；谁抓的犯人多，谁就是能吏。如此一来，各级官员为了保住官位，便彻彻底底的变成了酷吏，可想而知在这些官员治理之下，百姓的生存境况。
从目前出土的《秦律》来看，《秦律》更多只是严谨，但完全谈不上残酷，然而由于秦二世时期各级官吏变为酷吏，《秦律》自然也就彻底变质，变成了严刑酷法，这自然引起了百姓们的不满。
综上所述，“暴秦”这个称呼，更多来自于秦二世时期的胡作非为，由于其滥用民力，再加上秦吏和《秦律》的变质，本就导致百姓们怨声载道，六国士子不满而导致的舆论导向自然更容易让百姓们接受，如此一来“暴秦”这个称呼自然也就得以广泛流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