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大臣（神宗、哲宗时任宰相）、史学家、散文家。字君实，号迂叟。陕西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家居涑水乡，人称“涑水先生”。晚年自号迂叟。卒谥文正，追封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
宋仁宗赵祯宝元元年(1038年)举进士甲科，屡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遇事敢言，力持正论。当嘉祐(1056—1063年)、治平(1064—1067年)之世，襄助韩琦，辅立英宗，调停两宫。英宗治平三年，撰《通志》八卷奏呈，颇为英宗重视，命设局续修。宋神宗赵顼即位，擢翰林学士，名其书曰《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俾日进读。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司马光极力反对，以意见不被采取，乃求外任。熙宁三年(1070年)，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从此居洛阳15年，六任闲职，皆以书局自随，专意编纂《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年)书成。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召司马光为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成为元祐更化的领袖人物。他任相不到一年，新法罢废殆尽。元祐元年(1086年)病死。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学识渊博，史学之外，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但不喜释、老之学。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以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书仪》、《家范》等。另有《续诗话》一卷，有《历代诗话》本。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
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虽比司马光大二十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官，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宝元元年，1038年），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
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睢》、《秦坑赵军》等几十篇。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
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二十九岁，贝州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
皇祐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
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
至和二年（1055年），因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
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赵顼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於高陵。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1102年），追复太子太保。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为相时，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等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大观年间，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
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政治
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史学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文学
司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但他学问博大精深，把做学问与作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司马光“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认为华而不实的诗无用，他所称赏的不是辞藻堆砌的诗，而是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的诗歌。
经学 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
书法
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劲方正，一笔一画都写得十分规矩，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毫不马虎。如此端劲的书风，与他忠直严谨的个性也是相似的。
司马光是以正书和隶书为主要书体的，且正多于隶。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划的入笔出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凤尾的意图和造型，明显融入了隶书传统。而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风致。
司马光之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对书画和金石的学识与鉴赏之能，并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于一炉，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这在宋人书法中无疑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
黄庭坚《论书》就曾评价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宋高宗也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他说王安石的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青苗等法是聚敛行为，违背了周孔仁政思想，或能富国，但更病民。他否认王安石关于社会贫弱在于开源不足的观点，认为社会财物总量有限，关键在于节流。
司马光主张尊君。他说“王者万物之父也”，国家治乱兴衰系于人君一身，没有人君来决是非、行赏罚，国家将混乱不宁。臣下应绝对服从君主，违君之命应受“天刑”。他同意人臣对君主可以死谏或辞职，但坚决反对孟轲关于贵族之卿可以易君之位的说法。还认为早立太子对于安定皇室意义重大，而皇室安定乃天下安定的前提，因此他七年不懈，力劝仁宗建储。
司马光强调以礼治国，认为礼“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民而纪纲正焉”(《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七年)。司马光的礼就是正名、定分，区别君臣的等级关系。他说：“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司马光认为治国要赏罚分明。他指出：“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又说：“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资政通鉴》卷一百七十二）。他认为不掌握好刑赏这两个重要武器，有功不赏，有罪不诛，无论多么英明的人都难以为治。所谓赏罚分明，就是赏罚公平，不能厚此薄彼，畸轻畸重。
在用人问题上，司马光主张德才并重，德先才后。对于“才”和“德”的关系，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根据每个人的才德情况，他把社会上的人分作四类，“德才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应该选拔那些才德兼备的“圣人”，退而求其次，是选拔“德胜才”的“君子”。如果圣人、君子都得不到，宁可要愚人，也不要那些小人。因为小人有才，如虎添翼，将遗患无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卷一）。他反对压抑人才的做法，提出不拘资序，不论亲疏，不讲门第，不计恩怨等唯才是举的取人路线。他说：“苟有才德高茂合于人望者进之，虽宿昔怨仇勿弃也；有器识庸下无补于时者退之，虽亲暱姻娅勿取也”(《司马温公传家集·言为治所先上殿札子》)。
司马光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修史与反对变法。他曾被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之一，与道学之兴有密切关系。他认为，天是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最高主宰，“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一切全由天命所定，人力不能使它改变。他还说：“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认为社会历史有万世不易之规，即礼义纪纲。他很强调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的作用，认为这是决定社会治乱兴衰的根本。他还提倡“诚”的修养境界。他用唯心主义天命论和道德决定论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了使统治者汲取历史教训，司马光在史书中也曾揭露了一些苛政严酷、社会腐败、民不聊生的史实，对于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保护财源、注重人民生活
司马光认为自然界所能生产的财富有一定限度，不归百姓掌握，就归官府支配，王安石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饶”，不过是继承了桑弘羊的欺人之谈。他要求富国必先富民，因为农、工、商贾是国家的财源，尽力保护他们，国富才有可靠的保证，他提出“养其本源而徐取之”的原则，说：“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温国文正司马公集·论财利疏》）。他还指出农民的生活最苦，赋役负担最重，因此需要保护农民，反对只在口头上重农，而实际上却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做法。他亲自实地调查，了解到农民不敢求富的顾虑，当时只要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牛，口粮稍有积蓄，就要被当成富室，各种赋役立即一齐袭来，这种情况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除缴纳夏秋两税外，应免去其他一切赋役，使农民敢于求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朝廷的财经状况才能根本好转。
节用简赏、统一管理财政
司马光指出，北宋初期，版图虽狭财源少，但财经状况很好，而全国统一以后反不如前，其主要原因是士兵不精，吏员冗杂，宗室繁衍，赏赐无节，奢华无度，使府库拮据，内藏亦尽。因此，他要求皇帝带头节用，严禁滥赏，以挽危局。他还建议设立总计使，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收支，不同意皇帝把内藏库变成一己私藏的做法，认为国家财政若不能统一管理，即使财货多如江海，也要枯竭。
注意实效，重在任贤久任
司马光认为财政状况好坏，不决定于制度而决定于执行制度的人，应选择精通业务的人加以久任，否则就难出成绩。他特别强调专业人才对于改进管理，提高实效的重要性。如果用非所学，更迭频繁，就会极大影响工作效益。因此，必须改革用人办法。他建议朝廷精选通晓财经钱谷业务的京官，放到实际工作中去考察选拔，工作确有实效，逐级予以提升，反之，就不再任用。
主张轻税，反对官营经济
主张轻税是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支柱之一。他认为君与民，富者和贫者都是互相依赖、互相资助的关系。征收赋税是正当的，但不能太过。朝廷只能依靠赋税收入，“量入为出”，不能直接插手经营市易专卖，贷放青苗，坐收重息，他称此为“与民争利”，表面上可以美其名为“未加赋而国用饶”，实际上却是过度聚敛的新渠道，其后果就是“贫者既尽，富者亦贫”。他认为官府直接从事经营是只贪近功，不顾长远根本利益的做法。
司马光继承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写成的政治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对中国历代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
司马光在历史学上的成就为大家所公认。但由于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故在他死后不久就被周秩、章惇（1035～1105）、蔡京（1047～1126）等人打成奸党，至南宋建炎初年才彻底恢复名誉。以后史书上一般倾向于褒扬司马光而贬责王安石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术界一般对王安石变法持肯定态度，而批评司马光的保守政治态度。1980年以来，有一些历史学家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司马光墓，在山西夏县城北12.5公里的小晁村西鸣条岗上。司马光(1019～1086)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字君实，夏县人。宋哲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著有《资治通鉴》、《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涑水纪闻》等。元祐元年卒，赠太师温国公，归葬故里祖茔内。陵园东西长约290米，南北宽约190米，占地约5.4万余平方米。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守坟祠在陵园中部，现存建筑仅有大殿，面阔五间，进深六椽，梁架、檩椽、柱头、斗栱等均系明代特点。茔地在陵园西部，有大小墓冢13座。正中3座高大，成品字形排列，为司马光及其父兄的墓。墓前两侧原侍立石人、石羊、石猪、石马、石虎等27件。茔内有司马光、苏轼和王安石撰文的墓碑4通。墓南有明嘉靖年间所建碑亭1座，方形，基座每边长14.9米，重檐十字歇山顶，内竖“忠清粹德之碑”1 通，碑额为宋哲宗赵煦御篆，碑文原为苏轼撰并书，已剥蚀难辨。现碑为明嘉靖间仿宋碑复制。
余庆禅院在陵园东部，现存大殿面阔五间，进深六椽，原为北宋元丰八年(1085)敕建，后经历代修缮，梁架、柱头、斗栱等仍保存了金代建筑的特点。殿内3尊大佛，塑工细腻，有宋塑风格，两侧有胁侍、金刚，塑造甚精。祠和寺内有宋以后历代碑石26通，记载司马光父子身世及陵园沿革。
1981年对宋坟祠和余庆禅院进行修缮，复建了已塌毁厩房，周围建筑围墙，并设专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