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小偷逃跑时溺亡家属索赔158万被驳回”的案件触发了人们对“小偷家属”的嘲骂。案发时的情况是：一位业主发现有陌生男子在撬自家房门，怀疑是小偷，便赶紧向物业求助。“撬门男子”看到保安追赶，便跳入小区附近的河里，在被救上岸时却已经无生命体征。事后，溺亡男子家属竟把保安起诉了，并索赔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58万余元。然而经审理认定，溺亡男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了，支撑理由是：保安在追赶过程中并无过错行为，其追赶行为与撬门男子的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一定程度上，绝大多数人在看到“小偷逃跑时溺亡”的标注时，即便潜意识里都清楚“死者为大”，但真要是理论起来，依然会直指“自作孽不可逭”道德逻辑。人们这样讲，倒不是绝对认为“小偷”就该死，而是基于道德评判的一种情绪表达。
在这个前提下，当溺亡男子家属起诉保安并要求赔偿时，自然就会催发变本加厉的嘲骂。不过回到案情上，法理审视主要还是强调事实因果，所以仅凭“小偷逃跑时溺亡”的模糊标注显然就不能完全确认溺亡男子家属的维权有问题。
但是经过还原“撬门男子逃跑”的细节发现，“撬门男子”完全是自陷风险行为，而且已经从部分业主家偷取到物品（包括首饰、现金、购物卡等），并且在被追赶的过程中也没有辩解。至于保安来讲，追赶的目的就是为“拿回业主被盗的物品”（过程中还要求“撬门男子”不要跳下去，倒不是一定怕他淹死，主要还是基于阻止逃跑而言的），完全属于正常的履职行为。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如果溺亡男子家属的诉求被支持了，那么基于法理审视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成立，就是保安在控制或即将要控制住“撬门男子”的情况下，顺带有逼迫或殴打等行为时，才意味着“撬门男子”的溺亡跟保安有关系，除此之外，“撬门男子”仅是为逃避追责而进行的不适当行为或造成意外的后果，自然就要自己对自己负责。
就此而言，我们说回“死者为大”，就要再次“重申”它不等于“死者有理”。只可惜就传统的是非观里，总是弥漫着“死者有理”的认知，就好像再坏的人，只要死了就得理了。可事实上，这是对“死者为大”的误读，只能说是坏人死了，基于对生命的敬畏感，就不再责骂或追责了。至于道理层面的是非，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不能乱来的。
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法理上支持了溺亡男子家属的诉求，这就等于在变相支持偷盗行为。起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保安都不敢轻易追赶小偷了，因为闹不好还得“赔命”。所以回到溺亡男子家属的立场上，他（她）们起诉保安倒不见得一定是“巨婴逻辑”在推动，也可能是在没有彻底搞清楚案情的情况下的本能诉求。
如此掰扯，并不是觉得溺亡男子家属的做法完全没问题，而是站在他（她）们失去亲人的立场上，他（她）们也是值得同情的。说到底，不能因为“撬门男子”犯下见不得人的罪行，就让家属们连悲伤和维权的权利也不配有。
因此我们在审视溺亡男子家属起诉保安的做法时，尽量还是要基于法理原则去审视。否则很容易走向道德围猎的困境。只可惜，就舆论风评来讲，普遍的审视还是偏重道德，也就是在唾弃偷盗行为的同时，也在嘲骂家属。就比如有人就直言，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言外之意，溺亡男子家属的维权是“刻意讹诈”，从品行上跟“偷盗行为”如出一辙。
可事实上，这种判断也只是情绪化的结论，从因果逻辑上讲不太严谨。强调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指明，在犯罪案件的审视上，犯罪分子的家属不应该被偏见化对待，即便道德叙事上可以简单评述，但是法理审视上一定要中性化对待。
唯有如此，我们在看待类似“小偷逃跑时溺亡家属索赔158万被驳回”的案件时，才不至于上来就开骂家属，才可能基于案情本身，去追问为什么这么判。毕竟就围观案件而言，如果我们不去追问细节和因果，那么满嘴正义之词是很难真正走进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