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再次不顾世界各国反对，开始排放第二轮核污水，“核污水”这三个字又渐渐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以此为生的渔民，不得不再次直面现实。 现在的大海，对于一些人来说，或许仍是诗与远方，但对于渔民来说，只剩下眼前的生活。
根据《深圳市现代渔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2021年深圳本地渔业人口共2299人，62%分布在大鹏新区。在册港澳流动渔民1866人，60岁以上占比超过1/3。
不仅渔民老龄化特征日渐明显，15年以上船龄的老旧渔船占比过半，渔船总数也在明显缩减。
放眼过去，深圳的大部分渔民，祖祖辈辈依靠着大海的馈赠而生活，一代又一代，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核污水一来，经历了半生潮湿的他们，又在遭遇什么样的影响？
01
靠海吃海，很多老渔民却卖了船
一个多月前，核污水的消息出来，军哥感觉像被命运掐住了脖颈，不知道现在的生活还能过多久。
他是大鹏的传统渔民， 捕了二十几年鱼，日常生活是头顶烈日，脚踏风浪，将生计寄托于大海。
他几乎每天都扮演着双重角色，晚上是渔民，白天是老板。
他在距离较场尾沙滩一公里的地方，开了一间“渔民海鲜餐厅”。餐厅总面积大概20平，摆着四五张桌子和一个大水缸，分隔着各种各样的海鲜：石斑、螃蟹、皮皮虾、生蚝、毛蛤、扇贝、青口......
和其他海鲜餐厅不一样的是，这家餐厅没有菜单，顾客不能点菜，上什么菜全看前一天晚上军哥在海里捕获了什么，而且最好提前预订。
军哥的渔民海鲜餐厅
海上的天气千变万化，潮汐、风向、鱼虾蟹群等多种因素决定了渔获的种类，军哥的工作时间也因此变化。他经常半夜开始捕捞作业，甚至整宿，大部分时候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天气好的时候，军哥会带上两个员工去通宵打鱼，一个人负责开船，其他两人 下海 潜水。打完鱼回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8点，他会马上睡两个小时恢复体力，睡醒再去渔民老友那里采购一些自己没打到的海鲜，然后回到餐厅，为顾客准备午餐和晚餐。
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军哥就白天去放网，同样也是开船出海，到海域中间去撒网，网到什么，第二天就给餐厅提供什么。
起早贪黑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尤其是旺季期间，军哥曾经能实现日入过万。
他的餐厅收费标准为一人200元，两人同行则150/人，三人及以上便是120元/人，海鲜不限量供应，客人吃到饱。海边天气好游客多的时候，他每天能接待70位客人左右。
“海鲜准备得够多，顾客也多时，营业额能有七八千。因为是自己去抓的鱼，除了人工和渔船的油费，没有别的太多成本。”
餐厅开在大鹏，有的时候碰上团建的大客户，一来就是上百人。餐厅门前都摆满了桌子，他和妻子两个人忙到手抽筋，日营业额能上万。
军哥的渔民海鲜餐厅
但今年来， 军哥越来越觉得生意难做了，“人为淡季”变得长了起来。 有的时候，餐厅一天甚至接不到一两位客人。
“今年来大鹏消费的人变少了。疫情期间的生意比现在好很多，只要深圳没有疫情，餐厅一天最少接待八九十位客人。”
不仅如此，他还感觉现在海洋资源也枯竭得厉害，有的时候他得把船从深圳开到惠州，才能有更多的渔获。“以前只需要在大鹏周边，就能捕到各种各样的海鲜。”
日本排放核污水的新闻一出来，更是直接让渔业地震。军哥身边很多老渔民把船都卖了，“本来就不好赚，现在有核污水就更加难上加难了，很多人都想转行了。”
平时他捕不到想要的海鲜时，会让自己的渔民老乡提前预留一些。 “都是一些打渔二三十年的老渔民，有 100 多条渔船，现在他们很多都卖船，以后补货就更难了。”
但军哥并不打算卖船，决定从事老本行直至不被认同的那一天。
“餐厅做不了的话，我还可以打鱼卖钱”，他认为虽然海洋是连通的，但是短时间内不会让人连鱼都打不了。
“沿海地带靠海吃饭的可能有几千万人，那么多人没饭吃的话，那也不差我一个，实在不行就回家种田了。”
02
子承父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对比起军哥， 98年的阿航可以说是一名新式渔民，他不会每天出海捕鱼，同时他也不卖鱼。
几年前，他回到南澳老家当渔民，住在村子里，有自家的宅基地，平时靠自家的民宿赚点生活费。他还有一辆小电驴、一艘船，有空的时候会在抖音上拍视频，记录自己的出海行动。
他偶尔出海，因为享受出海，“在海上的时候可好玩了”。 在他这里，捕鱼是快乐的，是一种没有负担的快乐、捕获未知的快乐、靠体力就获得食物的快乐。
他拥有一艘船，能经常捕到龙虾、石斑、鲍鱼。他的三餐就是捕到什么就吃什么，有的时候，他骑个小电驴就去海边摸螺，摸上一大袋子回到家一煮，又解决了简简单单的一顿饭。
阿航赶海，阿航/摄
他的生活很简单，村子里只有五六百人，大家几乎都认识。家人朋友都在身边，他还经常像小时候一样，和发小们一起去海边抓鱼摸虾。
但发小们也都不是传统的渔民， “我身边 几乎没有 年轻渔民， 传统的渔民差不多都在35岁以上，现在几乎没有年轻人把捕鱼当工作。”
据他自述，现在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不用靠年轻人出海捕鱼为生，“我爸说小时候穷得没有饭吃，才吃海鲜”，而他算是子承父业。
他很小就跟着父亲“讨海”，2004年，村里几个合伙人承包了东涌海胆场，从东涌与西涌交界线一直到东涌与杨梅坑交界线，海岸线有十几海里。“那时的海水好，水草多，海胆肥，外国商人看见了这一商机，开机在这采购海胆销往海外市场，赚取中间费。”
现在，他们家已经不再承包海胆养殖了，但是父亲的海上工夫还是传承给了他，他成了一名“新式”的“减压版”渔民。
南澳村子，阿航/摄
他的生活没有房贷、没有车贷，亲朋好友都在附近，生活自给自足。
然而，核污水的新闻出来后，他的民宿租客明显变少了，顾客出海捕鱼的意愿也变低了，“大多数人怕海水有核辐射”。
他说，要强烈谴责日本人的行为，毁坏生态。 收入大幅减少，让他不得不过上了“勒紧裤腰带”的日子。
原本平淡快乐的生活，也慢慢增加了一抹沉重的色彩，但他还是决定要永远守着村子，守着这片海洋。
03
除了当渔民，没有更好的出路
对于他们来说， 当渔民不是必选项，却是目前生活给予他们的最优选。
军哥来自内陆山城重庆，两三岁时便跟着父母来到了大鹏沿海。跨越山海，父母在这里打工，他在这里读书、长大。
或许是内陆人天生对于海洋的迷恋，他从小就喜欢抓鱼，经常跟着本地人去海边捕鱼。长大后，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名渔民。
在开餐厅之前，他是个正儿八经的全职渔民，每天都捕鱼去卖。据他感觉，每天都很辛苦，但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因为天气好的时候，所有渔民都能抓到好多东西，供大于求，自己的东西卖不掉，只能降价。
“一天累死累活，可能就搞个几百块，运气好一点搞个千儿八百。”
后来，有朋友经常来找他吃海鲜，吃完就给他一百多块，说不能白吃他的。他开窍了，觉得这个模式或许能赚更多的钱。于是，他开了渔民餐厅，“抓到特别值钱的鱼就拿去卖掉，其他普通的种类就拿出来做给别人吃，收一些辛苦费。”
打渔的渔民，阿航/摄
这一路上，他也想过放弃，因为当渔民实在太辛苦了。
出海放网，一放就是几公里，每次收网都能把人收得筋疲力尽。好不容易把网收回来，回到家不能睡觉，得先把网上的死鱼、死螃蟹清理出来，“本来就很累很困，渔网又脏又臭，死螃蟹、死鱼不能卖钱，全部都得清理了丢掉。”
他自述这二十几年来，自己在海上侥幸逃生了很多次。“出海的危险系数很高，没风没浪的时候就没鱼了，一定要大风大浪的时候才有鱼。”
他试过潜完水上来之后，船不见了。晚上的海水一片漆黑，他自己在水里扑腾，“试过很多次这样，人都差点没了”，他们的船也经常被海浪打翻，当天的收获全部回到大海，他们还得拼命将翻船掰正。
打渔的渔民，阿航/摄
虽然关关难过关关过，但现在的他，因为常年风吹日晒，皮肤黝黑得发光，也经常受“渔民职业病”关节疼痛的侵扰，日夜颠倒的生活也让他的抵抗力变差，容易生病。
他知道自己在拿命赚钱，但他停不下来。 现在的店租一个月7000多，加上员工工资等等，他每个月就算不做事，也要支出两万多。
“没技术没学历，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想想当渔民还是比搞建筑之类的好很多，就还是继续干这个。”
阿航则因为世世代代都是渔民，对海边这片土地有无限的眷恋，“做不来其他工作，而且感觉转行也不容易。”
对他来说，当渔民是一份还不错的工作，至少对于渔村外的世界而言，“起码大部分时候，努力就能获得想要的东西。”
他有身为渔民的判断，专挑台风天出海，虽然最后可能渔获比不上危险，但他“一点都不怕”，他相信大海不会让他空手而归。
文丨白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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