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93年初，王小波在四川永康军青城县发动起义。起义的地方，大体位于在今天四川省都江堰市南部。永康军，是北宋州一级的行政建制。军，主要设置在边远地区，位格要低于府（如开封府）、州（如燕云十六州）。
王小波这伙人为什么要发动起义？
首先，看一下起义军的成分。
最初，主要是茶农、茶贩、手工业者、商人和流民。本来大家还是有口饭吃的。但北宋却在四川搞了“博买务”。
时守臣务利入之厚，常赋外更为“博买务”，禁民私市物帛。
博买，即官市。博买务，即政府垄断盐酒茶布等商品贸易，实施统购统销、禁止民间买卖。这是赤裸裸地与民争利。在茶叶专营之后，政府和豪强地主低价购茶、高价卖米，导致大量茶农破产。而王小波，就是其中一员。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王小波聚集了一支上千人的起义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起义军的数量发展到上万人。而之所以短时间内爆炸式增长，主要原因就是：博买务制造了大量破产的茶农、茶贩、商人和手工业者。
公元993年夏，四川赶上旱灾。于是，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即农民，加入了起义。接下来，起义军就在四川无敌了，北宋驻军完全招架不住。
在江源之战中，王小波作战负伤、战后殒命。起义军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领袖，继续起义，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公元994年正月，起义军攻破四川重镇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
其次，看一下起义的地区。
四川，这是北宋最对不起的一个地方。公元965年，北宋消灭后蜀之后，立即把四川当成了殖民地。首先是直接抢劫。后蜀王朝积蓄的金银珠宝、布帛钱币全都运到汴梁。这个直接抢劫的过程，持续了十几年。其次是搜刮，除了正常的两税之外，后蜀王朝的全部苛捐杂税，北宋全部继承。接下就是博买务，放任官员在四川变着花样抢劫民间财富。
北宋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四川富得流油，而北宋自己却穷到癫狂。不是大宋很富吗？大宋很富是后来的事情。在太祖与太宗朝，北宋富不了，因为北宋承接的是五代乱世。关键是战争不断，先灭北汉、再战契丹，打仗就要花钱。而四川就成了北宋的财源之地，不仅金银珠宝要抢走，甚至连铜钱都要抢走。
北宋的经济掠夺是一个快变量，而四川的农村问题则是一个慢变量。干柴烈火，需要有点柴的烈火，也需要有堆积的干柴。
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为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
在当时的四川，一般地区，豪民地主与一般自耕农的比例，达到50%；个别地区，豪民地主与一般自耕农的比例，达到90%。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是佃农旁户。关键是：豪民地主对待一般小民毫无仁慈可言。
而恰在此时，北宋又在四川搞起了经济掠夺。各种苛捐杂税全被豪民转嫁到小民身上。有为尤甚的是：豪民还与官府狼狈为奸，合伙算计小民。所以，起义的烈火一旦点燃，自然星火燎原。
接下来，再讲方腊起义。
方腊起义军的主要成分是贫苦农民。这与王小波起义军的主体，没有什么差别。王小波起义军在最初是破产的茶农，但茶农没多少人，后期加入的四川农民才是主体。
关于方腊的身份有分歧：一说方腊是佃户，家里没地，是给地主种地的；一说方腊家中有漆园，还算殷实；还有说方腊是税吏，就是帮着政府收税的小吏。但方腊的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起义的主体是谁。只要农民参与进来，就一定要出大事。
接下来还是看地区。
腊始起青溪，众不及千，今胁从已过万，又有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聚党应之。
起义的地点在今天浙江省淳安西北，属于宋朝的两浙路。江浙一带从唐末开始就已经相当富庶。到了宋朝，更是成了北宋的主要税基。对于这个地区，大宋自然高度重视，因为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但是，这里为什么会爆发起义呢？
主要原因是宋徽宗的花石纲。
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
花石，简单说就是奇花异石，搞园林的高级奢侈品，而实际就是花花草草和大石头。这些东西就是再贵，也不至于榨干了“东南赤子膏血”。
其实，花石不重要，重要的是纲。在北宋，官府陆运和水运的大宗物资，要编组为“纲”。如运马，称“马纲”；运米，称“米饷纲”；而运花石，则称花石纲。花石纲是要运给皇帝的，所以格外重要，自然要与权力或特权拉上关系。
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然后沿着淮河、汴水运到开封。这种运输是要花钱的，但主要是花人力。人力从哪来？如果花钱雇人，那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就要让老百姓免费为花石纲充当苦役。
皇帝的私欲与国家的公权混到一起，所以花石纲完全就没有合法性可言。它不是为公共事务，而是满足皇帝私欲。对于这个徭役负担，老百姓从最初就不满意。
当然老百姓可以忍耐，但忍耐总有限度。《宋史》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二十年”，差不多波及了整个江淮地区。
而其中以两浙最甚。在北宋，两浙路是各路中最富裕的一路。花石纲，就是北宋在自己的钱袋子里面搞事情。宋徽宗即便暴如商纣，也不能跟自己的钱袋子过不去吧？
原因是：宋徽宗根本不知道花石纲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之前说了江浙一带是宋朝的主要税基，所以北宋政府高度重视这个地区的治理。治理，换一个词，就是控制。而怎么控制呢？当然是建立庞大的官僚系统。所以，这个地区的官僚系统特别发达，执行力自然也就更强。
然后，问题也就出现了。皇帝一道圣旨要搞花石，庞大的官僚系统立即闻风而动，大刀阔斧玩命干。这伙人当然是给皇帝搞花石，但也是为自己去创业。
你家不是有花石吗？好，现在皇帝喜欢，于是就要强征。但怎么运走呢？先拆门、再拆墙，接着就是抄家。什么殷实的家庭也扛不住这么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官吏行贿。所以说，官吏搞花石就等同为自己创业。关键是这种创业，还是打着皇帝的旗号进行的。老百姓想告都没地方告。
本来花石纲就没有什么合法性，而花石纲又大量使用民力，接下来还成了官吏榨取百姓的免罪金牌。所以，自然就成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东南赤子的膏血，不是因为皇帝从东南要了几块石头，而是要石头的过程，变成了敲骨吸髓。
于是，普遍不满情绪有了，不堪徭役之扰的农民也有了，接下来就是方腊起义。而方腊是怎么搞得动员的？
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
“赋役繁重”，可能只是徭役，因为花石纲要动用大量人力，石头根本就不值多少钱。“官吏侵渔”，则是官吏打着皇帝的旗号搞创业，榨取民间财富。“又悉科取，无锱铢遗”，皇帝要你家的奇花、要你家的石头、要你家的其漆楮，还能给钱吗？看一看白居易的《卖炭翁》就知道了。
方腊动员两浙百姓搞起义，与王小波动员茶农搞起义，都差不多：官府与民争利，断人财路就是杀人父母，于是造反。
公元1120年，十二月，宋徽宗获得消息：方腊起义了，而且这伙人连取城池、攻入杭州。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宋徽宗才知道？早一点儿知道，就不行吗？不行，因为官僚系统一定要故意隐瞒。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自然是不能报忧、只能报喜，等先搞定了再说。所以，皇帝收到消息的时候，一定是地方官员彻底搞不定的时候。
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宋徽宗以宦官谭稹为将，率领原本攻打幽州的禁军精锐前去平叛。但这还不够，转过年来的正月初七，宋徽宗又以宦官童贯为将，率领另一支禁军精锐前去平叛。两支禁军，总兵力达到十五万人。从宋徽宗的重视力度和北宋的军力投入，就能知道方腊起义已经折腾到什么地步。北宋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兵力规模，在二十万左右。所以，方腊就是另外一个王小波。
这次平叛非常顺利。公元1121年四月底，大宋禁军便包围了起义军的大本营，基本消灭了方腊起义军。方腊也在帮源洞老巢被宋军抓获，被押到汴梁处决。
方腊起义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六州五十余县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遭遇战火。而大宋的重要税基两浙路，基本被打残。
北宋很富，为什么还会爆发农民起义？
王小波起义和方腊起义，有很多不同。主要是时间上：宋初百废待兴，但战事不断，所以大宋王朝急需四川财富；宋徽宗时期却不是这样，北宋虽然财政窘迫但社会很富，尤其是两浙路，所以这时候爆发方腊起义看上去没啥道理。
但，两次起义却有共同点：
一个是民间已经积累了大量不满情绪，四川不满北宋的经济掠夺；两浙不满北宋的花石纲；一个是农民参与了进来，王小波最初是一群茶农、方腊最初是一伙佃户或漆园主，但最后都是以农民为主体；而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官僚系统的彪悍行政。
北宋政府把四川当成了殖民地，所以官吏不可能不彪悍。北宋官吏把江南当成了创业之地，所以不可能不疯狂。宋徽宗要的花石，就成了卖炭翁卖得木碳。卖炭翁两鬓苍苍、无力反抗；而两浙农民却人多势众、有力反抗。
为公的北宋四川官吏，他们在为大宋抢军费，当然顺便也为自己捞好处；为私的北宋两浙官吏，他们在为宋徽宗搞花石纲，当然顺便也为自己去创业。虽然目的不同，但前提则是这伙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力量。
一旦代理官僚掌握了强大的力量，那么他们一定会彪悍行政。彪悍行政的结果则是：无限制地满足上级需求，同时也让自己在彪悍中走向堕落，并反噬国家。王小波李顺起义与方腊起义，虽然看似处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但其原因却有共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