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捐赠正受到日益严格的审视。再崇高的愿景，再漂亮的承诺，都必须在照顾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情况下做出。
这是《中欧商业评论》反败工作室“捐赠”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上一篇是：）。我们将讲述一个企业家的故事，以呈现国内大学捐赠的新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撰 文|孙行之
近30年来诞生的中国企业家，很多是被大学改变命运的一代人。他们也乐于向大学，尤其是自己的母校捐赠。据《2021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去年发起的大额捐赠协议总额创历史新高，直逼200亿元。中国大学的大额捐赠名单，也几乎就是知名企业家的龙虎榜。史玉柱、马化腾、马云、刘强东、李彦宏、张磊、陈东升等等，都是其中常客。可以想见，在“共同富裕”的召唤下，这个数额还会节节攀高。
另一方面，“捐赠”当中不仅有高尚与善意，它同时是一个高度封闭、不向公众敞开知情权的领域。在美国，子女就学、政商关系、人脉建立等等，借捐赠之名，一些富豪有了辗转腾挪的余地，将他们在财富领域的特权扩充到社会各个方面。富豪借由捐赠“赢家通吃”的局面引起了持久而激烈的抨击。
当然，类似操作手法在国内的大学捐赠中还无法施展，但已经让人对大额捐赠产生了疑问——那些见诸于媒体的公开承诺到底有几分真实？这些来自外人的疑惑，也终究会反馈到企业和企业家身上，影响他们名誉的损益。
环境变了，所谓的“无私”与“无偿”都被打上了问号，金钱数额已不再是衡量企业捐赠项目的关键指标。在此情况下，怎样的捐赠才是能够兼顾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可持续的方式呢？
相比于去年涌入高校的200亿大额捐赠，郭宇捐给母校的200万元只是沧海一粟。但他很有“螺丝壳里做道场”的能力，把捐赠做到了一举多得，公开透明。他的经历也可以被视为眼下捐赠逻辑变化中的一个典型——捐赠，越来越从捐钱变成一种影响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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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设奖学金，而是筹划一场比赛
郭宇毕业于南方一所知名综合性大学的计算机学院。学院与当地几家大型互联网企业渊源很深。互联网行业红火的那些年，这些公司每年在学院招收大量尖子生。从这个学院毕业的不少学生，工作以后还同处一个圈子，所以，学院的捐赠风气相对更兴盛。以公司名义设立奖学金，这是校友们的普遍选择。
不同于去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博士毕业后，郭宇就创办了飞力公司，自己当起了老板。飞力公司规模不大，业务集中于公共服务类软件的开发。
因为这份不同的经历，郭宇对奖学金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奖学金发掉了就发掉了，留不下什么”。他也觉得，现在的情况也的确不像20年前，大学里绝对贫困的学生已经很少，这样一笔钱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没那么重要。“给他们提供锻炼的机会和平台，让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发挥作用，我想这是更大的激励”。
创办飞力公司的10多年里，郭宇的关注点一直都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很多时候，现实中不断出现的新痛点，和相关研究的不足，让他感觉业务拓展就像处于高墙之内，四面掣肘，无法施展。提及此，他有一大堆牢骚：“我们公司关注的一些业务方向，就是一个三不管地带，政府和企业没有充裕的人力去做，高校的科研又离地太远，很多研究话题都太老旧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失去活力，那些老掉牙的话题和课题，反反复复，有什么可说的呢？”
与一位相熟的教授交流下来，郭宇决定：用200万元捐赠母校举办3届全国性大学生科研比赛。这既是做了公益的事情，同时也能够对公司业务带来一批有前瞻性的研究。最终，全国155支学生团队参与到这次比赛中。参赛的学生反映很热烈，学院也收到来自其他学校老师的热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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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关联型捐赠
郭宇的这笔捐赠，也踩在这样的变化节点上：随着高校基础设施建设时代落幕，对大学的捐赠从捐钱、捐物变成了资助学科建设。对于企业家来说，如今最重要的不是通过捐赠赢得身前身后名，而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寻找业务的新方向。
变化在2017年就露出了端倪：据《2021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自2017年起，“院系学科建设”就已经开始超越“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高校捐赠项目中最热门的方向。最近就有几次大额捐赠都与企业业务紧密相关，比如泰康集团对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科的捐赠，以及小米在清华大学设立的“人工智能创新研究基金”等等。
这两年，随着ESG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盛行，企业业务关联型捐赠更是成为热门。
郭宇操盘比赛的第一步是，他找到了一位研究领域与公司业务有诸多交叉的教授，他们之前合作过，对各自关注的问题很熟悉。他请这位教授牵头主导比赛。对教授而言，他本来就要组织团队去做这方面研究，现在领衔筹办比赛，也是科研资源的拓展。
但面向大学生的比赛毕竟还是与业务有差距。如何协调？比赛的选题是一个关键。在筹备过程中，郭宇全程参与了选题制定的过程，最终供参赛队选择的15个题目都指向对公司业务方向的探索，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郭宇把参赛学生们的研究称之为“拓荒”。“学生的调查稍显稚嫩，可也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政府和企业的研究者会带着既定立场去观察问题，学生的眼光更为中立，有时候，还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郭宇说：“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想从参赛团队中找到好的团队，之后能够长期合作”。
比赛当天，由校长出面，邀请政府领导和业内重要人物出席观摩比赛。对飞力公司来说，这是一次提高业内影响力的机会。对这些嘉宾来说，观摩比赛也不显得勉强，因为，比赛主题也是他们的工作领域。比赛以后，成果会在网上公开，也会投送给各个机构。因为比赛要连办3届，所以公司的影响力还会继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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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捐赠兑现不了？
相信很多人都记得，2018年前后，媒体上经常出现企业家巨额捐赠的报道，报出的捐赠额一个比一个高。2018年一个引人瞩目的盛况是：三家房企，恒大、泰禾与碧桂园，在一周之内相继宣布向大学捐赠，总额26亿元。教培行业遭遇重创之前，精锐教育、新东方也频繁在各地大学设立奖学金。曾经红火的企业如今风光难续，当年的许诺，如今又怎么样了？
“过去不少大额捐赠，其实都是分批付款的，时间可能长达10年，甚至20年，这其实是比较有风险的，因为企业的情况也一直在变，不少企业最终是无法兑付的，但这一类的事情，学校一般就是采用沟通的方式，很少公之于众，更不可能对簿公堂，毕竟也涉及很多人情”，上海某大学一名经手过校友捐赠的老师这样说道。
如果后续资金跟不上，原本制定的计划、项目就有可能中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沟通，实在不行，学校内部消化”。这也就是说，因捐赠中断造成的空洞，最后只能用其他资源来抚平。
当然，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一些公司无法兑现承诺，在情理上应该得到理解：他们很可能并非不想，而是不能。
这里要讨论的仅是对一类捐赠策略的反思——一开始靠超大金额赚取了名声，盘子铺得很大，到了最后，宏伟的承诺却像海上浮城，一夕之间沉入深海。这不仅给企业和学校都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也折损了公众对一类捐赠的信心。有时候，巨额捐赠就像拍卖行里拍出的“天价”艺术品，一开始引人注目，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里头“水很深”。
国内某大型民营企业基金会负责人汪文文对眼下的舆论氛围很有感触：“现在不是大众媒体时代了，公开捐赠的企业面临着各方监督，而且，很多企业是真捐了，却未必能够博得美名，因为网上说啥的都有，有些突如其来的舆论变化，你根本预想不到”。
更进一步说，对同为利益攸关方的中小股东和员工来说，公司的无偿捐赠是否完全合理？片面强调大公无私，而避谈对业务带来的好处，这也一种矫枉过正，无法提供长久的动力。前年的茅台捐赠风波就是一个例子：董事会决定捐赠8亿元，引起197名中小股东起诉，捐赠不得不终止。时任董事长高卫东如今也因涉嫌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
崇高的愿景，漂亮的承诺，都必须在照顾利益相关方的情况下做出。与其唱高调而不能兑现承诺，不如像郭宇那样，坦率承认捐赠与业务的关联，利用自身长处，踏踏实实做一个项目——这也是眼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国际ESG评价体系正在呼唤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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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新问题
这类捐赠模式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具体做工作的人一般都是，你出钱，你说了算”，一位在大学基金会工作的老师说，在捐赠中，企业家的意见是受到高度尊重的。这也容易产生一种“为尊者讳”的气氛，使得很多问题被遮蔽，得不到充分讨论。
“完全是在给企业家打工”，大学老师张旭峰就向我抱怨过他参与的一个由知名企业捐赠的大项目。原因是，研究的自主权大大缩减，项目与他原本的研究方向关联性很小，从前到后，许多流程细节都是企业方面制定的，工作变得束手束脚，毫无成就感。这种事无巨细地“指导”，让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感到十分不适。
“如果这样，索性全部由他们自己做完算了”，最后，他和几位同事中途退出了项目组。
老师的退出，造成的结果是，虽然是个共建项目，但实质性成果还是由企业方面完成的，科研人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验室里的学生也得不到锻炼。这自然也就谈不上人才布局和前瞻性研究。
这样的问题，其实折射出两种大学捐赠模式的不同逻辑：以往，企业捐钱、捐物，钱到位，事情就结束了；而现在，钱到位，事情才刚刚开始。其中的挑战是：需要调和两类组织的关系，而这又绝不是“甲方乙方”那么简单，两者之间充满微妙的张力。
首先是组织大目标。大学的使命是知识生产，而企业需要在一定周期内获得回报。斯坦福大学第10任校长约翰·汉尼斯在《要领》一书中总结校企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企业与大学）两种文化真的在相当程度上水火不容”， “有的大学会让研究人员开展能够迅速商业化的研究，但这样走下去的话，学校就无法再有基础研究发现”。
还有小目标的差异，对一笔捐赠，学校希望把能钱更多地留给自己的学生，留给本校的科研工作。但企业除了要成果之外，也会希望更多连接社会各方，尽可能扩大影响力。在钱款使用上，需要事先做更细节的安排，拟定清晰的条款。
汉尼斯自己就曾是硅谷的成功企业家，对两方面的苦衷都能有所体谅。虽然步履艰难，他依然在16年里吸引了大量企业家的捐赠，快速壮大了斯坦福。但国内大学的领导和老师，大都没有直接管理企业的经验，他们都需要时间来转换观念。
事实上，也正是两种观念的碰撞，造成了张旭峰“完全是为企业打工”的抱怨。显然，他对捐赠的印象停留在过去：“既然是捐赠，给了钱，专业的事当然应该让学校做主”。这种观念也到了不得不转变的时候了。眼下，大多数高校的科研经费都面临压缩，大学会进一步敞开渠道，吸纳社会捐赠。科研共创类捐赠很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在此情况下，企业不可能不干预项目，区别只在于尺度和水平。
大学与企业也是两个结构和作风不同的组织。国内某知名大学的管理学院教授向我谈到他的观察：企业讲究高效协同，而大学重视行政化流程，科研人员组织相对松散，注重个人自由。“有些企业把对大学的捐赠当成‘扶贫’，而知识分子又恰恰是有犟脾气的，看重在各自领域的自主权，如果要合作，还是要给学者更多空间”。
因为这位教授所在的学校有很高的知名度，又是重点学科，办学经费充裕，也不乏各路企业家来商谈捐赠项目。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经历过几次不顺畅的合作，他们也会拒绝一些捐赠项目。
斯坦福大学克拉克中心是汉尼斯在任时完成的重大项目之一，由“网景”创世人吉姆·克拉克捐赠
尾声
一位资深公益人向我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捐赠项目其实是最适合观察企业家个性的地方。正因享有更多自由，企业家会自然流露出在商场中看不到的一面。
当捐赠成了一种影响力投资，企业家的观念也需要变一变了。最起码，他们需要重新审视受赠者。这里的受赠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合作伙伴。
回归两个组织的本源，企业与大学的目标并非不可调和。德鲁克说，“企业的本质是为社会解决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一个商业机会。”汉尼斯则为斯坦福大学的捐赠确立了一条底线：研究项目必须带有公共性。说到底，企业的商品生产和大学的知识生产都是为了提高社会整体福祉。双方的冲突，只是立足长期还是短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