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转交给了日本，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国人认为自己同时成为了日本侵略行径和西方虚伪面孔的受害者。
那么，日本人是怎样看待巴黎和会的呢？
一、日本与美国的冲突
段祺瑞1917年下台后，北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要摆脱日本控制的迹象。美国驻中国大使保罗·S.芮恩施继续坚持反日。英国在中国能获取巨大的利益，因此对于日本和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充满了焦虑。伦敦方面不愿意抛弃自己的日本盟友，同时又不确定美国的真正意图。
在凡尔赛，美国国务院顾问弗兰克·波尔克(Frank Polk)警告说，中日两国有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国家在亚洲的特权发动全面进攻。在日本的支持下，北京政府会要求对条约进行全面修订。他认为，这样的要求完全符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新话语体系，但这些要求是“白色人种的国家无法答应的”，除非他们放弃自己对东亚的控制。
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美国人非常乐意将巴黎的谈判变成一个日本与中国对抗的舞台。1919年1月27日，在威尔逊总统的坚持下，当日本直接提出要获得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时，中国代表团也在场。美国人随即指示中国代表团里以顾维钧为首的、口才最好的人，按照预先的安排，向东京方面表达了愤怒。顾维钧展现出他所受过的美国法律训练，引用“情势变更原则”，提出当签约时的条件被推翻时，条约也可以被推翻（注：指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之间的一切条约已经作废，故不存在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和权利转交日本的问题）。西方代表们对他的流利表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了美国的认可，看起来中国会在外交上赢得一场对日本的巨大胜利。
♦ 美国总统威尔逊
1918年9月，寺内政府曾获得段祺瑞签署的一项谅解，同意日本在山东驻军，以换取一大笔新的西原贷款，同时日本承诺将支持中国政府修改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英国和法国都在1917年1月承认了日本的要求，以换取日本在地中海提供海军援助。这些与北京、巴黎和伦敦方面的约定被披露出来之后，关于山东问题的第一场辩论陷入了尴尬的停顿。
为了符合“时代精神”，日本政府派出了一个亲西方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但巴黎和会的前几天，却让东京方面的代表大惊失色，苦不堪言。日本人承认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但他们没有想到整个和会都采用自由主义原则。他们显然没料到要当着中国人的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西方国家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真的想要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吗，还是像日本右翼人士所怀疑的那样，想要“定格现状，压制二等国家与低等民族的发展”?
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使得日本坚持要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写入种族平等的内容，就显得格外重要。正如西方战略家怀疑的，这包含着泛亚细亚主义的诉求，同时会平衡日本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形象。
那么，西方人会如何回应呢?
二、日本与英国的冲突
早在2月9日，美国法律专家戴维·H.米勒(David H. Miller)就记录了豪斯上校（美国外交家，威尔逊总统的智囊）和贝尔福勋爵（英国外交大臣）的一次坦率交谈。为了在日本人面前先发制人，豪斯试图说服贝尔福，对盟约进行一项修改，在其序言中加入一句引自《独立宣言》的话，意思是说人人生而平等。“
贝尔福的反应让人吃惊。他反驳说，声称人人生而平等，“这是18世纪的论调了，他才不相信这是真的”。19世纪的达尔文革命已经教给了人们其他东西。我们也许能宣称，“在某种意义上......某个民族的所有人生而平等”，但如果宣称“中非人与欧洲人生来平等”，在贝尔福看来，这明显就是胡说八道。
对于这一不同寻常的抨击，豪斯并没有立刻反驳。他不打算对中非的说法表示不同意见，但他指出，“他不知道对日政策该如何继续下去”，日本是一个成长中的民族，他们已经充分开发了自己的领土，现在需要扩张的空间。他们不被允许进入“任何白人国家”、西伯利亚，以及非洲。他们该去哪里呢？“他们总得有地方去”。
作为英日同盟坚定的拥护者，贝尔福对于日本所面临的困境“持有深切的同情”。但他脑子里总想着中非，因此不能承认平等的普遍原则，必须想出其他办法来满足日本的利益。贝尔福认为日本可能是在为非洲说话，这种想法毫无疑问会让东京方面感到恼怒。欧亚关系，特别是亚洲人加入欧洲人，共同安排遗留的世界未决地区的权利正在经受考验。
♦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
尽管第一次尝试受阻，但日本代表团并未放弃。3月底，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做了一些让步，删去了所有提到种族的地方，只要求在国家范围内实行非歧视原则。但这次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大英帝国复杂的国际政治之中。反对日本第一次修订方案的，正是英国代表团的负责人罗伯特·塞西尔和贝尔福勋爵。然而，在受到压力时，英国人坚持说，真正的阻碍不是他们，而是澳大利亚。这就让日本代表团的压力更大了。他们该如何向日本民众解释，一个明显如此重要的原则没能获得成功，是因为像澳大利亚这样无足轻重的国家表示反对？伦敦方面坚持白人统治权。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这个问题上也十分乐于支持澳大利亚。让大英帝国站在反对的最前沿，显然会带来巨大的便利。
在4月11日国际联盟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整个事件出现了最可耻的一幕。日本人已经做出让步，只要求修改序言，号召“公正对待所有国民”。这样，他们就能在委员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支持。正如法国人所说，这是“一个体现了无可争辩的公正原则的修订”，他们不想让伦敦方面难堪，但“根本不可能投反对票”。当日本人提出要求投票表决时，他们的对手觉得十分惭愧，以致要求自己的反对票不被正式记录在案。记录显示，只有臭名昭著的波兰代表、反犹人士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跟英国一样投了反对票。这迫使威尔逊行使自己作为主席的权力，以需要全体一致同意为由，否定了修订要求。
也就是说，尽管得到了绝对多数的支持，日本人的提议还是未能通过。
三、日本与中国的冲突
亚洲的和平进程，一直没能从日本在《国际联盟盟约》上所遭受的羞辱中恢复过来。
4月21日，在种族平等提议被美国和英国否决之后十天，日本的外交咨询委员会在东京召开会议，规划他们在最后一轮谈判中的战略。考虑到在盟约问题上所遭受的羞辱，委员会决定，如果和会不把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租借地交给日本，日本就必须威胁退出会议。更早一些在巴黎的谈判中，日本分得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岛屿，与英国和法国一起成为托管国。但中国更加重要。外相内田子爵给代表团发去电报，表示“为了维护我国政府的尊严，没有任何安抚性调整的余地”。
不出日本人所料，当他们在4月末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时，西方国家提议说，山东应该被“国际化”，应建立起类似托管的机制。托管模式是扬·史末资提出的，用于解决中欧的问题，但在那里遭到了拒绝。1月时，这一模式被用来在大英帝国、法国和日本之间分配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残存的领土。但山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日本愤怒地拒绝了任何类似的想法，声称托管是用于“殖民地......当地民众还未进入现代文明......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有着发达文化的国家”，应该施用完全不一样的原则。
威尔逊竭尽全力，不想看到日本和意大利在一周之内都退出和会（注：1919年4月24日意大利正式宣布退出）。4月22日，讨论明显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扭转。中国代表团被告知，尽管他们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同情，但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受到之前与日本所签条约的约束。为了缓和对中国造成的打击，在英国建议下，双方达成妥协，日本公开说明它只想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放弃任何想要长期控制该片领土的意愿。但考虑到双方激动的情绪，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威尔逊专门派人表示歉意，也没能阻止中国代表向四人会议(Council of Four)提交了一份援引“十四点原则”的正式抗议书。
事情似乎到此结束了。可中国的反应却改变了局势。自1915年屈辱的日本“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开始，中国的城市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抗议运动。1919年5月4日，当日本在山东问题上获胜的消息传到中国，它所激起的怒火，表达出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所经历的全部挫折感。鉴于在巴黎披露出来的北京方面与日本达成的安排，这股怒火毫不意外地既指向国外，也指向国内。抗议运动最主要的口号就是双向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在首都北京，日本西原借款主要的中间人、财政总长曹汝霖的住所被烧成了灰烬。当时在北京的学生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参加了抗议运动。
这场空前的抗议运动使巴黎的各位外交官感到十分棘手。顾维钧想尽一切办法，要让中国作为新秩序的创始成员国拥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不在山东问题上提出保留意见，他就不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威尔逊与劳合·乔治排除了这种可能。如果给中国开绿灯，整个和会就有可能偏离正常轨道。
♦ 顾维钧
北京的外交部不得不向怒火中烧的各地方省市做出说明，为了利益的平衡，中国无论如何都应该在条约上签字。中国人设想，一旦获得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身份，其他国家就会投票选举自己进入国际联盟理事会，他们可以在那里寻求补救。然而，这一提议却引发了又一轮的运动和罢工。连在美国大学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急于为这场民族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包围了美国国会，并发现共和党人异乎寻常地愿意做他们的听众——共和党人其实只是乐得指责威尔逊对“日本帝国主义”心慈手软。
6月10日，钱能训的内阁垮台；一天之后，徐世昌总统递交了辞呈。24日，中国政府宣布允许巴黎的代表团自行做出决定。27日和28日，先是北京政府，然后是巴黎的代表团，分别做出决定，中国不能在和约上签字。
四、日本对巴黎和会的不满
日本代表团签署了《凡尔赛和约》，日本由此获得了国际联盟内部理事会成员的位置。现在它作为大国的地位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但它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种族平等的要求被拒绝、对山东的要求遭到各种嘲讽，这两重经历在民族主义右翼中激起了暴力的反抗。
1919年年初，田中的部下、宇垣一成大将评论说：“英国和美国试图通过国际联盟限制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同时又运用自己手里的好牌—资本主义，一点点地蚕食它们。在军事占领和资本主义侵蚀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日本必须将手中的剑磨得更快，从而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应。
1921年10月，三位年轻的驻外武官在德国巴登—巴登(Baden-Baden)举行会面，讨论欧洲国家为日本提供了什么样的范例。对于这些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未来的领导人来说，鲁登道夫提出在庞大的全球大国集团之间发动全面战争的新时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最激动人心的概念。对于战后初期身在德国的年轻日本军官来说，这就是他们所想象的日本的未来：与西方大国苦苦斗争。为了弥补物资上的不足，他们一方面要在中国建立专制区，另一方面用最高的武士精神团结军队，也就是“寻死的武士道”。
在这些年轻军官中，就有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领导人东条英机。
本文节选自《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亚当·图兹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