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88年，海南建省，潘石屹带着1000多元的积蓄到了海口。在海口东英镇一家砖厂里，小潘不但帮老板创造了收益，还在老板去搞房地产时，花钱把砖厂承包了下来。不幸的是，一年后，这砖厂就倒闭了。
不过潘石屹并未绝望，一路奋起，把自己从小潘，变成了潘大佬。
潘石屹生在甘肃天水的山沟里，山下有条铁路。他从小的愿望，就是乘火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家里穷，养不起孩子，大小妹妹都被送出去了。一心想走出大山的小潘，就是不想穷一辈子，才跑去海南的。
多年后，回忆这段奋斗，潘石屹说自己之所以办砖厂，是受了一套长篇小说里男主人公的指引。书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时，潘大佬还说：
“这套书我看了整整七遍。”
「潘大佬年轻时（最右）」
这本书刚出版时，卖得并不火，起印才三千册。出版社因此亏损数万元，急得编辑都失眠了。结果1988年3月，书被央广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一下子击中中国万千青年的心灵，成了那个时代最火的书之一。
至今，这套书每年还能卖个100万册。
究其原因，是因为书中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像小潘这样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连咱们前段时间爆火的新东方董宇辉老师都说：
“我生命中的力量感，其实就来自这套书。”
潘石屹出生于1963年，董宇辉出生于1993年。一套书可以横跨30年，给两个时代的青年带来一样的冲击，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深思的事。 而实际上，它背后与奋斗有关的故事，是从1949年年底开始的。
那一年，它的作者出生了。
02.
1949年12月，陕北清涧王家堡村，农妇马芝兰生下一个男婴。这是马芝兰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此后数年间，她还要生8个孩子。
男婴出生后，家里给起名叫“wei”。只是发音，没字。后来上学，才落到一个“卫”字上，添学名“王卫国”。许多年后，王卫国这三个字，已经消失在岁月中。人们更熟悉的，是他后来改的名字——路遥。
路遥是家中长子。七岁时，家里缺劳力。在村办小学读了几天书，他就被叫回家种地。路遥读了书，完全没心思种地。农活不好好干，整天眼泪汪汪。这时，他大伯想从他爹手上要个孩子过去“顶门”。
按风俗，长子不能过继。但眼看路遥这么想读书，当爹的心软了。
唯一的办法，是把大儿子过继给他大伯，供他读书。
1957年深秋，路遥跟着父亲，走了两天一夜抵达大伯家。到大伯家后，父亲谎称去赶集，说下午回来。但路遥心里啥都明白。
临死前，回忆此情此景，路遥依然难受。当初，他早看出了父母的打算。只是他知道，如果那一刻抱住父亲，哭着说别不要我了，就得回家务农。 最终，为了读书，7岁的路遥选择留下，眼睁睁看着父亲走下了山坡。
「路遥长大后，烟不离手」
路遥上村中小学后，成绩很好，一年级就能学二年级的课。每到学期末，还能拿奖。凭借出色的成绩，考进延川县城关小学。
在那里，路遥第一次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差距。
城里的学生，首先吃得好。由于家里穷，路遥只能吃加麸糠的干粮。夏天，糠菜发霉变质，也得躲在墙角，闭着眼大口吞下去，喝熬锅水生咽。
家里有多穷呢？1963年春，实在没钱了，为了不让路遥中断学业，大妈跑到别的村庄要饭，再把要来的食物卖掉，换成钱供他上学。
吃，比不上，用的、穿的，也比不上。路遥经常是衣衫褴褛，连美术课的水彩笔也买不起。不过，贫穷的处境，并没有引起他的自我贬低。在学校，他一心要做孩子王。城里的孩子会花一毛钱去看露天电影，聚在一起讨论。路遥急得难受，爬狗洞混进放映场，还是被撵了出来。
无奈之下，路遥想别的办法，跑去文化馆借阅室看书。从书里读到一大堆新奇玩意儿，回去给同学们“上课”，让自己变得自信。
可惜好景不长，小升初前夕，大伯说什么不让路遥读书了，命令他回家务农，过两年挑个媳妇，生个孩子，老老实实做农民。
路遥当时就急哭了。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回家务农，这辈子就完了。
03.
在路遥的一生中，似乎总有些神奇的时刻。在他快绝望时，出现那么一个人或一件事，把他从绝望的深渊中拉出来。你可以说，这是命运的馈赠，但从根上说，这是路遥跟命运不停缠斗赢下的筹码。
面对大伯的命令，路遥说，不上学可以，但必须参加考试。结果一考，考了个全县第二。尽管如此，大伯铁了心不让念。路遥就一路哭，跑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面前，说干大啊，我考了全县第二啊，你得替我想办法啊。
在村里，别说全县第二，一个村能出一个学生去县城读书都不得了了。刘书记赶紧发动全村人捐粮食，让路遥换成钱交了学费。
路遥上中学后，城乡差距更明显了。
班上大多数是职工或干部子弟。就路遥穿得破破烂烂。学校食堂的菜，被分成三等。路遥只能吃最下等，清水煮菜。偶尔连菜汤都喝不起。路遥经常饿到头晕。这残酷的生命体验，让他有了更强韧的、往上攀爬的决心。
「路遥永远和农民走得最近」
没资源、没背景，那靠什么呢？只能靠知识。
那时，阅读已成了路遥生活的一部分。他读时政新闻，爱上了《参考消息》。在报上读到苏联的加加林飞向太空后，整个人激动到失眠。“加加林”三个字，一直镌刻在他心间。这是日后《人生》男主角姓名的由来。
3年后，路遥没有辜负乡亲的恩情，顺利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接下来读中专，可以拿国家补助，就再也不用问家里要钱了。
以后有分配，还能吃城里的口粮。
路遥和家里人都觉得，天要亮了。
偏偏这时，命运又给他挖了个大坑。
路遥还没来得及报名，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开始了。“文革”爆发，教育系统被砸烂。年轻的路遥在风潮中，被一腔热血冲昏头脑，参与了运动，还当上一个小头目。路遥受重用，被送到了地方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
在学校受尽冷眼的他，以为自己要“翻身”了。
结果屁股还没坐热，一纸“上山下乡”的文件，又把他打发回了农村。
一夜间，他又变成了一个农民。
而更倒霉的事，还在后面。
04.
回到农村后，路遥面对逆境，并没有消沉。让他拉大粪，他就去拉大粪；让他去当民办教师，他就去当民办教师。他不但不抱怨，还挺开心。时不时抽空跑到文化馆去看报纸，了解国际形式。
为离开乡村，路遥还在努力想办法。1969年，他想参军，本来在公社里申请很顺利。结果到县里，政审没过。一查，说他跟一桩“武斗命案”有关。
这下好了，不但断了参军路，整个人生前途，都蒙上了阴影。
此后，组织开始对路遥“秘密审查”。他被送到县百货公司再教育。没想到这一次再教育，又被路遥抓住机会，开了“眼界”。
在百货公司，他认识了一个叫林虹的姑娘。
那年，2000名北京知青被送到陕北延川县。其中不但有林虹这样能歌善舞的姑娘，还有日后的作家史铁生，以及一个你们都很熟悉的人。 这些北京青年，视野格局、文化观念，对路遥产生了巨大影响。
尤其是林虹，令路遥陷入痴迷。
路遥的形象、谈吐和品质，令林虹倾心。很快，两人便交往起来。恋情的甜蜜，让路遥变了个人。他爱上了林虹唱的《三套车》，喜欢穿一身红色。一篇诗歌发表时，他甚至想用一个叫“缨依红”的笔名。
当时，周围人对他和林虹的恋情议论纷纷，说他俩一个乡下的一个北京的，不可能走到一起。但心怀雄心的路遥，并不卑微。为了林虹，他甘愿献出一切。1970年，国家在知青中招工，路遥得到名额，甘愿放弃，给了林虹。
大家劝他留个心眼，路遥的回复是：
“为她我死都愿意，一个名额算啥？”
「路遥的海子同款pose」
结果没多久，“武斗案”调查找上门来。他每天活得战战兢兢，被组织要求停职反省。就在这时，林虹写了封绝交信给他。一方面前途暗淡，一方面恋情受挫，命运一下子给了路遥双重打击，一脚把他踹进了泥潭。
这一脚，路遥差点没挨住。
一天，他借着月光走到水潭边，准备一死了之。结果临死之际，心里涌起了对生命的无穷眷恋。他觉得不能死，人生还长，日子还长着呢。
怎么就能轻易地被这些挫折打败呢？
路遥不但没寻死，还从人家地里撅了甜瓜，吃完走了。
此后，他反而变得更坚强了。某日乡亲串门，看到他穿着白衣扎着白腰带，问他这是闹哪出。路遥说，我在为我自己“戴孝”：
“过去的我，已经死了，我要成为一个新的我。”
那个叫王卫国的青年，从此消失在了岁月里。
一个叫路遥的新青年，从文学的泥土中爬了起来。
05.
路遥迷上文学，得感谢一个叫曹谷溪的诗人。两人本是敌对阵营，结果一笑泯恩仇。在曹的影响下，路遥疯狂迷上了诗歌，读了很多经典。
不久，他就写出了《我老汉走着就想跑》，被曹推荐到《延安通讯》发表。随后，又发了《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就是发《车》时，为表达对林虹的爱，路遥想用那个绕口的笔名。结果编辑说，笔名需要好记、好念。
路遥大笔一挥，说那叫“路遥”吧！
失恋后，路遥废寝忘食地阅读、写作。一系列诗歌、散文的发表，让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由于成绩出色，还被《陕西日报》点名表扬。他的作品，给延川县带来了声誉，也让“路遥”这个名字，响彻延川。
文学，突然成了路遥在绝路中的一缕光。
这也是为何1973年高校复招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中文系。考试成绩下来，他的数理虽然一塌糊涂，文科却十分突出，县里便大力推荐。然而政审阶段，因为“武斗案”阴云不散，好几所高校都不收。最后，还是县委书记亲自出马，打保票路遥没问题，他才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
「路遥和另一个文学青年」
到了大学，路遥开始充分规划文学生涯，大量阅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时他想清楚了，不但要当作家，还要当大作家，名作家。
他在《陕西文艺》实习，抽着劣质烟、吃着馒头咸菜，如饥似渴地读书，夜以继日地练笔。从此养成了熬夜、晚起的生活习惯。在他眼里，除了写作，似乎别的事都不重要。五分钱咸菜，他能吃几顿，一碟花生米，能吃上几天。随便填饱肚子，他就熬夜读书，一读一个通宵。
1978年，时代转折，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陕西有两个作家获奖。
其中一个，是写《满月儿》的贾平凹。
这件事，对路遥触动很大。他当时零星发了不少东西，还没有一篇能在整个文坛叫得响。好强的路遥，很不甘心，随即针对当时风行的“伤痕文学”，调整创作方向，写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稿子出来，好几个杂志社退稿。这时，陈忠实又靠《信任》拿了一个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心更慌了。但就在发表屡屡不顺的时候，《当代》杂志突然写信给他，说稿子看了，很好，你来北京改稿吧。
这一年，小说不但上了《当代》头条，还拿了一个全国中篇小说奖。
路遥激动得彻夜未眠。比日后拿多少奖都要高兴。
文坛，从此有了他的位置。
06.
获奖后，路遥并未就此自满。从1979年起，他就有一篇小说一直想写，却一直写不出来。这篇小说，在他心里是个王炸。
他想讲的，是中国“城乡交叉带”青年的普遍困境，是那些出生在农村里的普通青年的迷惘。他曾写信给曹谷溪说：
“目前的政策对他们，经济上帮扶，文化上抑制，没有顾得上农村户口更高的文明追求，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轻人。这些苦恼的人，也是愤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被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最大的不平衡…”
可以说，无论从自身经验，还是从大量观察上，路遥对“城乡交叉带”青年的处境有深刻洞见。1979年，他写了一稿，不满意，只能撕掉。1980年，又写《高加林的故事》，扬言一字不改，结果没了下文。
直到他着手解决起弟弟王天乐的生计问题，才找到新的灵感。
「路遥与贾平凹（左三）」
王天乐是他四弟，读完高中，考不上大学，赋闲在家，没个正经营生。路遥四处跑人情关系，想把他送去当工人。正是这个过程中，路遥得到很大的启发。
他拉着弟弟聊了三天三夜。
谈完后，心里有底了。
随后，他告别家人，跑去甘泉县招待所，开始写这篇酝酿数年的小说。这一次写得出奇顺利。20天，一口气写出13万字初稿。
写稿期间，作家白描去看他，发现他屋里烟雾弥漫，簸箕里全是烟头，桌上丢着发硬的馒头。路遥头发蓬乱，眼睛充血。此后，路遥一写作就会进入这种战斗状态，忘记按时休息，也不好好吃饭，疯狂地抽烟。
动笔前，这是篇约稿。润色完毕后，他去北京改稿。初稿名叫《生活的乐章》。改完，路遥不满意，又改为《你得到了什么？》。约稿编辑说，既然你引用了《创业史》里面关于人生的那段话，不如直接叫《人生》好了。
路遥拍手叫好，说这个题目好！
1982年第三期《收获》头条，《人生》在这个重要位置刊发。
对路遥而言，这是他前半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人生》的发表，意味着他不惧挫折的坚韧，终于在跟命运的一次次较量中，占据了上风，开花结果，让他获得了当代文学史的位置。
小说一发表，路遥对“城乡交叉带”青年命运的思考，就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一连串讨论。评论家的普遍意见是，在中国，很久没看到这么动人心弦的小说。 这小说传到陈忠实手上，陈忠实读完，十分震惊，受到的刺激比西方小说还大，心说怎么路遥一下子把自己给拉得这么远了？
陈忠实出门，遇到一个朋友，对方一上来就问：
“你读了《人生》没有？”
陈说读了。朋友撂下一句：
“那你写那么多年，咋就搞不出个《人生》呢？”
是年秋，《人生》发单行本，一口气卖了25万册。整个评论界赞不绝口，各家大型刊物纷纷开讨论会。中国作协的意见是：
“在中国，学柳青的作家不少，但是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的，只有路遥。”
这对把写《创业史》的柳青视为文学偶像的路遥，无疑是最大的肯定。
「路遥和吴天明」
这还没完，旋风还在继续。
1984年，《人生》被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演绎成7集广播剧，被上海话剧团改编成话剧，还被吴天明改成电影。“高加林”和“刘巧珍”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成了中国青年热议的话题。路遥的名气，一下子大得收不住了。
社会上和文学界，迅速出现了一种声音：
“《人生》这座高山，路遥不可能翻过去了。”
可实际上，路遥心里早有一个更宏大、更艰巨的目标。
07.
1983年，路遥一个人跑到陕北毛乌素沙漠，在那里进行了一场私密的“誓师”。 茫茫天地间，他告诉自己，要忘记过去一切荣誉，变成一个从零开始创作的人，写一本真正的、影响深远的大书。
这本书，将是一部从1975年到1985年的社会变迁史。这十年，是中国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充满重大历史事件，它们互为因果、环环相扣。路遥希望用艺术的眼光去记录他们，记下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下笔前，路遥预估了体量。全书共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分别取名《黄土》、《黑金》、《大城市》，小说名为《走向大世界》。
回城后，路遥迅速进入准备阶段。
第一步，是读书。他列了一大堆长篇小说书单，开始系统研读。其中柳青的《创业史》，是他第七次读。除了小说，还有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书籍，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类知识著作，像什么民俗、税务、气象、造林、土壤改造甚至UFO，他都研究了一遍。
第二步，查资料。为梳理社会史，路遥查阅了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一页页记下了其中有用的大事。写到手指头被磨破，只能用手掌翻书。前后花费数月后，十年间，世界、中国乃至一省发生了什么事，一查了然。
第三步，考察现实。提着一箱资料，路遥到处调研。乡村、企业、学校、市场，每个地方，每个人，从农民到官员，尽力去深入接触。路上，他把民俗、环境、树木种类乃至鸟兽样貌等细枝末节，都摸得一清二楚。
搞完这些，路遥又叫来王乐平，突然拉着他到兰州，住进当地一家宾馆。告之写作计划后，兄弟两人绘制了一张从老家到西安钟楼的地图，一路的山川、河流、公路、建筑，都在其中。两人每天关在屋子里，细致研究每年的重大事件。路遥讲，王天乐听，听完补充，从中梳理线索。
这时，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一个个人名涌入他脑海。错综复杂的个体、家庭、集体、国家的情节线，在他头脑中纠缠。
「采访矿工的路遥」
1985年夏，路遥提着两大箱资料书、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跑到铜川矿务的陈家山煤矿矿医院，正式开启第一部小说的创作。
路遥选择在这里写作，也是“别有用心”。
在他的构思中，书的第三部分涉及煤矿生活。他在这里写，可以近距离接触相关生活场景。等写第三部分时，就可以迅速进入状态。
下笔前，路遥就知道前路难。
但万万没想到，它会那么难。
08.
刚一坐下来，路遥就遇到了问题。
小说的开头，他写了整整三天，除了一筐废纸，毫无收获。直到冷静下来，抚平心头的焦急，路遥才找到感觉。五六天后，路遥渐入佳境，开始以每天五千字的速度往前推进，强逼自己写满额度。
为督促自己，他把53章列出53个数字贴在房间里，每天写完就“打一次卡”。天天写五千字，不允许出任何差错，这对意志力和创造力，是极大的考验。可路遥就是如此，拼命对自己发出最严苛的挑战。
整个写作过程中，他又进入了写《人生》的那种状态。
一写起来，他就忘记时间，晚睡晚起，吃东西敷衍。每天馒头、米汤、咸菜。烟不离手。晚饭时间出去散步，其余的时刻，路遥都像坐牢一样，把自己死钉在书桌前。 这期间，路遥一直处在高度紧张和精神亢奋的状态里，对身体上的损伤完全漠视。连去上厕所，他都是一路小跑着去的。
12月，路遥按时完成初稿。春节稍作休息，又开始修订抄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高强度的修改，又持续三个月。定稿后，他打算把小说名改为《普通人的道路》。打电话跟一位编辑商量时，编辑说：
“你觉得叫《平凡的世界》如何？”
路遥当即两眼放光，说这个名字好！
「《平凡的世界》手稿」
这年夏天，《当代》的青年编辑周昌义来陕西组稿，省作协就把《平凡》第一部推了上去。然而审稿结果，却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多年后，周昌义回忆说：
“读着读着就没兴致，感觉啰嗦、慢，没有悬念和意外，实在很难往下看…”
最后，《当代》以积压稿件太多，婉拒路遥。不久，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听说路遥出新作，要去看了三分之一，直接把稿子退给路遥，理由是：
“这书不行，不适应潮流，太老一套了。”
先后两次退稿，对怀揣着雄心的路遥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打击。
柳青在病床上时，曾对他说，陕北这个地方，没有一部大的史诗级小说出来，是对不住它的。路遥听了，就一直想写出这部作品。《平凡的世界》是他不可回避的冲刺。可在他写这篇小说时，文坛已经被欧美现代派新风吹拂，新形式、新思想、新的写作技巧，成了普遍追求。路遥呢，还在用一种慢悠悠的“古老”的现实主义笔法，写编年史一样推进故事。
在“魔幻现实”“意识流”面前，大家都嫌这种技法，太落后了。
对此，路遥很不甘心，他曾对朋友说：
“㞗！难道现在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们，要成这帮现代派的学生了？”
最后，稿子几经辗转，托关系到了《花城》杂志。《花城》同意刊发。同时，错过贾平凹《浮躁》的中国文联出版社听说路遥有新作，主动找上门来，决定出版试试看。就这样，《平凡》第一部，磕磕绊绊地才发表了。
想必路遥的心里，很不好受。
09.
但路遥坚信自己是对的。
他觉得这样一部社会变迁史，只能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写。于是迅速调整心态，投入到第二部分的创作中。开写前，路遥先去广州转了几天，充分感受了一下改开气息。然后又到西北工业大学里体验了一下生活。
最后，他带着弟弟去了柳青墓。
也许是发表遭遇挫折，内心淤积的情绪太重，一到墓碑前，路遥就跪下来，放声大哭。随后，他让弟弟离开，自己单独在墓前待了一个小时。王天乐不知道路遥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回来时，哭红了眼睛。
也许那一刻，路遥就下了狠心：
“老子就是死，也要把这本书写完、写好、写透！”
「路遥在柳青墓前」
路遥去了吴起县武装部。那是延安地区最穷的县之一，偏僻落后，无人打扰。作协朋友跑去看他，发现他住在一个简单窑洞里，就一张单人床，屋里除了碎掉的干馍，就没什么正经吃的东西。没多久，路遥感到身体不适。
长期熬夜，让他身体每况愈下。抽烟太多，导致胸口隐隐作痛。对这一切，路遥没放在心上，只是增补了一个爬山活动。他完全没意识到，长期损耗，已经让脏器亮起了警钟。等回延安收尾时，他走路变慢，动不动就喘粗气。
就在完稿期间，路遥一口血喷在了稿纸上。
而这时，评论界对《平凡》的风评，又给了他沉重一击。
在《花城》和《小说评论》发起的座谈会上，许多权威评论家出席，对路遥这部作品的评价，一边倒地都不怎么高。有人甚至直白道：
“完全不能相信这种东西是写《人生》的作家写出来的。”
路遥希望《平凡》第二部分能继续在《花城》刊发，可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打击接二连三地袭来。路遥写信对朋友说：
“我无力再做艰巨的思考，整天像个白痴一样呆坐着。”
1987年年初，阴云就这样笼罩在他头顶。他的身体，越来越糟。路遥这个人，又很好强，死活不愿意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病情，硬挺着不说。纯粹是扛不住了，才到榆林去看病。看了几个医生，无果，最后找到一个老中医，开了几副药，勉强把身体机能调了过来。以他当时的情况，无论如何应该去做更全面的检查，然后休养个两三年，把恶劣的生活习惯改掉。
可路遥选择了一场赌博，一次冒险。
在随笔中，他提到当时的心态说：
“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去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
考虑到身体情况，这一次，路遥住进榆林宾馆。写第三部期间，身体给予的反馈更明显了。每次去朋友家坐客，路遥都累得气喘吁吁。朋友都说，没想到一个作家写书，写起来居然比背石头上山还累。周围人时不时劝上两句，说你不要这样残酷地对待自己，好好休息一阵。路遥根本不听。
1988年1月，路遥在身体竭尽透支的状态下，完成初稿。
只过了春节，他就一头扎进甘泉县招待所，开始处理最后的修改。
在那里，他曾写出《人生》。路遥希望这部小说，有一个完满的仪式感。
当时之所以如此赶工，片刻不停，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广播。
在评论界对《平凡》发出一边倒的负面评价时，命运又给路遥开了个玩笑。
「路遥是拿命在写作」
写第三部前，路遥曾去西德访问。正好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叫叶咏梅的故交。她是当年去陕北的知青。两人叙旧时，问路遥最近写什么。路遥提到了《平凡》。恰好当时，叶咏梅在央广广播的“长篇连播”节目任职。把稿子拿来一看，觉得这正适合改编。很快，节目提上议程。
节目录制时，路遥正奔命写第三部。他曾撰文说，长篇作品，越到后面，打击力量越大，这就要求精力更旺盛，体力更充沛，精神更沸腾，你得挣着命、吐着血往上拉，必须付出加倍的力量。写到后面，他是舍生忘死：
“如果我不这么写，《平凡的世界》根本完成不了。”
写完后，当然应该先休息。因为光写初稿，就耗尽了他全部的心力。
可1988年3月，《平凡的世界》已经通过广播，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了无数青年人追更的“广播剧”。对路遥病情一无所知的叶咏梅，希望路遥能在6月就把第三部拿出来，这样才赶得上录制。
一想到有那么多听众在追这部小说，路遥说什么都要尽快完工。
1988年5月25日，路遥拖着一身病躯，发起了最后的冲击。改到稿纸最后十几页时，他的手激动得发抖。由于过分激动，甚至发生痉挛，不得不在热水里泡了一阵，等手指完全恢复，才继续飞快地写。
最后一个字落定时，路遥猛然站起来，把手上的圆珠笔扔出了窗外。
这本他酝酿了多年的“大书”，终于完成了。
他对得起柳青，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乡这片土地了。
随后，他去卫生间洗脸。镜子里的自己，苍老、憔悴，病恹恹的。
看到这张脸，路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10.
如文章开头所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由文联出版社印售，只订出去三千册。责任编辑连连叫苦，睡不着觉。彼时，推崇现代派写作的主流文坛，对《平凡》写作质量的定调，更令事态雪上加霜。
偏偏这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
1988年，在电视剧还很新鲜的年代，听广播，才是娱乐项目里顶流。“长篇连播”这样的节目，则是顶流中的顶流。就在那一年，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矿场到单位、军队，每天中午12点半，大家都等着收听《平凡的的世界》，都在为孙少平、孙少安两兄弟的命运揪心。
很快，广播带动书的销量。书一下子卖到了几十万册。
然而，在销量捷报频传，在广袤大地上无数青年被《平凡的世界》所吸引时，路遥的身体，来到了危险的边缘。这一次，路遥每天咽喉肿痛，头痛、发热，去医院检查后，发现咽喉充血，扁桃体红肿。
情况如此严重，路遥却只当成肝火来治，还没引起高度重视。
相反，他还一门心思扑在创作上，为接下来的写作做准备。评论界不是推崇欧美现代派吗？我倒要看看这个现代派有多厉害。我还要写一个更新、更大的东西，吓吓你们。路遥就这脾气，人家越是看低他，他越是较劲。
他开始研究中国史和世界史，读起了《资治通鉴》、《万历十五年》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拓展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同时，系统地研究现代派写作。什么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全都来吧。
在路遥的计划中，还有几部大书要写。以整个文坛的风潮和他的性格而言，这几部书，想必会用新的文学技巧，新的书写结构，更上一层楼。
可惜，路遥没能等到那天……
「路遥拍照总是若有所思」
1991年，对路遥而言，是悲喜交加的一年。
喜的是，在茅盾文学奖评奖中，本来他不抱任何希望的《平凡的世界》，以第二高的票数摘奖。这部被不断否定的作品，最后还是被给予了创作上的肯定。得知自己得奖后，路遥十分激动地对作家朋友说：
“嗬嗬，这下狗日的做日塌了，有些人一满看见我不顺眼，这下怕再张狂不起来了…”
也对贾平凹来了一句：
“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可见摘得茅奖，对此前屡屡不被看好的路遥而言，是一种多么大的宣泄。
而悲的是，那年，路遥和妻子的感情出现危机，家庭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
以及，他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
尽管身体情况很糟，路遥还在写随笔、编文集。直到1992年春节，他突发剧烈肝痛，痛苦得难以忍受。都到了这地步，路遥依然没有采取系统的治疗和检查。从朋友那儿搞来“护肝片”吃了，就开始装修房子。这期间，他出现过肝疼、腹泻、高烧、发寒，全没放在心上。夏日高温，他依然以小米粥果腹，拉了很久的肚子。路遥不知道，死亡正一步步向他逼近。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那时，他一门心思扑在装修上，等待北京归来的妻女重聚。他可能是想装好一套房，对即将崩裂的家庭，做最后的挽回。
最后，妻子和女儿来了。一见到他，妻子要求他必须静养，不能再乱来了。
在家人朋友的强烈要求下，路遥回到延安。
可一切都太晚了。
一下火车，他就病倒在了宾馆…
11.
路遥最后的时光，充满了痛苦和不甘。
入院不久，路遥自己意识到问题严重，对前来探病的曹谷溪大哭道：
“我这是完了，老天爷把我拦腰砍断了，我的病很重，这一回怕是不行了…”
随后，路遥确诊，乙型肝炎肝硬化，虽无癌变，但腹水感染，必须赶紧送回西安治疗。省上听闻此事，引起高度重视，省领导赶紧给路遥开绿灯。
被送到医院时，路遥已病入膏肓。
相关护士曾撰文回忆：
“初见路遥，典型的肝病面容：灰黑的脸色，黄染的巩膜，紫红色的肝掌。看上去比照片明显要瘦些。整个人的神情，憔悴低迷…”
太晚了。转院没多久，路遥就被下了病危通知。会诊结果说，如果1987年吐血后就及时停笔，下决心好好休息，他的身体就还有救。但就像朋友们说的，长期以来，路遥对写作，过的是一种“殉道”式的自虐生活：
“路遥律己很严，严苛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用他的话说，要‘对自己要残酷’。他一直怀着一种牺牲的心态在写。为了在一点上突破，不惜将其余统统收缩；为了一朝成功天下惊，不惜青灯黄卷过一生。”
人生最后那段病床时光，朋友来探望时，路遥说不甘心。拿了茅盾文学奖后，他曾发誓还要拿国际大奖，可这时，他再也拿不起一支笔。
不甘心之外，路遥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这十几年，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
「病榻上的路遥」
到后来，路遥情绪越来越坏。甚至拒绝进食、输液。那年11月，在医院一次次竭尽全力的抢救下，依然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是年11月17日，主任、主管医生、值班医生、责任护士一同奔到他的病房，在与死神最后的搏斗中，路遥嘴中断断续续地叫着“救……救……我”、“救……救……我”。在不甘和痛苦中，走完了43年的人生。
正如他自己所言，他这十来年，除了抽了点好烟，吃，没吃什么好的，住，没住什么好的，整日像牛耕地一样，狂写不止，几乎没享到什么福。在写《平凡的世界》期间，他吃遍了村里镇里半夜脏乱差的小吃摊，写到半夜，饿得不行了，就把冷掉的硬馒头拿来充饥，或烤点红薯片吃。
他心里，永远把精神上的追求放在首位。
即便拿了茅盾文学奖，成了陕西作协的骨干，路遥一生也没赚到什么钱。
当年《人生》获奖时，路遥去北京领奖，钱不够，是弟弟王天乐借钱给他。后来《平凡的世界》拿到茅盾文学奖，路遥还是没路费，又是弟弟四处借了5000块给他。还说，哥，你可别拿诺贝尔奖了，我没地方给你搞外汇。
路遥听了，当即回了一句：
“日他妈的文学！”
一直以来，路遥工资并不高，稿费也不多。《惊心动魄的一幕》500元，《人生》1300元。那时，卖书还没有版税这一说。《平凡》卖那么多，到他手上，只有三万块。后来电视剧著作改编，到手才680元。
路遥吃得粗糙，但总要抽好烟，档次比别人高。每天最少两包。一个月的烟钱，200块，他工资才100多。人家建议他抽差的。他说这不行，抽好烟，不是生理需要，是心理上的满足。多少年来，路遥都是入不敷出。
为解决钱的问题，他曾想去卖牛仔裤，还想过开餐馆、跑运输队、搞养殖场。
但都止于想法，没能落到实际上。
路遥曾受某纪实文学杂志主编邀请，去汉中溜达一圈，跟当地领导交流，写了篇命题作文，赚钱还债。对此，路遥得到些启示，1990年初，他对西影厂的朋友说，实在穷得没办法了，能不能找点挣钱的事，写报告文学也行。
当时汉中西乡有个高中生，在全国物理竞赛中拿了第一名，路遥被请去采访，让写这个学生。采访完，路遥又反悔了。他觉得这事太跌份。
「路遥一生真没享什么福」
1992年，病榻上的路遥，还曾向作协创作之家，借了一千块钱。当时，他急着送妻女回京，可临时取到的稿费，居然不够用。
《平凡的世界》获奖后，北京和省里的奖金加起来，总共一万块。路遥拿到钱，将它们放在一起，存成了一张存单。
那是路遥在文学道路上拼尽一生的能量后，留下的唯一一笔钱。
就在他死去那年，一个老人到南边走了一转，姓资姓社的问题，尘埃落定。
年仅43岁的路遥，没能赶上市场兴起的好日子。否则，以今天《平凡的世界》的销量、影视版权，路遥仅靠这一套书，就能千万身家。
可偏偏他的人生，定格在了1992年。
路遥一定没想到，他走后，《平凡的世界》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12.
尽管文坛的主流态度，对《平凡的世界》始终保持暧昧，甚至在某些权威的当代文学史里，提及路遥，重点在《人生》这部小说，往往是对《平凡的世界》一笔带过，不做深入探讨，民间却把这本书，奉为经典。
30年来，《平凡的世界》长盛不衰。
80年代末，“长篇连播”播出后，电台收到几千封来信。有学生说，他们有270人住在一幢四层楼房里，拿着100部收音机，每天中午12点半同时收听《平凡的世界》。甘肃农村有个学生，为了赶上广播，每天跑步8里地回家，四个月下来，居然在学校长跑比赛上拿了名次。
上世纪末，中科院“对国人影响最大的28部图书”调查里，《平凡的世界》是唯一入围的当代文学作品。排名仅次于《三国演义》《红楼梦》。
1998年，有人对四届茅盾文学奖20部作品进行调研，《平凡》销量最大，许多人将其列为“个人最喜爱的读物”。
1999年，评选“感动共和国50本书”，它又与诸多经典并列。
9年后，新浪网做过一次“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调查，《平凡的世界》以71.46%的比例，高居榜首。
4年后，“文明中国”全民阅读调查，《平凡》的读者体量，超越《红楼梦》。
2018年，中青报联合共青团官微进行“改开40年”大型青年调查，过去40年里，对中国青年影响力最大的文学作品，依然是《平凡的世界》。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几乎还没有哪个纯文学作家的书，这么不断受欢迎地卖下去。稍微能与之一战的，大概也只有靠《活着》活着的余华了。
而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励志。
很多读者表示，从这本书里，汲取了对抗苦难和挫败的力量，找到了人生奋进的动力。他们和潘石屹、董宇辉一样，每当觉得顶不住的时刻，都会想到书里的孙家兄弟，想到他们面对困苦，不甘屈服。
恰恰这种面对困难不动摇的精神，适应了中国1992年之后整个社会个体的发展心理。在路遥死后那些年里，个体的奋斗、逆袭、阶层跃迁，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学生、青年务工者，他们从路遥书中，看到了太多和自己相似的内容，看到了自身的影子。
即便不是农村青年，在这个推崇奋斗、渴望突破阶层的时代，每一个个体内心的驱动，都与《平凡的世界》中那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吻合。
正如相关调研人员说的：
“它的畅销背后，是一代代中国人奋斗的回响。”
书里面，写的是平凡人的故事，平凡人的爱恨、绝望、奋起，这很容易让千千万的普通读者代入自己，激发他们的斗志和精神追求。
《平凡》的持续畅销，也说明了在过去的多少年里，“奋斗”二字，是中国年轻人离不开的人生主题，是他们必经的成长之路。路遥用他那好强、好胜、勇于攀登、绝不服输的生命底蕴所凝练成的这本书，正好击中了他们。
归根到底，就如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负责人说的：
“只要中国社会有等级存在，有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存在，就有路遥的市场。我们不乏对苦难的写作，但他最能把苦难，转化为精神动力。”
回望路遥一生，他从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屡次差点辍学、遭遇时代动荡、被恋人抛下、被敌对者构陷，一次又一次绝望，一次又一次奋起，直至在写作路上拼死追求至高荣誉，这份坚韧和奋进，始终是他生命的底色。
也正因为有这种强韧的姿态，在生命体悟中，他才写出了《平凡的世界》。
作为“城乡交叉带”的一员和长期观察者，他又对底层青年的困苦、迷惘，有着远比他人更深的体会。只有他，能温暖那些不甘沦落、受苦奋进的人，给他们以希望、力量。时至今日，在中国大地上，还有太多这样的人。
某种程度上，他们又何尝不是一个又一个，曾一心想翻身的路遥。
「路遥的一位迷弟」
只可惜，命运又总是充满荒诞。如果路遥不那么自虐写作，他可以活更久，可以看到自己的精神，影响更多人。他得到的财富，也会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创作。对此，我们只能说，如果不自虐，那也不是路遥了。
43年，很短。但路遥用这43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人生，锤炼成了一部更值得阅读的作品。它的底蕴和主题，被分散在他的书写中，随之流传下去，激励一代又一代和他一样曾胸怀志向、不甘沉沦的人。
在单纯的文学意义之外，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奖赏。
它让肉体早已不在的路遥，灵魂中不屈的意志，永葆青春。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
[2]《回望路遥》，三联生活周刊
[3]《路遥最后的时光》，魏兰娉
[4]《路遥身后20年》，南方人物周刊
[5]《平凡之路与不平凡的力量》，邵燕君
[6]《路遥传》，厚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