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一天，付颀接到了一个电话，老伴儿一听又是让他去拍戏的，连忙摆手，让他推掉。
付颀今年66岁，从银行退休后，做了一名群众演员，他脸型圆润，额头平整发亮，花白、不算茂盛的头发齐整整地梳向一边，出演的多半是领导干部和行业精英。
他听说这次是一部金融题材的片子，来了兴致。但老伴儿担心他的身体，不愿让他瞎折腾。
年轻时，付颀忙忙碌碌。退休后，他也没有闲下来。疫情前，他飞去全国各地拍戏，最南去过昆明，最北去过海拉尔，一周只在家两三天。他说，这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
对于退休生活，有很多约定俗成的想象——它应该是忙碌的，从职场这个战场退下来之后，接着转战家庭，照顾孙辈；它也应该是闲逸的，每天睡到自然醒，有打不完的麻将、旅游和跳不完的广场舞；或许还有一些落寞，笼罩着被社会抛下的凄凉。
然而，也有一些老年人像付颀一样，退休之后，开始追梦，开辟第二份事业。
银行前行长逐梦影视圈
新戏的取景就在付颀工作过的银行营业厅内。
他扮演的是一个被诈骗的老头儿，不顾银行工作人员的劝说，非要把大半辈子的积蓄转给骗子。在镜头下，他穿着一件白色的Polo衫，站在自动汇款机前，用银行卡指着柜员，破口大骂。
演戏时，付颀的脸被胀得通红，脖子因为激动也变粗了。结束后，导演夸赞付颀说：“您的戏真是有生活”。
对这样的场景，付颀最熟悉不过，退休前，他在银行工作，还曾当过八年的支行行长，见过许多要给骗子转钱的老年人，你劝他，他还骂你，甚至，有人还要上手揍人。
戏演完了，负责安保的工作人员认出了他，从银行的监控室走出，问：“您是不是付行长？”
付颀成为演员最初是“曲线救国”。年轻时，他喜欢写作，写过诗歌、剧本。在金融界几十年，他经历了很多。有些事，比电视剧还惊险悬疑。退休后，他就把这些事编成了故事。《影子行长》是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来自他的亲身经历，关于银行巨额财产丢失的故事。他还写了一本父子关系的小说《父与子的战争》。
他想把自己的小说拍成影视剧，但没有合适的机会。有人给他出主意，你长得像领导干部，要不去先做群众演员，进入影视圈，认识一些人。
有一次，他听说，一个剧组正在招能扮演高级干部的演员，便特意穿了西服、打了领带赶过去了。刚到那儿，副导演就把他叫住，让摄影师给他拍了张照，还问他“下礼拜有时间吗？”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你被选上了，就是你了”，工作人员对他说。
到了剧组，付颀才知道他出演的是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那是一场领导开会的戏，一群被选中当干部的演员站成一排，付颀本来在最边儿上，后来，副导演看他派头像大领导，让他去坐主席台的最前面，扮演一位副省长。
副导演问他：“这开会的戏，您能拍吗？”
“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就开会。开会是我的本专业，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皱眉，什么时候该点头。”他开玩笑地说。
大灯啪一开，三台摄像机架着，几十人围着，有举着录音杆的，有拿着灯的，坐在主席台的付颀却表现得特松弛。
有一场戏，剧本写的是中央首长一脸怒气站起来走了，现场的人呆若木鸡。付颀说：“中央首长来了，发脾气走了，不能这么走，你得送。即使不是所有人送，主要领导也要送。你不送，以后怎么在官场上混？”
再开拍，这场戏就改成省长、副省长、秘书长三个人起身追上去送首长。
顾不上个人爱好
高中毕业后，付颀去当了兵，退伍后，面临转业，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去铁路系统，一个是去银行系统。母亲认为，进银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让他选择去银行。付颀特意跑到家门口的银行偷看，见工作人员在屋里头办公，每人一个办公桌、一盏台灯，挺安静的，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进入了银行业。
“那个年代，你只要有个工作就很好了，不像现在年轻人可以挑。刚入行，不管让你干什么，你都得接着。先干着，再一点点往上熬。”付颀说。
他从最基层的记账员开始干起，一边上班，一边上各种培训班，之后一路升了科长、处长、支行行长。后来，银行成立了一个金融公司，他被调去当了副总。
退休前，他几乎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每天六点半起床去上班，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到家。当支行行长时，一个月要值七八天的夜班，年三十都在单位值班，春晚从没在家里看过。平时常要出差，孩子的家长会也没参与过。
年轻时的爱好，自工作后，都被他抛诸脑后。“脑子自动化觉得这事跟我没关系了，我现在进银行了，我要搞好工作，往上走”。
92岁的盛瑞玲出生于战争年代，在年轻时，也同样顾不上个人爱好。她祖籍在山东，退休前，在中国矿业大学做校医。1962年，儿子刚满2岁，她和丈夫响应国家号召，一起去援藏，成为那曲人民医院的医生。儿子被放在了成都的幼儿园，由当地政府负责照顾。
高原交通不便利，医生出诊都是骑马，还驮着衣服、被子、脸盆、牙刷、牙膏。夜晚赶路，找不到帐篷，就直接从马上取下被褥，睡在雪地里。“睡在雪地里不冷，化雪了才冷”，盛瑞玲回忆。
刚到西藏，盛瑞玲不会骑马。有一次，马受惊了，她从马上摔下来，昏迷不醒，轻微脑震荡，是当地牧民救了她。
医院放探亲假时，盛瑞玲带着两包糖去成都的幼儿园看儿子，一进园，所有孩子都喊她“阿姨”，包括自己的儿子。盛瑞玲的眼睛立刻湿润了，她觉得自己亏欠儿子太多。
“这是妈妈”，幼儿园的老师指着盛瑞玲告诉儿子时，儿子才让她牵手，跟她出去玩。
退休焦虑
58岁时，付颀收到了要他退居二线的通知。
之前，到了办公室，一坐下，一大堆文件等着他批，“这个事情，一定注意以下一二三四五……”每天有开不完的会，有时是同事听他讲话，有时，他听领导讲话。
突然有一天，办公室说要“开会了”，他刚要去，才反应过来，“是人家去开会，没有我”。有时，在办公室坐一天，连个电话都没有。“一下子觉得自己被人抛弃了，没用了，变成一个废品了，挺失落的”。
忙了一辈子，总盼着能清闲几天，没人找、没会议、没电话……可突然之间有了这一切，又有点无所适从。
51岁的春鸣刚刚退休，她也度过了一两年的彷徨期，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整天以泪洗面。退休前，她在企业里做管理层，负责宣传工作。即将50岁时，春鸣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提前转岗退休，还是再熬五年，等到了法定退休年纪，再退休。
刚进公司时，春鸣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之后，她结婚、生子，孩子上大学了，都没离开过这家公司。她那个年代的人认为，工作是为了让老年生活有个保障，一家单位要呆一辈子，“熬”也要熬到拿退休金。
在公司，春鸣一个人拥有一间办公室，工资待遇不错。工作内容很熟悉，干得很顺手，压力小，但春鸣还是觉得不顺心，“我喜欢自由地安排作息时间，不必请假，不必加班，不必在旅途中，做计划、写文案”。
年轻时，她动过几次辞职的冲动，但那个年代思想保守，大家都不敢辞职。“辞职，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感觉很可怕。”春鸣说。
她颈椎、腰椎不好，失眠严重。退休前的一年，她常常晕晕乎乎的。一份工作做了三十年，对每天重复的工作内容，春鸣也早已倦怠。年纪越大，越觉得时间不等人，对自我实现的渴望越强，内心还有股冲动，想尝试一些新东西。
但家里的经济压力不小，儿子将上大学，之后留学、成家立业……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再忍五年，意味着家里多一笔收入。单位也不赞成她退休，她向领导提了几次提前退休，都被劝回了。
距五十岁生日越近，春鸣越焦虑。“你整天哭哭啼啼的，那就别犹豫了，退了吧，明天早上就去向领导提。”丈夫说。
50岁的前一周，春鸣申请了提前退休。
第二次选择
春鸣从小喜欢朗读。前两年，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开始做有声主播。
她在家里布置出了一个录音间，一张桌子被窗帘围住，窗帘上挂满了红红绿绿的玩偶、枕头和各种棉花制品，玩偶和棉制品可以有效地防止混响，桌子上是一个话筒和一台电脑。
去年，她还申请了一家机构有声演播教学老师的职位，和她一块应聘的大多是科班出身，有学过播音主持专业，也有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
那段时间，春鸣每天中午不吃饭，看书，在网上找各种资料，归纳总结。她试音经验丰富，更能针对性回答学员的问题，在这方面，她知道自己更占优势，但还是焦虑地四天四夜没睡着。“我心眼小，做事喜欢苛求完美”。但好在考核最终通过。
盛瑞玲退休后则成了一名老年模特，她从小长得就漂亮，上学时，学校组织演出，她演过《昭君出塞》里的王昭君，还演过《牛郎织女》里的织女，以及《红楼梦》里的袭人。她爱美，小时候，鞋子脏了一点，就要刷，总被父亲批评。
“现在大家都喊‘美女’‘帅哥’，我们年轻时，是不能夸人好看的”，盛瑞玲说。她所在的时代，大家避谈“美”。但在那个大家都穿黑色、灰色、蓝色衣服的年代，盛瑞玲还是买各式各样花样的假领子穿在衣服里，为此，她被劳动改造，调到食堂，负责收饭票。
现在老了，有了皱纹和白发，她反而能尽情地美了。80多岁时，盛瑞玲文了眉毛，一家机构愿意免费给她做保养，她定期会去做皮肤管理。她三个月烫一次头发，如果第二天要出门，她前一天洗完澡后，会用四个卷发棒把头发卷起来，提前给自己做好发型。
成为模特儿后，盛瑞玲的生活变得更加自律。每天早上睡到六点多自然醒，等太阳一出来，就去公园里遛弯儿；晚上坚持站立，防止驼背。她吃得讲究，早餐，喝一杯豆浆，吃一颗红枣，加一个杂粮豆包。中午，吃点鱼虾等高蛋白的食物，晚上吃得很少。
唯一的“坏习惯”是有点网瘾，每天玩手机都要玩到11点，她在短视频平台有十几万粉丝，被称“神仙奶奶”。她还拍过300多条广告，经常在电视、地铁站里播放。她的许多同龄人都不在了，但她说自己“忙着爱美，忘记老去”。
做行长时，付颀到企业，都是厂长、书记出来接待，众星捧月。但在影视圈，很多时候，群众演员的声音并没人听。
一次，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戏，发的戏服是夹克风的，付颀向副导演反映，那年代没这样的衣服，被骂了一顿，“让你穿什么你穿什么，怎么那么多事”。
刚开始，付颀不习惯，觉得不被尊重。后来，他就告诫自己，那篇儿翻过去了，既然愿意来拍戏，别的群演怎么干，那就怎么干。让蹲在路边吃盒饭，就别惦记到食堂里，把身段放下。出去演戏，他就带张报纸，往地上一铺，屁股往上一坐。起来，把报纸一卷，放在兜里。
疫情前，为了拍戏，付颀总到处飞。他拍一天的戏，有时报酬是300元，有时是1000元。老伴儿说他：“挣个仨瓜俩枣的，要病了，一住院成千上万块钱就没了”。
但他从来没觉得自己退休了，只是换了份工作。人生有很多活法，他不喜欢睁开眼就打麻将，喝点小酒就睡觉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你在工作，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创造的时候，才是真的活着。”
春鸣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退休生活，有人评论说：“既然退休了，就好好享受生活吧，要不干嘛要提前退休”。
春鸣回复：“工作和工作是不一样的吧？”退休后，春鸣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她再也不用被闹钟叫醒，心灵和身体都由自己掌握。
在她看来，退休是换一条道路重新开始，让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现在，春鸣过上了自己的理想生活：每天有事做、有点闲心，还有一点小憧憬。
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