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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大讲堂】刘力红:健康从正心始,天地人三和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文|刘力红

作者简介

刘力红,男,1958年生,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曾就读于广西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199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2002~2003年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做访问学者1年。著有《思考中医》,主编《中医名家绝学真传》,整理出版《黄帝内针》。

《大学》里面讲“正心诚意”,中医里面也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很大意义上应该指的是心正。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心身失正呢?忿懥、恐惧、忧患、好乐等不良的情绪都会使身心偏离,不正便是邪。所以对于情绪的调适是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的功课,也是最缺失的功课,我们的不良情绪,怨心怨行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状态,因此要负好健康这个责任,对情绪的认识太重要了。

同有三和:人生及生命健康的圆满

外则“天地人”三和,内则“性身心”三和。

三和——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外而言,要实现与天地、自然及人的和合。从内而言,要实现生命不同层次的和合。生命最深或最根本的层次是性,性和的重要标志是没有脾气,亦即没有不良情绪;中间的层次是心,心和的重要标志是没有私欲;最表的层次是身,身和的重要标志是远离一切不良嗜好。我个人认为,人生及生命健康的圆满一定要建立在三和的基础上。

这些年来,我一直思考中医的深层问题,尤其是“医为仁术”这个命题。思考的结果是,这一命题不仅具有道德的定义,更具学术定义。也就是说,仁不仅是儒家需要研究和践行的,同样也是医家要研究和践行的。研习践行仁,就与礼分不开。孔子云:“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中医之尚礼也。“礼”是什么?礼是天地人与其本来相应的面目,而这个面目用有子的话来说,就是“和”。“和”在《中庸》中谓之“中节”,即无有太过或不及的状态。《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此中节、此和、此礼、此面目,实际上都是天道通过损(泻)补二法来达到的。

为什么中医用的法归结起来亦此二法?这就是天道!这是中医的来源。《老子》接下来说:“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道完全相反,它造就了更多的太过不及,所以是远离中节、远离和、远离礼的道。人道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人的私欲及对“我”的执着。孔子之所以强调克己复礼,就是因为不克己(己之私欲和执着),礼就不可能成就。礼是与天地人之本相应的东西,仁亦如此。太史公云:“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由克己而复礼,由复礼而归仁,实际探讨的都是天地人的问题。此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故礼之和,实际就是与天地人和,此为探讨中医诸多问题之关键。

与天地人和是谓健康的状态,《素问》谓此为“平人”。具体言之,与天和者,乃与六气相和,适寒温、慎起居者是也。与地和者,乃与五味相和,饮食有节者是也。

那么与人和呢?这里包括与人的性心身相和。性若服人,则与人性和;心若爱人,则与人心和;身若让人,则与人身和。如此则能不病。反之,与天地人失和,则为疾病,则为非平人。具体来说,与天失和,即与六气失和。凡不法阴阳,不和术数,起居无常,不适寒温者,皆可与天失和。与地失和者,即与五味失和。凡不法阴阳,不和术数,饮食无节者,皆可与地失和。药之所以有寒热者,调与天之失和;药之所以有五味者,调与地之失和。与人失和的情况比较复杂,大体言之,主要由不良情绪所致。人一旦有情绪(不良)就很难服人,很难爱人,很难让人,于是性心身便失和了。

所以,疾病实际是由三失和导致的,有些时候三者俱足,有些时候三者或居其一或居其二。为什么有的疾病很容易被药物或针灸等方法治愈,而有的却很难呢?值得思考。

人之失和:现今医学的盲区何在?

笔者认为,天地人虽相互影响,但药物、针灸所及,还是以天地失和为主。于情绪所致之人失和,作用较微。有人说:科学唯一不能作用的是情绪。于今,医学的规模和进步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但为何难治疾病却越来越多?唯一的可能是现今医学存在盲区,盲区何在呢?我想这个盲区就是对人和的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人失和是重要的病因,更没有意识到它是难治性疾病的主因。

所以,很希望开展这方面的大众教育,让大家明白疾病是怎样产生的。对照自身,自身有哪些引发疾病的因素?引发疾病后,哪些可以借助医生的帮助得以解决?哪些是医生也没办法,须靠自己才能解决的?

因此,开展对包括医者在内的普及教育非常必要。若大众皆能明了并认同此理,则不但健康有规可循,疾病有矩可治,且因人和教育的开展,家庭由此步入和谐,进而社会、国家步入和谐,此实为百年千秋之大计。

情绪等问题确实不容易解决,否则《中庸》也不会将“喜怒哀乐”搬出来,作为天下的大根大本。《老子》云:“胜人者力,自胜者强。”战胜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只能称作力量,不能称为强者。只有战胜自己,才可称为强!战胜自己,其实就是战胜情绪的干扰。我们体味一下过去,情绪一旦上来,有几个人是能够不受干扰的?品一品“怒”字吧,一旦在怒中,心就被奴役了,心被奴役,哪有自在可言?

我认为解除情绪的干扰,进而步入人和,晚清树桐先生的学问可谓是最当机、最方便的法门。先生的学问皆从行持上来,所以,若欲切身受用,亦必须在日用中去直面、去担当。产生情绪问题最直接的地方,是家庭。因此树桐先生的道,又被称为“家道”。解除情绪的干扰,在树桐先生这里被称为“化性”,是人生的一门大学问。只有这门学问做好了,才有真正的健康、幸福和安乐可言。化性是一门真功夫,一门无条件的功夫。所以树桐先生有言:“死心化性。”死什么心呢?死人心,死为自我打算的这颗心,死维护自我尊严的这颗心,如是才能化性。

人心有种种称谓,或曰私心,或曰自我,或曰我执。《尚书》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古德又言:“人心死,道心生。”我在五十岁以后,阅人多了,更知道这个心的厉害。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学这学那,最后发现还是学如何更巧妙地维护这个心。想到古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未免会心一笑,就是她了!

为什么说“中医尚礼,西医尚刑”?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也。”所以尚礼就是尚尊重,尊重自然,尊重周围,乃至尊重一切!因为每一事物的成就都须众缘合和,单一的力量再强大,也难办成些微之事。这是宇宙的真理和实相。明白这一点,就自然不会过分强调自己的力量,就自然会生起谦卑尊重之心。易卦六十四,唯谦卦六爻皆吉,这就叫尚礼!反过来看,西医为什么走向对抗医学,为什么尚刑?因为现代科技造就的力量太大了。人一旦拥有过大的力量,往往就会认为没有什么不可战胜,对抗与尚刑的路线由此而生。对抗与尚刑能够迅速解决许多问题,而带来的新问题是新的无休止的对抗。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就是这条线的结果。

从尚礼与尚刑的角度看待中西医,可以比较客观地认识两者的关系。过去我们或者将其视为一体,从而采用同一的教育、临床、研究;或者将其完全对立。我认为二者皆不可取。实际上,从刑礼的角度来看,中西医是互补的关系,一个社会没有刑会乱,没有礼更会从根本上乱。社会如此,人身亦然。乱世用重刑,但刑滥用又必为乱之根源。而礼用若能真正全面实现,刑用是可以避免的,但现实很难达到,所以刑用也就难以避免。

天地人三和的问题提出来,大家不妨思考,三失和导致疾病,从《黄帝内经》的时代到今天,各者孰轻孰重是否发生了变化?以我的临床经历,难治性疾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与严重的人失和有关。此问题若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则针药的作用要打折扣,或者病易反复。

怨恨恼怒烦:“心转情”还是“情转心”?

《黄帝内经》言“七情“”,树桐先生的体系讲五毒(怨、恨、恼、怒、烦)。细品七情,除喜(心所主)外,其余的怒、悲、思、忧、恐、惊皆为负面情志。何故?这里隐着一个心转情还是情转心的问题。以心转情者则能做主,以情转心者则不能做主。前者阳主阴从,是为康乐;后者阴主阳从,失于康乐也。

举一个例子,在门诊看到学生对患者的处理不合意时,我会当众呵责,这便是心被情转了。因为心无好坏对错,但情有!三祖云“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即是如此。今晨收到一学生的“最后通牒”,才知“棒喝”之下,诸生多半已遍体鳞伤了。德山临济乃以棒喝为接引方便,吾以呵责为禀性方便。祈愿诸仁者以我为戒!

大抵言之,心乃三界总轴,故凡事必由心开始。而心之下手处在调伏人心。所谓人心,即专为自己打算之心。人多以为不为自己谋求,何来舒适生活?实则恰恰相反,若能全心为人,诸事自入安坦。那么,具体言之,“心转情”者转在何处呢?在膻中,或曰中丹田,百姓则以心中指之。凡是影响到此处,而有不悦感,或沉闷堵塞感,则是心被转了。怎么办?早一些发现(觉)则转得不深,不至在理事上纠缠搅拌,子子孙孙无有穷尽。多用“找好处,认不是”之法或可解转。

正气存内:修身必以“正心”为前提

“瞧瞧这脾气。”

我知道的一位患者年近八十,是位女性,素有高血压病史,五日前因为钱上的一些小事,与老伴发生激烈争执。由于脾气发得太大,致当日通宵难眠,次日午饭后头晕恶心,血压升至250/150mmHg。经服降压药,血压虽降,但左侧肢体渐渐不听使唤,紧急到医院就诊,核磁共振检查后发现右侧桥脑梗死。后经过中西医的积极治疗,虽然左侧肢体障碍已在慢慢恢复,但却让我思索。

让患者险涉这场后果的是什么呢?是情绪,也即俗称的脾气!不良情绪或者脾气,就像埋藏在生命各处的地雷,随时都有被引爆的危险。一点点钱财,即便十万、百万,其实都与生命无妨,但是若因此引爆了脾气,这个伤害就难以估量。既然情绪的地雷随时都可能被引爆,既然生命时时都在受到情绪的威胁,那么为了生命的平安,我们就应去学习、训练,成为一名护持生命的“工兵”!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大家极熟悉的句子,它出自《素问·刺法论》。只是对于何为正气,也许还含糊不清。其实,在《黄帝内经》体系,“正”的定义是确有所指的。《素问》的《五运行大论》及《六微旨大论》中都有如是言:“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故而所谓的邪气、正气,就是当位之气为正气,非位之气为邪气。在中国文化里,时位是一体的,所以当位非位的问题实际就是当时非时的问题。比如夏天的当时当位之气是热,而非热的诸气,比如寒冷,便被视为邪气,余者以此类推。

当时当位细分起来,就是当下这一刻,离开这一刻便是非时非位。《大学》的八条目用了“正心”一词,由此我们亦知正心亦就是当下之心,或曰心不羁绊于过去,亦不妄想于将来,时时处于当下,便可谓正心了。对于当时当位当下,《黄帝内经》还用了太过不及来表达:失于当下,该来的未来被视为不及;不该来却提前到来被视为太过。不及用补,太过用泻,所以中医的补泻亦不过是扶正的手段。按照上述经义,正涉天人,本无内外,为什么经中要格外强调“正气存内”呢?实在地说,只有内在的正才具决定性的作用。内在的正其实就是心正或曰正心,《大学》里面的修身必以正心为前提就是这个道理。

什么因素会影响到这个内在的正呢?或者说什么因素会影响到正气存内呢?《大学》里列举了四个方面,即有所忿懥、有所恐惧、有所好乐、有所忧患。四者概括起来,亦就是情绪,因此我们需要认清,情绪是最困扰正心、最容易导致正气不存内的因素。

让情绪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

情绪之所以最能影响正,乃因情绪最为二元对立的特质。过去看《中庸》,总以为子思将“喜怒哀乐之未发”作为“中”,作为“天下之大本”,太有些小题大做。今日从二元对立的层面来看,则只有赞叹的份儿了。因为对立就不可能有中,而一旦超越对立,中自然就摆在那里,这不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吗?因此,若然困在喜怒里,就必然陷于二元对立的纠结不能自已,如此便无中可言。无中,正何由出?故而中正往往同言。

只是作为普通的人,实在无法摆脱情绪,亦可以说,整个世界的努力方向便是为了制造情绪。现实世界里,人们把情绪分为好坏,并试图使世界向好的情绪方向发展。而在《中庸》里,似乎所有的情绪,即便是喜乐,都没有被看好。一方面,喜乐的后面就隐藏着哀怒,它们迟早要登台;另一方面,只要是情绪,都会无一例外地具备干扰中正的特质。这是圣人对待情绪的基本态度。

既然现实社会不可能没有情绪,很难做到“之未发”,那么,如何使这些发出来的情绪不构成伤害呢?这便有一个“中节”的问题。“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便无伤人之虞了。“中节”即是恰到好处,即是没有过也没有不及。让情绪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其实是很有难度的。现实里我们要么将情绪深埋在心底,以致抑郁、发疯、跳楼时有发生。“中节”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各持己见,执持一端,这样便使得本来有限的情绪变得无限了。《论语·子罕》有孔子的一段问答:“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段问答我未必全懂,不过用在此处,倒觉得恰当。执持一端会使有限的情绪流于无限,乃至没完没了。看一看每一个充满矛盾的家庭,无不如此。每天为了同样的事情争吵,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如何使情绪“中节”,不至流于无限?孔子的经验告诉我们:“叩其两端而竭焉。”执持一端,死咬住这点理不放,便就没完没了;若能叩其两端,也就罢(竭)了。叩其两端何以就能竭焉?子思在《中庸》里引用了孔子的另一句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其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后世将这句话做了简化,即“执两用中”。执两也好,叩两也罢,不过为了用中。用中的什么呢?用中的作用!关于中的作用,《中庸》用了一个字来表达——和。“和”一旦生起,情绪便消于无形。偏执产生情绪,情绪又不断激化偏执,致使我们远离中正平和。中正是生命的基座,偏离中正,生命的大厦必然倾斜坍塌。

“闻过”的喜与怒。

山西南部有一个闻喜县,出过不少人才,县名虽为武帝所赐,但闻喜真正的出处还在《孟子·公孙丑》里:“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后世径称“闻过则喜”。子路位列“孔门十哲”,可对于一般人而言,很多的情绪都由“闻过”而起。亦可以说,“闻过”实在是考量我们把控情绪的关键。孔子在对自己一生的评价里,到了六十,即称耳顺。所谓耳顺,就是听到各式各样的言辞都不会干扰情绪,或者因各种言辞泛起的情绪都不会左右自己。当然,诸言辞中又以指责批评甚至无中生有的诽谤一类言辞最令人不悦!

言语不费事,张口即来,可它的力量却大得惊人。言语是典型的“双刃剑”,张口说出来的话,既可伤人亦可益人,正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言语的作用是因为“言为心声”,所以,最容易影响心的是言语,最容易伤心的也是言语!明白了这点,我们既可以多说爱语以暖人,亦可以识破了它而不受其伤害。音乐是更特别的言语,或者干脆说是更能入心的言语。看来“心弦”二字不是白起的,最入心的还是弦乐!尤其是弹拨类的弦乐,如古琴、吉他……“心底无私天地宽”,心量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所以心量是由私的多少决定的,少一分私,心量就大一分;多一分私,心量就小一分。如能在日用中检点、反思,每一事项、每一心念,是为自己打算还是为众人、为集体、为行业、为社会打算,久之自见分晓,功夫自然上身,自会觉得树桐先生讲的“为人不为己,便是成佛体”绝非虚语!

三分治,七分养——圣人并不遥远。

一日翻阅《灵枢·玉版》感慨万千。篇中有岐伯的一段话这样说道:“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尽管是大病是恶疾,可也都不是从天而降,由地而出,而是“积微之所生”。由此便联想到《周易·坤卦》中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重大的变故也好,危及生命的恶疾也罢,皆非一朝一夕之故,就好像肿瘤似乎是突然发现的,但也都是慢慢累积的结果。今天生点气,明天生点气,积累下来,便气郁成结,或者抑郁症,或者肿瘤甚至癌症!

所以,圣愚的区别其实并没有那么天上地下,而只在这多一口少一口之间,只在这一念怒或不怒上,便就清楚了。而七分的养便要落实在这些细微处,调适好了情绪,把握好了衣食住行,不使有“积微”的过程,我们担忧的所有问题便失去了来源。这便是圣人的行止,这便是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当然也就是很好的七分养!

品味饶恕: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品味饶恕,一直以为恕乃孔门之最深境界。欲知恕,从怒可知。怒者奴心也,心被奴则怒。心本君主,却受奴役,不能自在,不能做主。看看怒的人,能做主吗?不应说的话偏要说,不应做的事偏要做,这就是不能做主,这便是怒!那恕呢?如心为恕,如如然,如如不动,如心便是心本来的状态,与怒相反,是自在!饶恕者,因饶方能得恕也。古云:“得饶人处且饶人。”回想过去,余多是得理不饶人,不饶人自然就不得恕,自己气得鼓鼓的,对方同样被伤了。得了理还不讨好,何必?大家要以我为戒啊!饶了吧,饶了吧,饶人者,自必得饶,如此则恕在其中矣,自在在其中矣!

气都是自己找的。

气是从哪里来的?气都是自己找的!

当其位、当其时为正。从外而言,是四时当令之气;从内而言,便是时时处于当下。我们从正的造字可以看出,正从止、从一,故《说文解字》言正为:“一以止。”换一个说法就是:止于一为正。止于一,其实亦可看作止于中,因为唯中有一,离开中,便成二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孟子的一句名言。若能止于一,时时处于当下,便就是养吾浩然之气,便就天人浑然一体,如此邪何以干呢?

我们之所以将情绪说得这么重要,是因情绪最容易将我们留在过去,太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过去的不快而纠结不已,总想讨个公道,于是陷入忿闷;情绪亦会将我们逼向将来,并为此忧患,总之它老是使我们远离当下,远离浩然正气。情绪是自我的影子,或者说是自我的化身,我们品一品“公正”这个字眼,再看一看“偏私”,也就知道,只要被情绪左右,便无什么公道可言。

情绪是如此可怕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警觉。但情绪又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透过这个游戏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发现自我,发现偏私。发现了怎么办?还得用圣人的方法: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除自我,破除偏私,私我一除,所剩即礼即公,因公而有正,因正而离偏,情绪便自然弱化。

行走散步,心也在行。

心平则能气和,气和则能言缓,气和亦与善应。曾国藩于家书中,隔三岔五都要提醒二子:“行路慢否?说话迟否?”此古今通理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讲的“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体现在方方面面,行走散步亦是如此。如今散步成了时髦的锻练,还发明出了计步器。其实走路贵在脚踏实地,脚跟如何触地?脚掌如何触地?心中了了分明。如此不但脚在行,心也在行,这就叫形与神俱。若不能如此,那只是脚在走,保健的作用就很有限了。

学会微笑。

在拥堵的路上开车,心情可想而知。某日在红绿灯前等了好几个来回,眼看这次是终于能过去了,可前面的车子不知什么原因,竟然一动不动。眼望着绿灯又要熄灭,不由得心头一急,按响了喇叭……回过神来一想,急什么呢?不由暗自一笑,可就是这微微一笑,突然让我感受到原来绷紧的面孔马上松了下来。太奇妙了!一路上我像演员一样,不断尝试着各种面部表情,结果发现只有微笑时的面孔是最放松、最流畅的。

忆起《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的一句话:“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三阳脉皆上头,唯阳明主面,故而阳明脉衰,面失濡养,便会失去柔润变得焦躁、焦枯、焦急。俗云:精神看面貌!面之貌有赖于阳明脉的濡养,而濡养的效价取决于面部的表情,若能常取微笑,面肌松泰,则阳明之多气多血得以充分濡养,又何愁没有一张柔美的面孔呢?更重要者,内外相感,外内相应,外在之柔美又必将涵养内在之精神。

身心立极。

钦安卢氏医学的核心即其立极之说,钦祖以坎立极,卢祖铸之以火立极。以火立极者,在于将坎中一阳揭出,使其更为明了。“极”可意为生命之原点,或生命之赖以支撑点。

故曰极者万象之本也,中医之治本亦当参此!若临证不能观极,不能触极,进而立极者,恐终难治其本也。钦安卢氏医学的关键在于以火立极,只是细细参究,此极立在相火上。以火生之、化之、消之、动之。若从药物的角度,我认为钦安卢氏之用火,已臻极致。然药之作用究多局于身形,心性层面尚难相望,故笔者提出性理扶阳。若由此观,则树桐先生之学仍乃以火立极,此极立在君火上。如能两相参合,则明位两全矣!

编辑 | 徐婧

审核 | 白晓芸黄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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