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怡然6月21日，中国移动在“2022科技周暨移动信息产业链创新大会”主论坛上首次提出，要做通信产业链的链长，为此采取了两项行动，一个是规划260亿元规模的产业基金，二是建设创新基地，以投资和培育身后的大量中小企业。
通信产业链包含基础零部件、通信设备以及下游的应用。如果将整个链条比作雁群，链长就是“头雁”，要为身后的雁群打造一个“雁阵格局”，带动产业链发展，还要牵引产业“补短”“锻长”。2022年5月，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曾表示，要着力推动中央企业提升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能力，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更好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在本次大会上，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高同庆称，“接到任务国资委赋予使命之后，中国移动一直在思考，这个链长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尤其在当前国际关系复杂、信息产业迭代升级的新形势下，身为央企，该怎么当好这个链长。”
高同庆表示，中国移动正在确定要攻关的任务并搭建体系，目前已经开始设立基金投资产业链，并建设培育基地。下一步会确保产业链方向，建立产业共同体，形成有序高效的管理链。
中国移动能当好这个链长吗？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书记、研究员曲永义认为，央企主导，其实是作为政府直接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第三类协同力量。这是一种新的产业链治理机制，它在激励、协调、公共产品供给上都是有优势的。StrategyAnalytics无线分析师杨光表示，央企模式仍然是偏政府主导的，后续的执行效果有待观察。
当上链长后的两件事
在会上，中移投资公司董事张军表示，中国移动从今年2月底开始设计架构，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两支基金，每支规模各100亿元。资金配比上，30%投在VC阶段，70%在PE阶段。之所以选择北京和上海，是考虑到前者具备前沿技术的资源，后者在产业落地方面更有长项。
张军指出，中国移动还规划打造一支60亿元规模的创投基金，进行更大范围的“投早投小”，会投到A轮甚至更早的企业。
对于进展，张军称，国资委去年批下了北京的100亿元基金，整个基金管理公司的团队已经到位，并和北京市政府开展了大量工作，近期双方将向外界公布更多情况。下半年上海100亿元和60亿元两支基金会在国资委指导下相继成立起来。
张军介绍，基金的重点投资领域分为“补短”和“锻长”和“前沿”三部分。补短环节以基础芯片及基础软件为主，基金近期已经完成了一个国产GPU芯片设计项目的立项；锻长环节，投资范围涉及超算中心、边缘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位置服务，涉及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物联网，智慧医疗，远程教育，智慧城市管理等；前沿环节，包括6G、量子通信、隐私计算等技术。
通信产业链的链条很长，环节多、分工细，在张军看来，链长基金不应该采取单兵作战的模式，“中国移动计划与一些基金联合投资，包括国家级基金、地方政府基金，还有一些兄弟单位基金，如联合中电信智慧互联基金以及IDG资本这样的市场化机构。”
第二件事，是设立基地培育产业。
会上，中国移动正式启动协同创新基地，同时中国移动科技创新产业园（北京）开园。高同庆表示，这个基地有602亩地，有几十万平米的建筑，聚焦前沿、战略、基础的科研领域，设立了研制试验中心、评测认证中心、展示发布中心等。中国移动还投资设置了三个科创装置，即6G试验网、算力网络创新试验网、网络智能化平台，为入驻企业提供相关网络的测试环境。另外，还包括一个开放平台和一个孵化基地。
外部形势的变化
目前，移动信息产业的外部形势也在发生变化。高同庆表示，从环境上看，产业正从全球资源组织走向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那么做链长更要有格局。对于中国移动来说，从链的视角去谋发展，格局和原先是不一样的，站位和高度也不一样，原来可能就是看当年的事，或者看个两三年，现在就要看到长远的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江鸿表示，当前美国正从各个维度压制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美国积极推广政治优先的数字安全治理原则，以意识形态理由将中国技术和中国企业彻底隔离在全球数字经济闭环之外。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黄阳华认为，就通信产业来看，美国打压中国的方法，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供给端，对基础元器件进行限制。
中国电信网络建设已经高度发达，数据上看中国有160万个5G基站，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5599万公里。但是高同庆称，目前中国整个电信的产业结构是不平衡的，呈现一个“倒金字塔”形状，整机集成能力在全球领先，但关键芯片和基础软件等产业技术能力方面还有待于提升，这意味着产业链存在一定不安全性。
江鸿认为，下一步，应该加强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管理工作，强化一些保障条件和配套能力。高同庆称，中国移动以央企身份，可以投资一些回报周期较长的基础技术领域，帮助产业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尤其是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以稳固这条产业链。
央企链长
做链长，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央企正在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杨光表示，通信产业过去并没有链长的说法，但运营商一直是产业的龙头，尤其中国移动在规模体量和资本投入上比另外两家运营商更大。在链条中，运营商的特点是现金流较好，创新能力相对弱，如今选择以央企作为链长，也是慎重考虑产业链整体利益和国际竞争策略。
曲永义表示，当前产业链治理的趋势，正在从“链主”到“链长”模式替代。过去，发达国家普遍希望是由政府机构做“链长”的，比如美国商务部企图成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链长”；欧盟于2021年开始围绕集成电路发展，于2020年年底签署一项“欧洲电子芯片和半导体产业联盟计划”，考虑建立一个囊括意法半导体、恩智浦、英飞凌和ASML等企业在内的芯片联盟。
在中国地方政府也常常扮演着产业链连长的角色。曲永义称，湖南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河北省等省份，都颁布过类似城市产业链链长的政策。总结来看，从各省市以及代表性城市构建产业链链长的顶层设计来看，除了山东省由地方龙头骨干企业担任产业链链长以外，其它都是实行由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担任链长或群长。
但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和干预产业，往往会遭遇失败。曲永义说：“主要是因为政府都是为了解决市场缺陷，在协调过程中，公共支出规模往往比较大。”“具体失败原因有几点：一是政府部门和官员常常缺乏足够的信息对产业发展和技术演进做出清晰的判断。二是特定的政府部门官员可能出于部门自身利益，对最优的政府干预政策产生扭曲。三是即使有足够的信息和激励政策，政府也可能在技术选择、标准制定、产业链协调方面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所以，有效的产业治理设计一定是对市场和政府各种主体成本收益的综合权衡，这就引出了一种新的机制，国有企业产业链的治理机制。这其实是作为政府直接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第三类协同力量。让国有企业、国有龙头企业承担起固链、强链、补链的指责，发挥战略支撑和领头效应，是一个新的思路。”曲永义说。
曲永义表示，身为央企和龙头企业，如果作为链长，在激励功能上自身有能力提供一定的市场激励，包括一些金融激励；相比之下，纯市场机制中，产业链主体处于自身利益考虑，进行的投资没有达到产业链群体的理性水平。
在协调功能上，曲永义认为，央企有能力通过大规模市场或者产品开发的承诺，牵引产业链对特定技术路线开展协同研发，或者产业化。因为产业链创新活动涉及到大量主体和复杂的商业互动，纯市场机制下，不同主体会出现价值观念偏差或信息不对称等，所以会出现不一致活动。
另外，央企还能具备一定公共品供给能力，比如一些共性技术和产业基金，以弥补创新系统的结构性缺失。曲永义说：“和政府主导相比，央企做链长，也能更好地实现主体功能，央企相对于政府更加具备专业的能力，有更充分的信息以高效牵引产业链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