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学古”是书法学习过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我们在选择古代碑帖时往往将名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作为墙壁,而将其他的作品作为辅助参考,以便更好地了解其作品风格和书法思想。比如临习王羲之必然选《兰亭序》,学颜真卿一定少不了《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师法欧阳询也毋庸置疑地选择《九成宫》。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所谓的经典就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但这里强调的是“最有价值”，并非等同于一般的“技法最优”。这就是接下来笔者要说的问题：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经典碑帖--定就能代表作者最高的书法水准吗?
而其他作品到底欠缺了什么才难以跻身经典行列?这其中并不简单是书写技巧高低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到社会文化层面问题,其中包括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精神、作者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作品本身体现的学术价值和人文意义,甚至与当时的接受群体和收藏流通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欧阳询的楷书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等,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当属《九成宫》。刚劲老辣、严谨森严也成为欧阳询楷书风格的普遍概括。
但在对欧阳询的不断深入研究以及对其他作品的临习过程中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其小楷作品俊秀沉静、舒畅端稳，别有一番情趣,更多地继承了六朝小楷的遗韵,锋利刚劲之势几乎看不到，大都含蓄却张力十足。
但大家却因为《九成宫》的风格根深蒂固而约定俗成地将欧阳询的书法风格定位成刚劲森严。这便是一部经典碑帖具有的以偏概全的影响力。
《九成宫》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它代表了欧阳询楷书的巅峰水平，但在众多相关文献中,不难发现欧阳询的《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的知名度丝毫不逊色于《九成宫》,甚至许多书家把《化度寺》抬到了唐楷第一的地位。
王世贞曾云“欧阳率更化度.醴泉为楷法第一,而化度尤精紧,深合体方笔圆之妙。”陈循云:“欧阳唐人楷法第一,虞恭公碑与化度寺九成宫又欧阳书法第一。三者之中恭公与化度又第一也。”
何绍基在《东洲草堂书论钞》中说道:“《醴泉》宏整而近阔落《化度》道劲而近奇侧《皇甫》肃穆而近窘迫,惟《虞恭公碑》和介相兼，形神俱足。当为现存欧书第一。”
翁方纲的《复初斋书论集萃》以及李瑞清的清人论书嘉言录》也明确提出了尊《化度》绌<醴泉》的观点。如此看来,单从技法层面上看，《化度寺》即便不能完全胜过《九成宫》,却也足以相提并论。但这件碑帖的接受程度和历史价值却不可同日而语。
《九成宫》之所以能被奉为经典,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自然不能忽略。作品在欧阳询75岁时完成,正值“人书俱老”之妙境《九成宫》被认为是千余年来楷书的登峰造极之作,点画用笔方圆兼施、变化有序,结体取势中宫收紧,外围舒展,意态精准，规矩严整。
其次,欧阳询“四面停匀,八方平正”的书法风格与当时社会推崇的“九宫书法”高度契合。沈道宽在《八方筌蹄》中提到“唐人书碑皆用九宫，如虞《庙堂碑》、欧《醴泉铭》皆然。其有不用九宫法。如欧《化度寺碑》,十百之一耳”。《九成宫》乃“九宫之最准者”，《化度寺》则“不用九宫法”。如此一来，《九成宫》定当备受推崇和传颂，而《化度寺》则难以匹敌了。
诚然,所谓经典一定蕴含着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的缩影,在后世的传承中一定有除了其本身艺术价值之外的文化意义和时代精神。我们在对《九成宫醴泉铭》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能忽略九成宫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时代意蕴。
据文献记载,九成宫有“隋唐离宫之冠"的美誉,曾经一度被看作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九成宫存在的243年里，先后有隋唐4位皇帝21次驾临避暑。此碑乃“奉诏所作”,唐太宗“以杖导之”，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
因皇帝的极为推崇也使得此碑在当时享誉盛名,上到官员学士，下到黎民百姓,大家都竞相传颂。这里所牵扯到的皇帝的喜好对书法家或作品的影响并非是《九成宫醴泉铭》独开先例,包括宋齐之际的“比世皆高尚子敬”及唐太宗时期的“尊羲抑献”更是无独有偶。
可见帝王因素在成就经典的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而同样是欧阳询经典之作的《化度寺》,只因是化度寺已故僧邕郭氏禅师的铭文,与《九成宫》的创作背景和渊源相比自然是无法企及。
就《九成宫醴泉铭》而言,其历史文化价值和人文意义注定其将成为书法史甚至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九成宫初建时由杨素监修,极尽奢华。
魏征撰文“注碧交映,金碧相晖,照灼云霞,弊亏日月”。这显示了当时隋文帝奢靡浮华的腐朽生活,注定了隋朝走向灭亡的历史结局，同时魏征也在铭文中写到“具高思坠,为持满戒溢,念兹在兹,永保贞吉”，借此劝诫唐太宗要吸取前朝教训,居安思危,勤政爱民。
对《九成宫醴泉铭》的传承还不仅仅体现在书法领域。王勃写有与《滕王阁序》齐名的《仇成宫颂》,李昭道先后作画《九成宫纨扇图》《九成宫避暑图》,北宋时期赵伯驹、王鼎卿绘有《九成宫图》传世。文微明分别在75岁、85岁、89岁时题写《九成宫醴泉铭》。
1978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九成宫遗址进行了多次勘探发掘。而《九成宫》撰文中“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耸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阁,台榭参差”等实景的描述,为研究隋唐时期的考古旅游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经典,最基本的就是其典范价值,而所谓典范就是要后世以此为范式来学习研究,所以,作品的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真正看到才可以评其优劣。据文献记载，《九成宫醴泉铭》传世最早、捶拓工艺最精、损字最少的拓本为“李祺旧藏本”,该拓本的捶拓时间可能在公元734年3月24日~880年2月17日之间。
再者就是端方旧藏本,现推断这--拓本的时间在公元880年至1037年间。上述两种拓本大概有13处破损。再后来便是库装本、李鸿裔旧藏本、岳雪楼旧藏本。其他的便是各种翻刻版本和影印版本,从宋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不胜枚举。
而《化度寺》原塔铭在北宋初期就已经残端,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靖康之乱,藏之井中，兵后好事者拓十几本已,乃碎其石，则南宋时也无此碑矣。”由于原碑先毁后佚，拓本难觅，所以,宋代便有许多翻刻本流传,其中最著名的有:吴县陆恭松下清斋藏本临川李宗翰静娱室藏本、南海吴荣光筠清馆藏本、大兴翁方纲苏斋藏本、南海伍崇翟粤雅堂藏本敦煌石室本,还有吴湖帆四欧堂藏本,据传是原石宋拓本，堪称“海内孤本”。
这些拓本破损严重,原石千余字拓本至多也不过六百字,所以,对于后世的流传受到很大限制。在作品流通继承过程中，《化度寺》的认知度和接受程度远不及《九成宫醴泉铭》。
所谓的经典与非经典本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技法”并非唯一评判标准。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大环境、作者的身份地位和个人感情色彩以及作品本身传达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以及对后世的流传继承都是我们在考察研究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兰亭序》之所以是“天下第一行书”,它的美肯定不只是因为其潇洒飘逸、无人能及的书写技巧,大概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传递的即兴之美,一种创作者最饱满、最质朴,不做作、不修饰的原始情绪。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复制和摹刻,并非原版，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想象和憧憬才造就了它的神秘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