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1926年）: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问题。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战争。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会议强调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引导国民革命达到最后胜利。会议通过《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等决议。
1925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以及北京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活动。然而，受英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受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重新联合起来向革命势力进攻。11月，他们先扑灭了奉系郭松龄部的倒戈；接着，又于1926年1月把矛头指向同情革命的国民军，准备向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形势是极为严峻的：如果直、奉军阀进攻北方国民军得手，那么全国局势将急剧逆转，广州政府处于反动势力包围之中；如果国民军能支持数月之久，那么广州政府经过对北伐的相当准备，可以达到南北革命势力会师武汉联合创造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剧烈。继戴季陶主义出现之后，一些知名的国民党新老右派分子纠合在一起形成西山会议派以及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挑起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反动派之间的重大纠纷，给广州国民政府造成新的威胁。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1926年1月成功地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胜利的大会。通过这次大会继续国共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竭力扩大国民党左派组织，赞助左派对右派的斗争。这一时期，党组织虽然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党对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尚缺乏有力的政治指导。
而且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因病与中央已月余不通消息，同时，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国民党右派、醒狮派、工贼、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以全力搜索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共产国际来电主张党中央迁移驻地。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紧急困难情况下，党中央需要“迅速认定什么是我党目前在政治上第一的责任以及如何支持北方的危局，如何巩固广州国民革命的根据地，皆是亟待总合南北同志的报告而速决定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7人，青年团代表1人，北方区和粤区负责人各2人，共12人，其中有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等。陈独秀因病未能出席。当会议开始时，即接到陈独秀由上海来电，说他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中央迁址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会议遂集中注意于目前的政局与共产党主要的职任一案。
会议议事日程共有11项：1．现时的政局与党的重要职任；2．中央地址问题；3．国民党问题；4．北方军事政治工作问题；5．广东问题；6．三特区工作问题；7．河南问题；8．铁总问题；9．五一节在广州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劳动代表大会问题；10．设立长期党校问题；11．反吴宣传问题。各项议程都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当前的总的战略方针问题。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北伐准备问题；二是农民问题。这是当时党的战略总方针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点。
一、关于北伐准备问题。会议明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因为“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惟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会议认为，为了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今河北)等省发动民众奋起接应，特别是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会议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惟一是在帮助国民军，使之“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为执行这项工作，会议还决定：“C．P．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
二、关于农民问题。会议再次重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一贯的联盟军”，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所以，“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会议强调指出，准备北伐的过程就是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的过程，二者互为条件，同步进行。指出：“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还指出在北伐中，“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的工作，当在各地用民党名义迅速发展农民运动。”强调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
会议还决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中央地址问题。会议认为：“须视何地能更便利的执行党在最近将来之重要使命，能顾及党的全部工作，能建立党的中央完密强固的组织。”会议认为，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如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决移北京，而上海设交通局，广州设临委；如国民军在北方失败中央决移广州。后因故未迁。
二、关于国民党工作问题。会议认为，过去国民党的工作只做成立国民党机关的工作，而没有使这机关去集聚广大民众。会议提出，应努力宣传国民党二大的成功，宣传广东政府，极力发展左派的群众，去争取右派影响下的群众，去揭露右派首领的罪恶。
三、关于召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于本年“五一”节在广州召集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农民大会的意义更为重大，要求各地迅速发展或成立省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并努力搜集有关农民问题的一切材料，以提供党决策农运问题时参考。
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等文件，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局，确定了党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和北伐中的政纲应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两大重要任务。为中共动员多方面力量，特别是动员农民力量，迎接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作了重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