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李伯重（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席教授）
来 源：管理学季刊
1988年，我去洛杉矶加州大学讲学。在此期间，曾专程去附近的尔湾加州大学拜访何炳棣先生。他和我畅谈，说做学问就要“做第一流的学问”。这句话给我深刻的印象，终身难忘。如今在追思何先生的学问时，深切感到他用他的一生，实践了他要“做第一流的学问”的信念。
对于何先生的学问，我没有资格做评论。但是对于他如何做学问，却有一些感受。在这里，我就凭我自己的理解，来谈谈他是如何做到“做第一流的学问”的。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做第一流的学问”，原因有四：他以学术为志业，他的创新精神，他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以及他的“大历史”史观。
志业
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一个题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在这个激励了几代人的著名讲演中，韦伯说：任何人，如果无法把学术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便同学术无缘了。……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他接着指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选择这条道路，就必须将其当作自己的天职，坚信“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
何炳棣先生就是一位“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的学者。在长达近80年的漫长学术生涯中，他对学术一直充满热情。我和他在一起时，他几乎没有多少别的话，从头到尾都只是谈学术。正是这种热情，使得他在几乎是孑然一身的高龄晚年，仍然元气十足，思维活跃不减当年，不断产生新见。
学术生涯是艰苦的。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由于学术研究非常艰苦，所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韦伯也说：“如果我们不曾绞尽脑汁，热切地渴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脑子里。不管怎么说，研究者必须能够承受存在于一切科学工作中的风险。灵感会不会来呢？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见。”是的，做真正的学问，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如果真正热爱学术，在学术之路上遇到困难就不会怨天尤人，自叹命苦；相反，他会把遇到困难视为走向成功路上的必然现象，即古人所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之意。正因如此，何炳棣先生在其治学生涯中从来就不畏艰难。他的青年时代在战乱中度过，治学条件十分艰难。到美国求学，虽然可以避开社会动荡而专心读书，但是毕业后找工作时又遇到种种挫折。及至得到了大学教职，方才比较稳定，但又遇到研究方面的问题。在1950年代的美国图书馆，中文文献颇为有限，特别是与何先生研究有关的文献，往往十分匮缺。
何先生自己说：“1952年夏，才第一次有机会去美国东岸搜集清史资料。……同年秋冬代校方向温哥华华商筹款购书的工作也初见成效。当时五千加币还能买不少书，第一批有伪满原版的《清实录》和商务印书馆影缩洋装本的五省通志（畿辅、山东、浙江、湖北、广东）。”中文文献不够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于是他用尽一切方法去寻找资料。到1966年，他当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即利用这个身份，经常借开会之机，到台湾查阅资料。我国大陆著名史家王仲荦先生于1986年去世后，何先生购得王先生藏书，这批藏书对何先生晚年进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其传递也成为史坛美谈。
和何先生交往，得到的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在内心中随时都充满激情，充满对学问真谛的追求的冲动。他总是想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永无止境。这种追求完美的激情使得他经常不得安宁。英国作家勒卡雷（John le Carré，即David John Moore Conwell）说一个好作家在创作时“找不到可休息的场所，找不到伙伴和活动使自己得到安逸。任何局外人的判断也比不上他内心的正确判断。一旦作家从内心的紊乱中理出头绪，就应该按任何评论家想像不到的无情规范约束自己写作；当他沽名钓誉时，他就脱离了自我生活，脱离了对自己灵魂最深处世界的探索”。这也是何先生的日常心态。
这种激情，也使得他有一种战士的性格，在学术上经常和人“开战”。大家公认他脾气暴躁，易与人发生冲突，批评人毫不留情面。但这实际上常常只是因为他用“第一流学问”为标准去衡量他人成果的缘故。他不仅对侪辈成果多有批评，而且对自己过去的工作也会表现出不满意。这种“好战”的个性，恰如韦伯所言：“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不惟在如此。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
如后所言，何先生一生，在中国史研究中不断更换领域。每次更换到一个新的领域，都需要足够的专业知识。何先生在80高龄时，由原先长期从事的明清经济史转入先秦思想史这样一个相去甚远的领域。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匪夷所思，其难度之大难以想象。然而何先生将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化为战斗的乐趣，越做越高兴。虽然他旧学功底很好，但要做好这个“大转向”，当然也需要进行知识上的“补课”。为此，他又重新拿起少年时代读过的先秦经典，认真研读，并广泛阅览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敬佩。
创新
学术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学术创新是学术的首要使命。学术创新既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也是学术的生命之所在。学术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发展。创新一旦终止，学术也将停滞，窒息，甚至死亡。
学术创新的核心是创造新知，这就要提出新问题，产生新观点，提供新理论，尝试新方法，发现新材料。要做到这些，难度之大足以令大多数人退而却步。40年前，英国历史学会会长巴勒克拉夫对二战后国际史学界的变化作了一个总结，说：“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而不愿意放弃积习并且对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当然就不可能创新。
学术创新不是人人可为之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位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长期工作，在达到了自己所能及的高峰后，要继续再有创新，就比较困难了。因此许多学者到了“功成名就”之后，就或多或少地“江郎才尽”了。2009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时，去剑桥看望友人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其著作《都铎-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的巫术》（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近代世界的摇篮》（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等都已成为名著。但是他后来转向人类学，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
近年来，他又转向一个非常不同的新领域，写出了《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The Empire of Tea）、《玻璃的世界》（Glass: A World History）等与过去研究非常不同的新著。我问他为何做如此巨大的改变。他回答说：在原来的研究领域中工作了多年，思维方法已经定型，很难再有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新想法，那么研究就成了一种习惯性工作。日复一日地做习惯性工作，没有挑战，难免丧失研究带来的乐趣。转向新领域，必然面对新挑战，从而激发思维，获得乐趣。做学问是为了获得真正的乐趣，至于成败利钝，并非主要考虑的内容。我觉得此言极是。
何炳棣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不断转变自己研究领域的学者，这在老一辈史学家中是罕见的。他年轻时做西洋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在北平的三年（1934—1937年）起，直至1950—1951年冬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英史博士论文止，十之八九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西史及社科工具上”。1952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1873—1910: 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受到学界好评，其导师说这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此时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之所在，于是从英国经济史转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史。
何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商业史，完成了《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之研究》这部专著之后，他转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他关于明清人口史的专著《中国人口史论，1368 —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于1959年问世，成为此一重要课题的“开疆辟土”之作。而后，他研究的重点又转向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问题。1962年，他的《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to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出版。此书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引起西方中国史学界的极大重视外，也影响了台湾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几代学者。
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他的研究重点再次转移，转到中国文化的起源的研究上，先后出版了《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年）和《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1975年），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之后到了1980年代，他再转向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研究，对这些数字以及造成其不实的各种原因详加考证剖析，撰成《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1988年）一书；数年后，以该书为基础，另撰《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必记本”注：1995年）一书，所持见解已成为学界定论。进入新世纪后，尽管已是耄耋老人，他还是又做出了重大学术转向，从社会经济史转到先秦思想史。他以考证方法攻先秦思想之坚，做出了汪荣祖先生称为“石破天惊”的重要突破。
由上可见，何先生在研究生毕业之后的近80年中，研究多次转向，每次都在新的领域内有创建甚至有开拓之功，这在史学界洵为罕见，可以说是具有传奇性。
开放
史学研究有多种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因此不可能研究用一种方法进行所有领域的研究。转向一个新研究领域，不仅需要新的相关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对于一个学者（特别是资深学者）来说，要去从头学习一种新方法，绝非易事。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学者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从一而终”的态度，拒绝学习新方法，从而造成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种“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的情况。
何先生在学术上的每一次转向，都是研究方法的转变。汪荣祖先生评论说：何先生自“‘跃过龙门’之后，就力图超越‘大杂货铺’式的‘汉学（Sinology）’传统，而吸收其考证的精髓。作者见证‘二战’后在西方勃兴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认为无论在范畴与观点上均较汉学宽广，然亦不偏废传统汉学之长”。
特别要一提的是，何先生虽然治史，但也关注社会科学的发展，对后者提供的最新方法保持开放的心态，认真学习采纳。20世纪中期，以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迈耶（John Meyer）1958年发表的《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为标志，计量经济史兴起于美国，随后发展迅猛，在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史革命”，对经济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古德里奇（“必记本”注：Carter Goodrich）说：“新经济史的出现是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挑战，这是一次新的‘知识革命’，就好像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织布对手工织布是一次革命一样。”对于计量史学这个新生事物，历史学界的主流并不接受，相反，众多历史学家还予以抵制。但是何先生却对此采取开放的心态，采纳其优点，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他的《明清社会史论》，就开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先河。这一点，在同辈历史学家中是少见的。
他重视新方法，但是对于传统的方法也不轻视。他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很好地运用考据方法，从而获得了重要的成果。吴承明先生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刘子健先生则说：余先生说“‘史无定法’，研究历史的题材不同，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所以更妥帖地说应当是‘史采佳法’”。在这方面，何先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大历史”史观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克里吉（Eric Kerridge）则说：“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经济史也不例外，“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然而现实是，“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经济史也沾上了这种毛病”。这种“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的状况不止存在于经济史学，而且存在历史学各学科，而各学科之间的壁垒，更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何先生的研究不断转向，从英国史到中国史；在中国史中，从商业史到人口史，然后到社会史、文化史，最后到思想史。虽然从领域来说，每一次转向都是一次剧变，但这些转向背后都有一个逻辑，即把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转向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这个整体。他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到社会，从社会到文化，从文化到思想，足以覆盖历史的主要领域，把中国历史的各主要方面都纳入了他的视野。汪荣祖先生评论何先生晚年的研究说：“从黄土的特性发见华夏原始农耕的特性，又从此特性发展出村落定居农业以及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可见自仰韶一直到西周其间‘血缘链环’之形成，以及之后借宗法制度的推广以控制广土众民。秦汉大一统在政治形式上固然变成郡县，但在精神上仍然延续宗法，皇帝实乃超级之宗子。华夏文化中延绵不绝的‘宗法基因’之发现，为作者近年最重要的创获；窃以为以此基因为主旨，足可写一部崭新的中国通史。”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中，诸葛亮有一句很精辟的话：“儒有小人、君子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段话区分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但是从治学的理念和胸襟来看，确实有通儒和小儒之分。通儒的代表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他终生追求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无比坚毅的意志和伟大史家的才能，做到了这一点，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做第一流的学问，就是要成为这样的通儒。“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论才气如何，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是史学家的使命。在这方面，何先生也树立了一个榜样。
最后，我回到“做第一流的学问”的话题上来。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多次转向，做出来的成果却都是第一流的。汪荣祖先生说：何炳棣先生“将其研究课题与特定的学术专业接轨，他的美洲作物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人类学学报上，他的早稻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经济史学报上。……探讨任何起源问题，都是头等的难题，作者自选最困难的题目攻坚，而且还涉及专业以外的许多专业，其艰苦与毅力可以想见，然未能想见的是英文书稿完成之后，无论出版过程的曲折以及出版后的纷争，真可说是‘赞美’与‘攻讦’齐飞，毁誉绵绵无尽期”。
作为开创者，何先生的许多成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如韦伯所言，“一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这种情况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学服从并投身于这种意义，却有着独特的含义。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今天看来有需要改进和发展的余地，但是没有他所做的工作作为起点，改进和发展也无从谈起。
陈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中有言：“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由此而言，尽管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会被超越，但是他的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追求，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以及他的“大历史”史观，却永不会过时，值得后人敬仰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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