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ghanlun2012-08-04 132 views
（一）从仲景学说谈火神派扶阳观被誉为火神派宗师的郑钦安，毕生致力于仲景学说，其《伤寒恒论》是研究仲景学说的结晶，其余如吴佩衡、范中林均对《》有一定研究。但是“当今火神派”们与先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相去甚远，道听途说，开口闭口言仲景，其实腹中空空如也。这在校园内“追风”的学生身上尤为明显，其实“当今火神派”不过是借仲景之名来宣传其用温热之药罢了。卢崇汉在《扶阳讲记》中说：“仲景学说的特征，是什么？……这个特征归根结底，可以归结到扶阳这样一个理路上来……为什么张仲景以寒立显，要以寒来立论？这是因为考虑到了生命的根本是阳……”可见卢氏把《伤寒论》的“伤寒”二字当成是寒邪引起的疾病，借此把用温热药合理化。我们看看五版《伤寒论》教材说：“伤寒论主要是讨论广义伤寒的，以六淫为病因，并结合内外致病因素来讨论病机、病证、治则。《》的‘伤寒’二字，应作《难经》中‘伤寒有五’的广义伤寒解，而非单指由寒邪所引起的外感病”。这才是“伤寒”的本义。我们先探讨一下仲景三阴篇的情况，太阴病是指脾病虚寒，不能运化，出现腹满而吐，自利不渴，治法当温中袪寒，宜四逆辈，但也会出现腹满时痛，或大实痛，方用桂枝加芍药汤或桂枝加大黄汤，讲的十分辨证。少阴病是指心肾两虚，脉微神衰的疾病，治宜急救回阳，方用白通汤、四逆汤等。但也有肾水亏虚，导致心火炽盛，心中烦，不得卧的，治宜育阴泻火，方用黄连阿胶汤。可见仲景既讲其常，也讲其变，毫不偏颇。厥阴病是寒热错杂，上热下寒，方用乌梅丸治之。方药是温清并用的，三阴篇仲景处方用药也不是一概扶阳，而是十分辨证的处方用药。名医邹云翔认为：医者无流派之分，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汗用麻黄，吐用瓜蒂，下用承气，温用附桂，寒用芩连，滋阴用猪肤，补益有参、芪，大毒有乌附，何派之有！……寒热温凉，应视病情需要，当用则用，虽承气不嫌其猛，附、桂不嫌其温，参、芪不嫌其补，知、柏不嫌其寒。用之得当，乌头可以活人；如用之不当，人参可以误人。[11]堪为确论。统观《伤寒论》实为辨证论治之典范，其重阴思想也处处可见，刘越曾说：“余观仲景纵贯全书以为中髓者，乃胃阴之说。论中阐述了脾胃阴血诸证之病因，病机及证治，立治阴诸法，实开后世阴血学派诸家之先河，刘完素、朱彦修、虞天民、叶天士、张锡纯，皆宗仲景脾胃阴血之说而代有阐发。”[12]诚然论中反复论述便干、烦躁、小便难、下血、腹满、喘、身痒、自汗、盗汗、身痛、吐、哕、下、耳聋、小便数等证，皆阴血之伤，论中有百余条文。再如证宜汗但尺中迟，营虚血少者忌汗，咽干、淋、疮、衄、亡血等阴血亏虚者及少阴病脉细沉数，病在里而阴血不足者皆禁汗。且有急下存阴之举，概括起来，诚如陈瑞春所言：“论中救阴大法，是全书治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三阳病多外感热盛，病多在腑，以劫灼胃液为主；三阴病多内伤杂病，病多及脏，以耗损肾阴为主，所以，论中救阴的特点是：三阳病救阴以护胃液，三阴病救阴以救肾水，这又是同中之异”。[13]笔者无意争论仲景重阴重阳，其实阴阳必须是平衡的，不可偏废，不像卢崇汉所说的仲景只偏于扶阳。（二）从仲景用附子之量看火神派用附子仲景时代即汉时的度量衡与今制相差较大，柯雪帆教授根据1981年考古发现汉代度量衡器“权”推算古方剂量，即汉时一两大约等于15.625克，这比起我们平时临床上用量大的多，我们分析一下仲景的四逆汤，甘草二两，干姜一两半，附子一枚，就是按此量，干姜之量不过20克略多点，附子一枚大者20-30克，中者一枚15克，从四逆汤方后注“强人可大附子一枚”看仲景用附子之量并不算大。“当今火神派”之李可曾创“破格救心汤”，方为附子30-100-200克，干姜60克，炙甘草60克，高丽参10-30克，山萸肉60-120克，生龙牡粉、活磁石粉各30克，麝香0.5克，方中附子用量较大，李氏曾仗本方治愈多例西医不治之危重病人，并指出今人用此方救治心衰垂危者生死参半之原因之一为：“历代用伤寒方，剂量过轻，主药附子，仅10克左右。考《伤寒论》四逆汤原方，用生附子一枚，按考古已有定论的汉氏度量衡折算，附子1枚，约合今之20克，假定生附子之毒性与药效为制附子之两倍以上，则伤寒论原方每剂所用附子相当于现代制附子40-60克”。[14]李可也承认仅为40-60克，这是救垂危重证，更何况李可之方有山萸、龙牡之敛，很显然功效不只在附子之量，这显然是受张锡纯“来复汤”之影响，张氏曾赞“萸肉救脱之功，较参、朮、芪更胜，盖萸肉之性，不独补肝也，凡人身阴阳气血将散者皆能敛之”。张氏推山萸为救脱第一要药。由上述可见，附子之量的大小当据病情而设。仲景之用附子最大者不过三枚，与今之火神派动辄100-200克是不一样的。徐灵胎曾说：“要知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药入口即变为气血，所以不在多也”。又说：“若果元气欲脱，虽浸于参附之中，亦何所用”。堪为确论。（三）从仲景附子用法看火神派用附子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不论是郑钦安、吴佩衡，还是“当今火神派”都是用姜附不挟阴药，堪为一大特色，张存悌将其归纳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四点，在此我们只说一下广用与专用，广用是火神派的一大特色，仲景方262首，只有34方用了附子，而桂枝则有47方，干姜17方，这与火神们动手姜附是截然不同的。
再看一下仲景对附子的用法，可以说十分精到，四逆汤中附子与干姜配伍，附子泻心汤中附子与大黄、黄连、黄芩并用，茯苓四逆汤中参、附、姜并用，干姜附子汤中干姜、附子同用，芍药甘草附子汤中芍药、甘草与附子同伍，肾气丸中附子与阴药并用，桂枝芍药知母汤中附子与知母、白芍并用，甘草附子汤中附子同桂枝、白朮并用……，用法之活令人叹为观止，而火神派仅仅是把仲景用附子的某一个方面发挥的较好罢了。
笔者以为祝味菊用附子较郑钦安及“当今火神派”们更胜一筹，祝氏创立了温阳四法：温润、温化、温滋、温潜，如祝氏认为：“温滋可以并用也，气怯而津不足，桂附汤中，重加知母，此扁鹊心法也。”[15]祝氏用的更多的是温潜法，观其医案多附子与磁石、龙牡并用，这是基于“阳气宜潜，其要在秘”的观点。而卢崇汉则明言“大量的附子本身就会沉下去”。显然与祝氏观点相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