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强调“全面加强数据能力建设，在保障安全和隐私前提下推动数据有序共享与综合应用”以及“健全安全高效的金融科技创新体系，搭建业务、技术、数据融合联动的一体化运营中台，建立智能化风控机制，全面激活数字化经营新动能。
近年来，金融业信创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当前金融信创生态的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在金融数据能力建设方面，如何进一步促进金融数据能力建设和发展应用？社会各主体该如何跟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有怎样的优势？前沿科技发展及应用将如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对此，南都专访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所长刘国宏。
一、金融信创建设投入大、周期长，需要更有包容度
南都：在国家高度重视信创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信创发展也进入快车道，当前金融信创建设的重点布局方向有哪些？
刘国宏：信创产业是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简称，就是要将基础设施变成我国自己可掌控、可研究、可发展与可生产的，它是数字经济、信息安全发展的基础，而金融行业是信创建设重要的细分市场之一。
今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就强调了“全面加强数据能力建设，在保障安全和隐私前提下推动数据有序共享与综合应用”以及“健全安全高效的金融科技创新体系，搭建业务、技术、数据融合联动的一体化运营中台，建立智能化风控机制，全面激活数字化经营新动能。”
从业务看，跨境征信、跨境支付清算、非信贷信用信息等具有现实的需求和痛点的领域会是金融信创生态布局的重点。比如传统的大型金融机构服务小微客户成本高、风险高，但收益极小，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也是要依靠金融信创的赋能。
从技术看，应持续关注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技术发展，特别是区块链领域，不仅代表了分布式账本、信息加密等技术的系统集成，更重要的是支持了商业模式、协作方式的重大革新。区块链技术具有可追溯、不可篡改的特性，在实践中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结合，可以通过将大量有效的非信贷信用数据上链，支撑可信数据的流转，解决了数据安全共享与应用等问题。在具体实践中，一些企业或机构已经超前布局了这些未来底层技术，并将其应用在了对小微金融的赋能中。
南都：您认为金融信创发展还存在哪些难点亟需突破？
刘国宏：实际上金融信创的建设发展往往会涉及监管协调、场景开放以及多元主体合作等问题。例如跨境征信、跨境支付清算，如果没有境内外监管部门监管协调就非常难推进，同时，金融科技服务机构必须与金融持牌机构、实体经营企业等主体深度合作，才能把金融信创的实际价值释放出来。
信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越底层的技术需要越高的投资强度，需要深入的市场试验，才能实现更广泛的使用和推广，见效的周期会比较长，这个过程急不得。一方面要支持市场主体去创新试错，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拔苗助长，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此外，金融信创建设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多元主体的深度合作方式仍需探索。如今金融行业对前沿技术显示了较高的关注度，各大银行的金融科技投入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银行对前沿科技的采购力度不断加大，甚至大的金融机构培养了自己的信创团队，但小的金融机构无法负担这样的成本。需要注意的是，大型机构即使能负担得起这样的研发投入成本，也得需要外部生态的出现，需要与外部大量合作。这些在前期探索阶段都需要社会有更高的包容度，需要有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但到后期，如果已经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政策是应该退出的。我们现在很多的政策是没有退出的，其实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南都：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数据交易等新兴领域，应该如何平衡创新、法律与监管的关系？
刘国宏：政府要在构建相关规则前提下，安全有效地开放相关场景，提供数据资源的公共产品。社会主体按照相关规则，针对业务发展真实场景和实际需求，便捷对接利用各种数据资源。
相对其他行业而言，金融行业在各个国家均是特殊监管的行业，对金融信创主体而言，要重视监管、拥抱监管，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否则就会面临来自市场、监管的各种“黑天鹅”风险冲击；对政府监管部门而言，要包容创新、服务创新，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放活管好”，否则“一潭死水”就是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实际上，有规则比没有规则好，当然规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是完备的、成熟的，可以在实际应用中不断优化改进，比如深圳利用特区立法权率先发布实施数据条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二、区块链技术破冰制度瓶颈，加速区域融合发展
南都：近期发布的《区块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报告（2022）》显示，大湾区区块链创新活跃，区块链何以成为促成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纽带？
刘国宏：首先需要理解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天然具备的特征，加上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使得其对可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非常现实的需求。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呈现“一国两制三法域”的多元制度格局，二是拥有“多中心组团发展”的区域融合趋势，三是有“产业链供应链完备丰富高效”的经济生态基础。
大湾区“9+2”城市间经济发展更加互补互促、生活交往日益频繁密切，各城市承载着具备多元化、多样性特征的文化、知识、产业等数据要素，但是区域内仍面临人、货、资金流通不畅，数据要素难以跨境、跨域使用等现实问题。
而区块链技术具有较强的技术融合性和制度渗透性，是制度创新的基础支撑。区块链可以在制度差异、多中心并存的前提下，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数据资源利用，带动其他要素高效流转，把粤港澳大湾区多样性、差异性的知识联结起来、互动起来，推动更大的创新发展。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有粤澳数据验证平台等众多案例，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已经出现。粤港澳大湾区“湾区金融科技人才链”、微众银行金融机构间对账平台、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港口物流及贸易便利化区块链平台等一批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的项目实施，利用区块链作为可信基础设施作用，支持大湾区人才、资本、数据、商品等要素资源高效流转或应用，减少了数据重复收集、信息反复核验等传统规则框架下的制度性成本。
南都：在数字金融领域，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发展及应用，将如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
刘国宏：金融说到底是经营信用的，而区块链是传递信用的工具。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大湾区拥有非常长而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可应用场景，整个大湾区有很庞大的需求。在这些链条上运用可追溯技术去布局供应链的基础设施就比较好铺开。比如说海关体系中，融合物联网、供应链、区块链技术建设一个系统，那么就可以实时跟踪货物的流向，减少监管查验环节，进而可以开发出针对性的创新金融服务产品。
目前大湾区在金融互联互通方面的实践案例已有跨境金融服务平台、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物流及贸易便利化服务平台、珠三角征信链、金融机构间对账平台、深证通区块链平台等众多项目。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物流及贸易便利化服务平台解决了港口物流、贸易金融这样的多元主体协作场景中信息不对称的突出问题，以跨境贸易关联方上链信息交叉验证，识别贸易真实性，优化出口退税融资、跨境电商金融等数字金融服务。
我认为未来实现更大发展，金融互联互通的价值一定是超越金融本身的，因为超越了金融本身业务布局才能更好实现信用创造、风险管理等金融功能。
三、市场化是金融科技发展走在前列的关键动能
南都：除了区块链技术外，粤港澳大湾区整个金融科技产业发展都走在全国前列，有哪些经验可借鉴？
刘国宏：第一，大湾区金融科技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围绕实际应用场景成长的金融科技才更有活力和生命力。第二，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化优势，特别是这样的优势在跨境金融、供应链金融等具有市场需求热点领域将更加突出。虽然在一些独角兽企业排名中，大湾区似乎并不十分占优，但假以时日观察，真正伟大的企业必将会在这里涌现。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谈，需要尊重市场、尊重企业家精神。起跑线可以不同，但坚持加大研发投入，产生技术和效益的迭代，就能呈现出一个加速跑的过程。同时，多元知识需要碰撞，企业发展技术需要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市场的反馈，唯此才能有持续成长的动能。此外，一定要围绕解决实际问题、需求和行业痛点来发展，否则就没有产生技术和效益迭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南都：在金融科技发展领域，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否遵循规模化、集中化的逻辑，您有哪些建议？
刘国宏：长期看一定是这样，但这是经长期市场博弈后形成的秩序。当下各地政府需要结合自身需求，务实营造适宜金融科技发展营商环境，支持金融科技集聚发展无可厚非，但不宜硬性干预金融科技或金融机构的自主性集聚发展。
目前金融科技行业的集聚确实主要在大城市，甚至可能更比传统金融行业发展更体现了集聚性。但金融科技带来金融服务形态和手段的重大变化，往往在一些技术带来重大变革的时候，也可能会引发空间上的特征变化。市场的逻辑一定是选择效率更高、效益更优的选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有小城市能够为金融科技发展营造出更好的环境，形成新的金融科技中心也极有可能的。比如目前已有在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在西南地区发展数字金融产业的趋势，也是考虑到了效率和效益的因素，这是市场自发选择的一种结果，政府可顺着市场的逻辑做了顺势而为的布局。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采写：南都记者熊润淼 实习生吴雪萌、钟婧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