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外国资本市场的管理制度，中国的监管思维是以拿来主义为主，却也遇到了一些无法落地的问题。例如，外国资本市场对于做空机构的支持政策，中国监管机构可能认为并不能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上市公司造假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允许做空机构存在，对于净化中国资本市场至少从外观上看是有好处的。积极的做空机构在做空某家上市公司时，大致分为四步操作:第一步是寻找有问题的上市公司，第二步是向券商借入该公司的股票并卖出，第三步是发布调查报告，第四步是当公司股价暴跌后，再低价购入还给券商。2010年3月我国开展的融券业务可以看作是做空业务的一个雏形，但融券规模仍然受到很大限制。2019年《证券法》的修订更是根本上排除了做空机构的生存空间。因而在我国股票市场做多仍然是主要的盈利手段。
我国的资本市场处于域外市场多个不同时代因素的叠加过程，既具备了西方资本市场初期散户投机行为的市场特征，又拿来主义了先进资本市场的成型制度，同时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度信息化社会所带来的资讯革命。多种因素的叠加，使得法律移植不但要探索相关监管制度背后的历史环境与制度渊源，更要研究相关法律监管制度的行为金融逻辑。监管机构为什么对做空机制犹豫不决呢？本文从有效市场理论和行为金融学中角度一探端倪。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价格反映了一切信息，因而在有效市场中，价格是无法预测的，任何投资者都无法获得超额利润。具体到资本市场，市场能够迅速地消化有关股票的信息，并对股票的价值作出正确的评估，使股票价格等于股票价值。有效市场假说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其证券市场的基本逻辑就建立在半强式有效市场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