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七星岗，一般的印象是通远门老城墙、是千年乱葬岗。
莲花池是七星岗周边的小地方，是渝中母城里不起眼的一隅，是没有多少游客问津的市井街区。但很少人知道，七星岗莲花池，是韩国游客游览重庆的必经之地。
从民生路转进一小支路向下行，经过老旧的渝海大厦与其混乱的停车场，就来到了一幢笔挺的青灰色砖砌楼群前。在那里侧耳倾听，你听不到普通话，更听不到重庆话。在这间韩文标识比中文更大的院墙里，四处都回响着清脆的韩语。
2017年，韩国彼时的总理文在寅在其访问重庆的旅途中也来此处”寻根“，并在结束访问的留言簿上如此写道：“这是我们的精神所在。”
连本地人都不熟悉的莲花池38号，为何对于韩国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很少人知道，重庆曾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
而莲花池38号，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办公旧址。这里是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后所使用的最后一个办公场所，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韩国独立运动遗址基地。
在临时政府内迁至重庆的1940年至1945年间，山城就成了韩国的“首都”。
临时政府迁移情况一览表
不过韩国人为何将政府迁至重庆？此事就要从1910年开始讲起。
1910年，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攫取了控制整个韩国的力量。同年，日韩便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令朝鲜半岛事实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940年韩国光复军于嘉陵宾馆前
1910至1919的9年间，日本在朝施行殖民主义政策：掠夺资源，改换国语，限制朝鲜民族势力的兴起，以“日韩同祖”的说辞试图抹去“朝鲜人”的本土意识。
但仍有朝鲜人不被柔怀政策打动，仍以赶走日本人，恢复国家主权完整为己任。
转机发生于1919年。那一年，德寿宫太王李希（朝鲜高宗）暴毙，民间一时议论纷纷。街头巷尾有传言，说高宗之死并非因为脑溢血，而是由于企图派代表到巴黎和会而遭到了日本人的毒杀。
半岛一时间反日情绪高涨。
1919年3月1日，韩国国民以哀悼高宗的名义走上街头，很快，悼念活动就变成向日本要独立的示威。儆新学校的毕业生郑在镕在塔洞公园的六角亭上，面朝群众，宣读了《己未独立宣言》。
这一史诗被称作三一运动。
三一运动精神可嘉，但却没有给日本人的在朝统治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反抗运动才刚刚开始，便立刻遭到残酷镇压。
三一运动之后，韩爱国志士只得流亡海外，继续试图完成自己民族复兴的使命。他们“定都”于1919年在“混而不乱”的上海法租界宝昌路，成立了第一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926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址马当路306弄，一直到1932年离开时，韩国临时政府总共在上海呆了11年。
韩国独立政府为何要在1932年离开上海？这就要从一名英勇敢的韩国青年“尹奉吉”来说明了。
因在淞沪战争中尝到胜利的滋味，日本人决定上海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即天皇生日），有日本驻华使节、军部高级将领出席。
在“祝捷大会”上，一位名叫尹奉吉的韩国年轻人潜入了会场，在检阅台响彻日本国歌《君之代》之时引爆了炸弹。日本将领白川义则在此次刺杀中死去，日本驻华公使的一条腿也被炸断。
刺杀虽告成功，政府却遭到日本追杀，无法继续其在上海的活动。韩国的有识之士们只得辗转杭州长沙等地，并于1940年随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
临时政府归国前摄于莲花池
1940年，刚刚来到山城的韩国人在李子坝成立汉国光复军。光复军领受中国的军械、装备与口粮，也受中国政府调遣指挥。他们配合中国军队完成了潜伏、翻译、情报搜集以及策反的任务。部分人还曾在“哈儿师长”范绍增的指挥下冲锋陷阵。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韩国临时政府在莲花池迎来了光复的消息。
在离开重庆归国之前，临时政府的主要人士在签名布上纷纷留下自己的感怀，留言大多为汉字格言，有诸如：“大器晚成”、“建国必成”、“有志必成”、“和平建国”、“有志者事竟成”等等。
流亡重庆的韩国人都有自己的山城回忆。
193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随当时的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先是安置在綦江的沱湾镇，后来又迁入南岸的土桥、大佛寺、孙家花园、弹子石一带。
1938年至1943年，日本人对重庆发动空袭，扔下的燃烧弹也令韩国临时政府狼狈不堪。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们先后在石板街、杨柳街、吴师爷巷内办公，最后，在“蒋先生的补助下”，才得以在莲花池38号，这间”有房屋70多间，租金一年40万法币”的灰色楼群里落脚。 （摘自金九回忆录）
莲花池的办公旧址占地1770平方米，场馆内共有5幢建筑。1号楼做历史陈列，2号楼至5号楼为复原陈列。
20年代的重庆，背靠和平路的莲花池在重庆是无可置疑的闹市区。
在战火流离、居无定所，中国最知名的文人们也只能住在用竹篾扎成的“国难房”里的时代，中国政府对韩国流亡政府予以承认，给予资助，让其可以寓居于如此风雅体面的院落内，甚至连扫地汲水都有专人代劳。
韩国临时政府军医处处长刘振东在中国接受教育，主修内科与肺病，后与中国女性结婚，两人住在临江门的一栋小楼里。
韩国游客与金九主席铜像
临时政府的成员金星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也有陪伴孩子的时间。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长江泅泳，在岸上放风筝，在弹子石的茶馆里等轮船。
1939年，三位临时政府官员的子女还入学育才学校，这是由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募办的学校。
韩国的流亡者们之所以可以免除生活上的困难，专心进行情报搜集、反日复国的运动，这一切都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能在战乱的年代过上如此有序的生活，许多独立运动人士都对中国怀抱着感激 。
莲花池38号，是中韩友谊无可置疑的见证。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如今变作临时政府历史的陈列馆，已成了韩国游客来渝最爱的观光地。
所到之处尽是韩语的解说之声，观光者们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解散后便各自在场馆内参观、拍照。
正在阶梯上拍照的韩国游客
但对于没有向导，也对韩国历史不甚了解的中国游客来说，这里就不是个周到友善的景点了。馆内历史资料的展板总是语焉不详，所记载的事件也因缺乏“细节”而让人难以理解与接近。
这一点很令人失望，让试图了解韩国历史的重庆游品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诚然，作为临时政府最后的办公地，莲花池38号对于韩国国民的意义之重大，中国国民应该无法感同身受。
但莲花池38号也是中国与韩国友谊的见证者，场馆的运营与维护方何不在馆内适当增添一些说明，将韩国复国的历史介绍给前来参观的中国参观者呢？
这不仅是对人文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有利于减少中韩两国国民之间因缺乏了解而造成的隔阂与轻蔑，增进两国之间的理解与交流。
怎么样，要去韩国人过去的”首都“，莲花池38号看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