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毕亚军
“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侥幸于市场。”
相比规划宏伟蓝图，描绘美好前景，这些人首先会问：“会不会输？会输多惨？出了问题，责任谁负？”
出了问题，他们也一定会被追责，谁都跑不掉。
“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如果非要说特别，那可能是，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有特别的本领，可以去战胜市场，去侥幸于市场。”
多年前，稳坐香港地产“四大天王”几十年的郑裕彤老先生，被我问到，“为什么你们都活成了不倒翁，你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本领？”时，他给了我上面的答案。
他说，外界和传媒总把他们描绘得雄心勃勃，神通广大，甚至无惧无畏，但他们其实都是普通人，是胆小的人。
因为普通，胆小，他们基本上不会做把握不大的事情，更不会冒可能输掉一切的险，所以才几十年里没有遇到过什么太大的困难和灾难，当然，也错过了很多可以做得更大的机会。
坐拥千亿身家，且被外界送了名号“鲨鱼胆”，却说自己普通、胆小，这听上去很凡尔赛，甚至虚伪。当时，我基本上也是把老先生的话当成谦虚之词了。
但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感到，郑老先生讲自己普通的确是谦虚了，但他讲他们的不败之法是胆小，是不敢侥幸，可能是肺腑之言，是真正的成功秘诀。
对比内地一些企业家，活得久且活得好的香港巨头们，还真可以说是胆小的怂人。有着超人之誉的李嘉诚，更堪称是超级怂人。
1970年代的香港，是地产业加速沸腾的黄金之地，如今大名鼎鼎的香港地产“四大天王”，也是快速崛起于此间。
1972年9月，郭得胜、李兆基等四人联合创办的新鸿基率先上市，募资10亿港元。同年11月，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上市，募资3500万港元；靠周大福珠宝起家的郑裕彤，也将地产业务组成新世界发展并成功上市，募资1.6亿港元。
第二年，从新鸿基分家的李兆基，也将独立门户的恒基兆业借壳上市，募资10亿港元。
上市之后的四大地产新锐，个个雄心勃勃。尤其李嘉诚，更在首次董事会上宣誓了“要做香港最大地产商”的雄心。
在香港做地产，最难的就是拿地。
为了拿到更多土地，各家开发商各显神通。但当1976年，港英政府抛出一个巨大的土地发展计划时，腰包鼓鼓的“四大天王”却集体怂了。
这就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地产发展项目——主要包括52栋约30层高住宅楼，以及两座大型商场的沙田第一城。其时的香港，核心城区土地已十分有限，政府于是决定把尚还偏远落后，甚至荒芜的沙田，作为新的住宅增长极。
为鼓励开发商主动郊外拓荒，带动城市扩张，政府对这个项目给出了极其优惠的条件，其土地出让费总额也才2000万港元左右。
但在这样一个巨机遇面前，平日里龙争虎斗的四大天王，却集体怂了。他们竟没有一家去独挑大梁，而是选择了抱团合力，由新鸿基、恒基兆业、长江、新世界四家携手，组成联合体，以2060万元港币投得了项目发展权。
此后不到10年，这个项目获得了超过1000倍的投资回报。
以至于30多年后，郑裕彤跟我聊起时，还在感叹：当时，要是任何一家自己单独做，单这一个项目，就差不多是香港最大的富翁了。
但当我问及大家是否有后悔当初没有单独去做时，郑裕彤的回答却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而且也相信其他几家，都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理由是，各家的确是少赚了很多钱，但也更加稳赚不赔了。大家一起做，不但让成功的概率更高，也让各家的风险都大大降低了。
事实上，不光是沙田第一城。在香港，很多重大项目，都是几家大公司一起做。即便到今天，各自都已经很有实力，他们也依然流行着抱团模式。
比如，维港两岸最高的标志建筑一一国际金融中心、环球金融中心，就是新鸿基和恒基兆业长期合作的产物。
赚有最把握的钱，而不是赚最多的钱。
这也是香港巨头们的一个底层逻辑。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举行之前，曾一度面临工期竣工质疑，甚至逼得组委会副主席张百发放出狠话，如果因为工程建设耽误了亚运会召开，“我就到北京的最高建筑、208米的京广中心，从那里跳下去，向天下谢罪！”
208米的京广中心，不但是当时的北京最高建筑，也是中国内地第一座2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而这栋楼最大的老板，就是新世界的郑裕彤。
成为这栋楼的主人差不多3年后，郑裕彤还在北京做了一次“豪赌”：一口气与北京崇文区签订了开发面积达1.3平方公里，建筑总面积可达360万平方米的大型地产开发项目——崇文新世界。外界甚至戏说，他包下了崇文区。
这个大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郑裕彤的“怂”。
其背景是，1990年代的香港房价暴涨，但郑裕彤却觉得要出问题，而他同时又高度看好内地的发展前景，所以就舍高就低，把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到了内地。
以至于后来，我和他的接班人郑家纯交流时，郑家纯都还在感叹新世界当时胆子太小了。“如果继续重投香港，那新世界早就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商”。
但当我问他后不后悔时，他也还是不后悔。
“我们在内地的发展也很不错啊，你不可能把所有机会都抓在自己手里。”
不光是新世界，那一时期的香港四大地产商，也几乎都在做相同的舍高求低。减少在高价高成本的香港投资，改而大举投资低价低成本的内地。
在如今的内地地产巨头们还没摸到百亿门槛之时，新世界在内地的投资已是超过500亿之巨。而郑裕彤在“四大”中，还不是最大手笔的。
最大手笔的李嘉诚，在长安街最黄金地段的一个项目——东方广场，就投资过百亿，其规模影响力甚至至今无人能出其左右。
不用看全国，只看北京，而且只需沿着长安街最核心地段走一走，就能窥见香港地产商在那一时期的实力和影响力。北京站旁的恒基中心，恒基兆业的；东方广场隔壁的王府井东安商场，新鸿基参与改建的……
但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当内地地产巨头们纷纷几年就把香港前辈们几十年的仗打完，当年在内地出手吓死人的香港“四大天王”，却都又一个接一个地成了“怂人”。
最大手笔的李嘉诚，更是怂到“别让他跑了”，至今都还在跑。
其他几位，动静没有李嘉诚那么大，但也都鸭子划水般地边打边撤着。
恒基兆业，怂了，新鸿基，怂了。
郑裕彤去世之后的新世界，不但多次打包资产出售给了内地势头最猛的地产巨头，甚至干脆将专注内地地产业务的新世界中国，从香港交易所退了市。
这一悬殊下来的结果就是，内地地产巨头从规模和速度上，对香港四大的绝对秒杀和碾压。5000亿、1万亿、1.5万亿、2万亿，跟内地地产天王们比，曾经被集体仰望的四大天王，其今日之排面和气场，已堪称怂到尘埃里。
但我们有句老话叫，乌龟有肉在肚子里。如果真正拨开壳子比谁肉多，内地巨头们恐怕还得管他们叫一声前辈，至少是大哥。
以新世界发展为例，其2020/21中期业绩报告显示，报告期内，集团收入不到360亿港元，但可动用资金高达1000亿港元，净负债比率只有40.4%，整体融资成本只有2.93%。而李嘉诚的长和，净负债比率更低到不足20%。
负债都是1万多亿、2万亿的新闻看多了，我们可能对香港巨头们颇显磕碜的这点数字不太看得上眼，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关键时刻趁火打劫或救人一命。
因为，他们的钱都是自己的钱。他们能调动的钱，更远远不只是我们看到的这点钱。几十年来，他们光是通过上市公司分红以及投资其他上市公司装进口袋里的钱，可能就已是上市公司现值的多少倍了。
李嘉诚当年就公开说过，富豪榜至少低估了他2/3的财富。
不过，最近这几年他不再讲这个了，而是反复操作，努力让自己可被公开计算的财富变少。据其身边人透露，老先生这样做的核心目的是，不要再做首富。
彻底认怂。
不只在地产业，在所有经营中，香港巨头们的大胆背后，都是“怂”的底色。
在大多数人超级勇敢时，即使实力允许，也主动认“怂”，然后在大多数人因为勇敢过度而不得不“怂”时，去用保存下来的实力，成为少数超级勇敢者。
这也是他们的逻辑。
比如，下面这个故事中的李嘉诚。
上世纪90年代末，李嘉诚旗下的Orange已是英国第三大移动电话运营商，并同时在伦敦和纳斯达克上市，但风光一片大好之时，他却开始怂了。
因为，Orange虽然已是英国第三大，但基本上也只能是第三大了，排在它前面的英国沃达丰（Vodafone）和德国曼内斯曼（Mannesmann），都把英国市场作为必争之地打得不可开交，而且都是实力非常强大的国际巨头。
老大和老二打仗，最后死了老三，这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但李嘉诚却靠主动认怂，借助通讯上市公司的股价高涨，赚了个大的。
他看准了沃达丰和曼内斯曼，谁能买下Orange，谁就可以坐地成为真正的老大这个痛点，然后一番操作，把Orange高价卖给了曼内斯曼。
这一笔交易，李嘉诚就赚到超过1500亿港元，创造了香港开埠以来的企业最大盈利纪录，也奠定了他的华人首富之位。但这事儿还不算完。
真正让李嘉诚坐稳华人首富的，还是他的“怂”中“再怂”。
完成该交易不到1年的2000年8月，李嘉诚得到新机会：竞投德国3G执照。看好3G的他高度重视，亲自领衔6家国际财团组成了豪华竞购团，并派出重臣霍建宁亲自参战，端出了一个总额为450亿美元的竞购案。
但在各家激烈拼争，不断哄抬竞购价格的最后时刻，李嘉诚却再一次怂了。
他从香港打电话给霍建宁，不但要求霍建宁马上退出竞购，而且还要创造机会，将手上持有的欧洲电讯业务股份统统转让别人。
得到消息的国际财经媒体纷纷质疑李嘉诚的决定，声称这将让“和黄”彻底失去成为国际电讯巨头的可能性，美国《纽约时报》更直接感叹——
超人失去威力了吗？
但事实再次证明，姜还是李嘉诚的辣。
此后不久，互联网泡沫彻底破灭，高价获得牌照的电讯巨头被深套其中，跑路的李嘉诚则全身而退，不但保住了此前的巨大利润，还再趁高赚了一笔。
再然后，就是这些当时太过勇敢的公司深陷泥潭，行业也集体低迷时，“认怂”的李嘉诚又开始超人的威力了，大手笔以低成本重新杀回3G战场……
与一些内地巨头相比，香港巨头们最怂的，当属怕负债，怕借钱这件事了。
曾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四的李兆基，有句名言：“小生意怕食不怕息，大生意怕息不怕食。”其核心要义就是，生意越大，越不要过度借钱。
因为光是银行利息，就可能让你白忙一场，而若经营不善，关键时刻的连本带利，更可能要你倾家荡产。
世上的事情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敢过高负债，这也是他们从惨痛教训中学到的经验，是他们见了太多旦夕祸福之后，刻进内心、融入血液的敬畏。
在香港，也不是人人都像这些巨头一样，总是高度重视风险，并且控制着自己的欲望和雄心。在他们背后，香港也曾有很多在某些时期比他们风光得多的人，或者直接倒下，或者倒下之后，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又站起来。
比如，传奇人物杨受成。
他12岁出道混生意，20出头就拿下欧米茄、劳力士代理权，29岁就有了自己的上市公司，然后大手笔借钱，扩张地产业务，进军金融业，一度比李嘉诚、郑裕彤等人还要跑得快。
然而，就在他高歌猛进之时，一场地产大崩盘，不但让他倾家荡产，连奔驰车都被扣下——“你不能再拥有奔驰，奔驰是成功人士的代步工具”，而且还倒欠了汇丰银行3.2亿港元的贷款。而当时的3.2亿，堪比现在的百亿之巨。
也是因为这段经历，历经千辛万苦东山再起之后，杨受成还养成两大习惯：一是兜里必须装有足够的现金，二是坚决不做奔驰车（只坐劳斯莱斯）。
但更多人就没有杨受成这种东山再起的幸运了。
比如，曾经名气和影响大过四大地产天王的四大船王，如今除了包玉刚家族、曹文锦家族还算是大企业家家族，其他都早已远不如当初。
始终对经济周期保持超常理性，并且严格自律的香港恒隆董事长陈启宗，也是从巨大教训和风险中养成了审慎乐观的作风。
他的爷爷曾是知名富商，但却因为赌博成性，曾一夜间输掉一条大街的产业，最终家道中落。他的父辈创办恒隆之后，也一度因为过度扩张陷入极大困境。
印象深刻的是，我2014年邀请陈启宗到北京大学演讲之时，他就在给当时还不算太过头，但已比较疯狂的内地地产巨头们泼冷水：“你们中间大概有30%的人未来可能会垮掉，3%的人可能赚到极多的钱。事情的美好在于，大家都会认为自己是那3%的人，但极其危险的是，97%的人最终都不会成为那3%。”
最近，他又在开导内地同行：“住房是民生所需，如果政府不干预、不规范，那就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如果来干预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所以他们的干预是应该的……我也奉劝我的同行们，不要太多地埋怨政府，他们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是做住房房地产需要有准备的一些事情。”
在借钱这件事上，香港巨头们也是“怂”出了凡尔赛：“为什么关键时刻总能借到最多的钱？”“因为我们平时不喜欢借钱。”
70高龄才进澳门，但却创造奇迹的吕志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这位老先生，或许是少时就经历了日本战乱而家产一夜化为乌有的惨痛，所以时刻把风险放在第一位，即便香港地产最黄金的时代，他也坚持认为房地产风险太大，因而把核心聚焦到建材、酒店等更稳健和细水长流的业务之上。
即便看着身边人一个个因为地产爆发，他也不改初衷。包括眼见他把石矿建材和酒店业务越做越大的银行，找上门借钱给他大做地产，他也都拒绝了。
这样的特别保守，最终成就了他关键时刻的特别大胆。
2008年突然爆发的金融海啸，让全球企业融资入寒冬。
正在澳门火如荼建设各种大型项目的一众博彩娱乐同行，包括金沙集团老板阿德尔森，都纷纷因为债务问题而陷入工程停摆等危机。
但长期信用良好，低负债的吕志和，却在别人被追债的难熬时刻，一次拿到了百亿级的银团贷款，进而打赢了成为澳门博彩娱乐新王的最关键一仗。
也是吕志和，在谈到风险管理时，讲了一句我认为堪称经典的话：“天大的机会来了你能站得高，不如天大的风险来了你还站得稳重要。”
他说：“口袋里始终要有一大笔钱，即使一个大浪打来，手中也还有条大缆，有资格再来第二回。”他的大女儿吕慧瑜则曾向我补充：“人家说让一件事情牢靠，是要打个钉子进去，我父亲是打进去的钉子上还要再加个倒钩。”
当然，香港巨头们不过度借钱这件事，除了自身的自觉，也靠环境的约束。
以前面的沙田第一城而论。即便有哪家企业想要大胆独干，恐怕政府也不答应，银行更不答应。政府不会让这样一个项目置于一家企业的成败，银行更不会给任何一家借那么多的钱。
相比规划宏伟蓝图，描绘美好前景，这些人首先会问：“会不会输？会输多惨？出了问题，责任谁负？”
出了问题，他们也一定会被追责，谁都跑不掉。
企业会破产，不会有什么人来拯救你，为你的错误买单。
政府官员、银行家，也都要负责任，事情烂了尾，甚至损害了公共利益，该撤职要撤职，该坐牢要坐牢，没有人可以做做检讨就下不为例，或者一笔购销。
而且，他们也缺少犯大错误的条件。
稍微大点的事情，都不是某个人几句话就能做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