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二百七十六年间明朝的佛教。明王朝建立之初，便推崇理学，强化理学专制思想统治。朱元璋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对佛教控制相当严格。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三年（1370）又召集各地僧耆，规定寺院为禅、讲、教（包括依瑜伽教修行及应赴佛事等）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随后又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及点校藏经，进行刻版。对于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计僧卖牒的免丁钱，并命各地沙门讲习《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对于佛教的整顿更为积极，仿照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其制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
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等。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起，僧录司务僧官都按级给俸，最高的月给米十石，最低的五石。见太祖实录]，制定僧服色别，严格区分禅、讲、教三类。十七年（1384）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二十四年（1391）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规定男子非年达四十岁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准出家见《明史.职官志》三）。复通告全国，防止僧俗混淆，规定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这就是所谓《申明佛教榜册》，是明初整理佛教的一项重要文件。又命各府州县的僧官，就地调查杂处民间的僧人实数，要他们集中居住。次年（1392）通知全国各级僧司造僧籍册，拟刊布各寺，使互周知，名为《周知板册》。后以执行手续过烦，不久就停止了。
明朝佛教政策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命慧昙（1304—1371）主持，管理全国佛教。其下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实现对佛教教团全面有效地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分寺院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寺院僧众分别专业。禅，指掸宗；讲，指华严、天台、法相诸宗；教，取代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举办为死者追善供养、为生者祈祷求福等活动。教寺的建立，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佛教法事的强烈兴趣，也是佛教深入民间，正在变成民俗的一种表现。为了便于管理，各类僧侣的服色也有规定，不准混淆。同年，又诏令禁止寺田买卖，在经济上加强对寺院的管制。
朱元璋对佛教强化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切断它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惑众滋事，以至成为造反起义的手段。洪武二十四年（1391），发布“申明佛教榜册”，谓：“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有妻室愿还俗者听，愿弃离者听。”二十七年又发布新的“榜册”，进一步规定：不许僧人以化缘为由，强素捐助，奔走市村；不许僧人交结官府，也禁止俗人无故进入寺院。他要求僧侣依据条例，“或居山泽，或守常住，或游诸方，不干于居，不妄入市村，官民欲求僧以听经，岂不难哉！如此，则善者慕之，诣所在焚香礼请，岂不高明者也！”换言之，僧侣只能从事与佛教信仰有关的活动，其它俗务，特别是聚敛财富，干预政事，是绝对不允许的。他特别提倡沙门讲习《心经》、《金刚》与《楞伽》三经，力图引导佛教在思想上统太祖废除了喇嘛教在内地的特权，但并没有中止喇嘛教与内地的联系。他继续给喇嘛以优渥的礼遇，并以此作为皇权中央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渠道。洪武六年（1373），前元帝师哺迦巴藏卜入朝，赐以炽盛佛宝国师称号；次年八恩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尊为帝师。又置西宁僧纲司，由喇嘛任都纲；在河州设番汉二僧纲司，由藏僧任僧官。
朱棣以僧人道衍（1335—1418）为谋主，发动“靖难之变”。经四年战争，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成祖即位后，论功以道衍为第一，乃复其姚姓。赐名广孝，使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为此，成祖对于佛教有所偏护，永乐十八年（1420）。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功绩；又亲撰《神僧传》，树立僧人形象。他对西藏喇嘛教尤为重视。即位之初（1403），即遣使迎哈立麻至京，给以大宝法王称号。又遣使入藏邀请宗喀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智（1354—1435）来京，成祖给以大慈法王称号，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永乐年间（1403—1424）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
当然，明成祖对内地的统治依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他明确宣布，“朕用儒道治天下”，“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这是不许的。
明天朝的佛教政策，由前两代奠基，此后没有多少变化，但由于政治经济的多种因素，也时有摇摆。明初废除僧侣免丁钱，度牒免费发给；但对剃度，则严加限制，曾规定3年发牒一次，男子非40以上，女子非50以上，不准出家。出家者还必须经过考试，各州县寺院和僧尼数目也有限额。实行的结果，私度者依然存在，尤其是刺激了民间宗教社团的发展，以至威胁到明王室的安全。代宗景泰二年（1451）开始卖牒救灾，后世沿袭，直到明末。由此促使僧尼剧增，寺院竞建。据《大明会典》统计，成化十七年（1481）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院已多至639所，后来还续有增建。成化十二年度僧10万，二十二年又度僧20万，估计全国有僧50万。相对宋、元言，数目也不算太多。
从总体上看，明代佛教仍然以禅宗和净土宗为最流行，思想理论上则甚少创新。
明初禅宗有楚石梵琦，是元叟行端的弟子，被袾宏誉为“本朝第一流宗师”，也提倡净土修持，所著《净土诗》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国心”、“尘尘刹刹虽清净，独有弥陀愿力深”。这也是宋、元禅僧的一般趋向。
明中叶后，临济宗下著名禅僧有笑岩德宝，其弟子为幻有正传，正传门下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3人各传一方。圆悟弟子汉月法藏著《五宗原》，圆悟见后，予以批驳，曾引起一场绵延至清初的争论。曹洞宗也有几个重要禅师，如无明慧经以及其弟子无异元来和永觉元贤等。元来强调教禅一致，禅净合一，鼓励禅僧念佛，发愿往生净土。元贤更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认为教虽有“分”，理只有“一”，“理一而教不得不分，教分而理未尝不一”。他又说：“教既分三，强同之者妄也；理实唯一，强异之者迷也……盖理外无教，故教必归理”。因此，三教毕竟统一于“一理”，世界一切也都应归于“一理”。在把“理”作为最高本体方面，明代佛教与宋明理学完全一致起来。
明代官僚士大夫受佛教影响依然很深，中后期参禅学佛也有所抬头。王阳明（1472—1528）继宋代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提倡“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发展理学新领域，只有在佛教哲学大气氛的薰陶中才能形成。至于李蛰（1527—1602）对道学的激烈批判，公开打出佛学旗号，采用佛学的思想语言。他用《起信》等讲的“真心”解说他的“童心”，用般若的“真空”否定“伦物”的神圣，他也像南宗禅僧那样自在不羁。李贽开辟了居士佛教同宋明理学对立的一途，至清代而形成一大社会思潮。颇受李贽影响的袁宏道（1568—1610），中年参禅，文学创作上抒发“胜灵”，与晋宋之际谢灵运等以佛经求“灵性”相呼应；后入净土，撰《西方合论》十卷，提倡禅净合一、归宗净土。认为，“禅宗密修，不离净土，初心顿悟，未出童真。入此门者，方为坚固不退之门”。袁氏兄弟三人皆好佛，主张类似。其兄袁宗道（1560—1600）称颂《西方合论》，谓“念佛一门，于居士尤为吃紧，业力虽重，仰借佛力，免于沉沦”。明清居士多修净土念佛，即使一些大文豪也在所难免，其影响直至民国初年。
普书和宝卷的流行
三教合一与佛教向民间深层的广泛发展，促使许多适应不同信仰层次的著述问世，总称为“善书”和“宝卷”。
“善书”，谓劝善之书，原是在道教信仰基础上，揉合三教之说，以阐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太上感应篇》作于宋代；继之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流行。
受《太上感应篇》的启发，明代袁了凡著《阴骘录》，释袾宏加以改编，撰成《自知录》，成为以佛教为主体的劝善书。它把世间思想行为判为善、恶两门，善的内容包括忠孝、仁慈、三宝功德等，恶的内容则是不忠不孝、不仁不慈、三宝罪业等，实际上是将封建主义的伦理规范完全溶解到佛教的教义之中。明末以来，这类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给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 。
“宝卷”是由唐代佛教变文演化而成，同样以三教合一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较早所用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宋元以后则加入民间传说，据信现存的《香山宝卷》就是宋释普明所撰。随着民间宗教社团的出现，“宝卷”又成了阐扬其教义宗旨的基本形式，具有权威性经典的性质。明代万历（1573—1619）前后，宝卷的刊印达到极盛，对普及佛教在民间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明末“四大高僧”
神宗万历（1573—1620）时期，佛教义学有一定发展，其中学识广博、在士大夫层中影响较大，对促进居士佛教起过重要作用的有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后世称为“四大高僧”。
云栖袾宏（1535—1615），别号莲池，俗姓沈，杭州人。他的思想，继续贯彻宋明以来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而以净土为归趣。他认为，“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突出读经的重要性。但说到底，念佛才是求得解脱的最好方式：“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自称“予一生崇尚念佛”。他对华严教义有相当高的造诣。清代释悟开《莲宗九祖传略》将他列为莲宗第八祖。
袾宏对净土实践也十分重视，他提倡戒杀放生，慈悲众生，以传统道德约束徒众。为使各种佛教法会在民间更加普及，重订了水陆仪轨。关于三教关系，袾宏认为，佛教可阴助王化，儒教可显助佛法，两者可相资而用：“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原因是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这既是向佛徒的教导，更是向排佛的道学家的解释。他一生的著作30余种，后人集为《云栖法汇》。
紫柏真可（1543—1603），俗姓沈，江苏吴江人。他的思想与袾宏大致相同。时人顾仲恭指出，真可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故横口所说，无挂碍，无偏党。”他以为禅家只讲机缘，佛徒只知念佛求生净土，各是一种片面，只有文字经教才是学佛的根柢。因为般若学者历来认为，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更不能契会实相般若。
真可曾发起雕刻大藏经，即《嘉兴藏》（或名《径山藏》）。《嘉兴藏》屏弃了一向沿用的摺叠式装帧（梵式），而采用线装书册式装帧（即方册式），对佛籍的传播带来许多方便。
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德清少年时攻读儒书，19岁出家，初从摄山栖霞寺法会学禅，再从明信学华严，后来北游参学，听讲天台、法相。万历十一年（1583），赴今青岛崂山结庐安居，得到皇太后资助，多用于施救孤苦和建立寺院，二十三年（1595），以私创寺院罪充军雷州，常在广州着罪服为众说法。遇赦后，辗转于衡阳、九江、庐山、径山、杭州、苏州、常熟等地，终老于曹溪。他的论疏亦富，后人集为《憨山老人梦游集》。
德清一生受法会禅师影响最深。法会力主禅净兼修且通达华严。故德清虽为临济宗下禅僧，思想上却提倡诸宗融合。时人吴应宾说他，“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熔入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对于“禅”，德清有自己的特殊见解，以为“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完全可以不拘是坐是行，是“入”是“出”。但在教人上，他仍然重视念佛净士法门，以为修念佛三昧，足以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
德清对于三教合一的主张，既不限于宗派上的宽容，也不限于思想上的相互融会，而是要求对三者均有专门的探究。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他还强调此“三者之要在一心”，得此一心，则“天下之理得矣”。三教之所以一致，也是因为三教同此一心，故曰：“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这与明代道学家的思想是十分吻合的。
蕅益智旭（1599—1655），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苏州）人。少习儒书，曾著《辟佛论》辟佛，后受袾宏著作影响，归依佛教。24岁从德清弟子雪岭出家。先阅律藏，后学法相、禅、华严、天台、净土诸宗。
智旭从宗派上说属于天台宗，但鉴于“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而不愿为天台宗人。他的思想被人以“融会诸宗，归极净土”概括。他自己也说：“若津、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还归净土法门。”
智旭少事理学，进入佛门后，仍对理学抱有感情，他提倡“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著《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他把“孝”作为二者调和的基础：“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由儒、佛的调和进而达到三教一致：“道无一，安得执一以为道？道无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特以真俗之迹，姑妄拟焉。则儒与老，皆乘真以御俗，令俗不逆真者也。释乃即俗以明真，真不混俗者也。故儒与老主治世，而密为出世阶；释主出世，而明为世间祐。”
智旭曾以阅读藏经20年的资料积累为依据，编成《阅藏知津》一书。该书兼具佛经目录和经籍提要的特点，对后世的刻经和阅藏有一定影响。
（主要来源：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