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和胡适的关系——
第一，他两个人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第二，后来，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两个人产生了明显分歧。
第三，对于这两个人的“交锋”，不应该归结为个人性格的差异，也不能以谁更有“风度”来评判。
一，鲁迅和胡适，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个“战壕”，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鲁迅曾在《无声的中国》中说，“五四”文学革命由胡适所“提倡”，他是响应“前驱者的命令”呐喊助威的。
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导言》里，详细讲述了他提倡文学革命的经过，他同时说，光有指导不行，还得要有新文学创作的成绩，“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判断你”。
鲁迅，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奋力创作者。
在同一“战壕”中，两个人有过三次具体合作。
第一次，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详情不再赘述。
第二次，是关于胡适提出重新估定传统小说的价值，把小说文体从边缘提升到中心位置。鲁迅很快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胡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为鲁迅辩护。
第三次，是胡适1922年删改自己的诗集《尝试集》。他郑重地请了五位朋友参与，其中就有鲁迅和周作人，这两个人亦很积极。
可以看出，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洪流之中，鲁迅和胡适，曾经很好地配合与合作。
二，两人在后来的重大问题上也有过明显分歧。主要的争论有三次，但皆基于一个前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改变了自己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认识，并陆续创办了《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政治性刊物，主张政治改良主义。
第一次争论，是关于新文化运动方向问题。
“五四”运动过后，胡适认为，《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他打算让《新青年》停刊，另办一本专讲学术的杂志。
胡适说：“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他称这是他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目的是为“好政府主义”服务。
胡适的主张，被李大钊和鲁迅所明确反对。
鲁迅写了名为《导师》的杂文，批评一些以青年导师自居的知识分子，这里面就包括胡适。
鲁迅说，“我并非将这些人一切抹煞，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要他们指路，就有点危险。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
第二次争论，是关于中国走哪条路问题。
第一次争论，胡适所要“改良”为“好政府”的，是北洋军阀政府。
第二次，则是国民党政府。
他在1929年12月出版的《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他说，中国的敌人，不是封建主义，因为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就崩溃了，也不是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偏爱光顾”中国，是因为中国自己存在贫穷疾病等“五大恶魔”。他提出，要“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之时。”
鲁迅对于这样的“建议”，给予了尖锐讽刺，说这样的“好政府主义”，“一点一滴改良论”者，因为时代不同，一时似乎找不到主子的模样，其实，主子是有的。鲁迅称他们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对于鲁迅的讽刺，梁实秋有过回应，胡适没做回应。
第三次争论，是关于要不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193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但国民党政府，对日军放弃抵抗，反而提出“宁可错杀一百，不许放走一人”，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1933年2月15日，胡适在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北平通信》。他说，亲自看了几个监狱， “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出国民党摧残人权的“最轻微的证据”。他“很容易和犯人谈话”， “还能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里是很“自由的”。关于严刑拷打，“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鲁迅很快在《光明所到……》一文中，讽刺胡适说：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而访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真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幸而我这回看到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会谈否？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对此，胡适有所回应。
他又在《字林西报》上发表谈话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
胡适还对他的“日本朋友”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他说，这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
（1932年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演）
上述这些事件，尽管时过境迁，但查到真相并非难事。
胡适，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在新文化运动中，亦贡献颇多。
但是，不能不说，他是一个从思想和感情更接近当时统治者的知识分子。
1938-1942年，胡适能够担任民国政府驻美国大使，就能说明问题——他的思想和感情不是与当政者很接近，便不会接受任命；同样，不是这样，当政者也不可能任命他。
而鲁迅，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无疑是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一边的。
是非曲直，总还是要尊重历史；从历史真实中，也才能看清是非曲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