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绍昆经方病案举例
作者:娄绍昆
1、去年四月，来了一个中年妇女，体质壮实，面色暗红，患胃病多年，近半年加重。西医通过种种检查，排除了肿瘤。但是药物疗效不理想。也看过好多中医，有的还是很不错的医生，但是还是没有治好。求诊于我的时候，我叫女儿替她诊治。病人看我女儿是新手，表露出有点儿犹豫。女儿根据患者胸胁苦满、心下压痛的腹证，以及口苦、呕逆、纳呆、便秘、尿黄、舌红苔黄等等症状与体征，诊断为大柴胡汤与三黄泻心汤证。
我又重新核实了一次，觉得方证能够相对应，就在女儿写好的处方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六天后，病人兴高采烈地来复诊，说，服药后三个小时以后，就诸症症状就明显减轻。服完五帖药，食欲大开，半年的胃脘部的不适消失了。但复诊时发现患者心下压痛的腹证只是减轻一些，就在原方的基础上加减化裁。后来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患者心下压痛的腹证才完全消失。就在最近，一个月前吧，病人又来了。因为春节的时候饮食不慎，又加上外感发热，引起旧病复发。这次，也是我女儿先给她诊治，我在旁边观察。我看到病人对我女儿颇为信任，发现和去年初诊时的态度大不一样。
这个病人诊治的故事，说明一个事实: 方证辨证，实实在在，朴朴实实。特别是张仲景所倡导的腹证及诊腹法，是我们临床中医生的无价之宝。但晋唐以降，经方医学渐衰，而诊腹之法几被遗忘。自吉益东洞提出“先证而不先脉，先腹不先证”的主张后，汉方家对腹诊重新引起了兴趣。然而中国中医界对其热情不高，真是令人费解。这个病人胸胁苦满、心下压痛的腹证如果不通过腹诊如何得知，所以前医始投半夏泻心汤，继投黄芪建中汤，后投香苏饮，均未击中目标。
临床上，每当我触摸到病人的典型腹证时，方证的辨别的准确性就增加了，病证治愈的机率也会明显地提高。几十年来的临证，几乎每一个病人我都有进行腹诊，腹证已经成为我诊察方证的主要根据。每当看到某位中医生诊治疾病时没有腹诊，我的心里就会感到空落落地不安。我就不明白，这样好的诊察方法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
2、王某，女，75岁，面瘫三个月。自诉三个月前晨起即感右侧面部麻木,漱口时,水往右侧口角漏下, 鼓腮漏气，并自觉味觉减退，不能闭目,舌的右边也感觉麻木,吃饭时,舌活动不灵活.食物留滞于右侧腮部。面色暗黄,时时感觉恶寒发热,而无汗。口苦、胃部不适一个月。大便秘结，三日一行。右侧乳突前下方翳风穴处胀痛.背部至阳穴处压痛.舌红苔黄,脉浮紧。腹诊:心下压痛，胸胁苦满，腹肌结实。
太阳少阳并病，具有葛根汤证与大柴胡汤证。
根据日本汉方家藤平健先生的经验，太阳与里的少阳并病，一般先治疗太阳病，所以予以给葛根汤，三帖。二个月以后，病人带他人来诊，我发觉病人面瘫已经痊愈，就询问其方药后的情况，患者说:“服完第一帖药，第二天一觉醒来发现面瘫已经痊愈。剩下的二帖药我就不服了。”我问:“为什么不继续服用以求巩固?”想不到她的回答是:“本来嘴巴向左歪，只服一帖面瘫就好了。再服的话嘴巴向右歪不就完蛋了吗?”病人的话，真的令人啼笑皆非。
这个覆杯即愈的病例为什么不用合方，必须要去研究《伤寒论》中三阴三阳的理论与“合病” 、“并病”、“坏病”的诊治规矩。其中包括研究主症、客症，缓急标本等等问题。
结束语
我认为黄煌老师的经方思想，既重视先人的野性思维，又致力于科学理性的研究。他倡导的“方证辨证”，就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方证”是野性思维的产物，“辨证”是科学理性的研究。
黄煌先生已经揭开了《伤寒论》头上的面纱，如何敲开这沉睡了几千年的高度凝练的和氏璧，让它光芒万丈地亮丽登台，就是经方派医生的职责。我相信假以时日，目前不理解方证相应奥秘的人，一定会收起现在挑剔的食指，而高高地翘起他的大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