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以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的爆炸案为节点。一个平静的复活节假期，被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炸毁，刘佳娜觉得生活中的安定感也开始逐渐破碎。这似乎是一个起点，从那之后，一切不稳定的因素都在增加。刘佳娜没有想到，自己所在的印度洋岛国，竟然处于震荡世界的漩涡中心。
刘佳娜的住所，距离斯里兰卡总理私邸只有200米。
在家里，她坐立难安，时不时向窗外望去，担忧游行会爆发流血冲突。
7月9日，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爆发抗议活动。大批抗议者走上街头，突破路障，冲进总统官邸，要求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辞职。同日，抗议者闯进总理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的私邸纵火。
当地时间傍晚7点，刘佳娜9岁的孩子突然高烧40度且没有退烧的迹象，焦急之下，她和丈夫只能选择驱车去医院。高尔路（Galle Road）的交通已经瘫痪，路上看不到一辆车，刘佳娜担心无法顺利通行，但没想到抗议的人们自发地为他们让开一条道路。
占领总统府取得短暂的胜利后，弥漫在人群中的情绪也有明显的变化，从愤怒变成了慷慨激昂，人们唱着僧伽罗语的歌曲，高喊着“Victory！Victory！”（赢啦！赢啦！）
7月11日，总统拉贾帕克萨表示，他将于7月13日辞去总统职务。据斯里兰卡媒体报道，议长阿贝瓦德纳并未如期收到总统的辞职信。7月13日凌晨，总统乘军机离境抵达马尔代夫，总统的弟弟也已离境飞往美国。13日当天，新一轮抗议爆发，斯里兰卡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军用飞机一直在科伦坡上空盘旋。
斯里兰卡政坛急剧洗牌的浪涌，与世界的风暴共振：2019年4月21日科伦坡发生恐怖袭击，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旅游业的萧条，俄乌冲突……
斯里兰卡，这个经历数年内战后享有短暂安宁的热带岛国，再次变得动荡。这场由债务危机引燃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也剧烈地影响着居住在斯里兰卡的人们。油气燃料供应短缺，加油站外，总是有长达几公里排队加油的车辆，需要排队三四天才能加上2.8升汽油；通货膨胀，市场里的商品价格都在飞涨，5公斤的中国大米卖到200元一袋；各大城市每天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地定时停电……
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华人们，也被风暴改变了生活。他们惴惴不安，切身体会着世界震荡在岛国掀起的暗涌，而涛浪的余波，改变着他们未来的命运选择。
在漩涡边缘
7月9日早上9点，大批抗议民众开始往科伦坡西北方向的“抗议村”游行。这里曾是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于2020年初，在他的办公大楼旁边预留的“示威专用点”，以显示自己是一位乐于倾听异见的领导人。现在，在这块空地上，逐渐形成了“抗议村”。
从位于公寓16层的窗外向下看，39岁的国际汉语教师刘佳娜看到科伦坡的滨海大道高尔路上，浩浩荡荡的人群占据了街道。人们挥舞着斯里兰卡的国旗，举着大大小小的标语，高喊着“总统下台”（GotaGoHome）的口号，步行前往总统府。
刘佳娜居住的公寓楼距离漩涡中的总统府只有不到1公里远，离总理的私邸也就200米。楼下高尔路上黑压压的人群，唱歌、喊口号和敲锣打鼓的喧嚣声直逼窗户。刘佳娜能感受到游行队伍里人们高涨的愤怒情绪。
这种情绪让她紧张，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内心没法踏实”。7月8日晚上，政府宣布在科伦坡的多个区域实施宵禁，开往首都的火车也出现停运。她本以为游行会因此停息，但没想到宵禁仍未能阻止上万人出现在抗议现场。
总统府位于科伦坡一区，是一栋濒临海滩的殖民时代建筑，有200多年历史，长期以来是斯里兰卡的权力象征。总统府周围遍布五星级酒店，对面是中国援建的海港城。30岁的徐星河就在海港城工作。7月9日上午，徐星河还在正常办公，中午他和20多个同事开始离开公司，考虑到安全问题，公司集体提前下班。
回家的路上，徐星河看到高尔路上已经开始有人聚集，也有很多人从外地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赶来，沿途还有人拦路搭车。最常见的是可以容纳更多人的卡车。他们拥挤在一辆辆卡车上，车身挂着斯里兰卡国旗。但当地人依旧会热情地同徐星河打招呼，仿佛这是平常的一天。
这不是斯里兰卡人今年第一次进行抗议。刘佳娜记得5月9日科伦坡的冲突事件，造成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在内的5人死亡，约200人受伤。她担忧，本次的游行也会爆发流血冲突。
这一天，大多数华人在家通过网络收看游行直播。Phoebe的家在高尔路附近，这是通往总统府的必经之路，她和室友打开两个频道一同观看，新闻直播里的嘈杂和窗外传进来的喧闹交织在一起。
据统计，7月9日约有10万人上街抗议。
第二天一早，徐星河和女友黄洁文骑着自行车，和众多当地人一起“参观”被焚烧后的总理私邸，现场遗留下来了一些碎玻璃和小石块。总理私邸的周围设有军警，但并没有设置禁止区域，民众可以随意进出和拍照。
徐星河说，总理私邸附近的房屋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哪怕离得最近的都没有被焚烧，也没有被破坏掉。”
在总统府，办公区和住宅区都被民众占领了，有人在花园游泳池里游泳，一些人进入房间，躺在床上“享受”，“还有人在厨房做饭”。军警则在大厅巡逻。
在时代浪潮中来到斯里兰卡
曾被列强殖民，被内战撕裂，被海啸淹没——人们把斯里兰卡称为印度洋上的一滴眼泪。
2009年，斯里兰卡结束了长达26年的内战，迎来了相对和平、安宁的时期。这个坐拥8个世界遗产的国家也迎来了旅游业的繁荣。
“从2015年到2019年，我见证了这个国家最辉煌的5年。”付雨说。2015年，刚大学毕业的付雨在学姐的介绍下来到斯里兰卡。那是中国人出境游的黄金时期，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年度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全年出境游人次已达1.2亿，而赴斯里兰卡旅游的中国游客也超过20万人次。
在这股浪潮中，付雨找到了职业的方向。因为读的是英语专业，她为一个珠宝商做翻译，帮助他和在斯里兰卡购买珠宝的中国游客沟通。之后，她开始接触珠宝，斯里兰卡盛产宝石，有价格优势，她往返于中国和斯里兰卡，做起了珠宝生意。
阳光普照，气候温暖，既有著名的历史建筑物，也有迷人的海岸线，这是付雨对斯里兰卡的第一印象。重庆女孩付雨喜欢斯里兰卡的气候，不像重庆夏季炎热，冬天又阴冷。在旅游城市康提，付雨度过两年的时光。每天下班后，落日把低垂的云朵照得灿烂绮丽，她骑着电动车前往海边，和朋友一起抓螃蟹，敲生蚝，钓鱼。“斯里兰卡的日落是每天最期待的事儿，与海相处，大家都会回归成小孩，真正爱上了这里的生活。”付雨说。
也是在2015年，上海人Phoebe，来到斯里兰卡探索宝石。
到达的第二天，背着一个双肩包，Phoebe直接进入了矿区。斯里兰卡中南部山地拥有世界著名的宝石矿脉，蓝宝石闻名世界，产量占世界彩色宝石总产量的60%左右。曾经，斯里兰卡被当作一个珍宝岛屿，写进了《一千零一夜》。
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的工商业重新起步，成为世界新兴的宝石切割加工中心。Phoebe赶上了那一阵东风。“别人都叫我杨大胆，就是没有不敢去的地方。”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当地人，后来成为了她宝石品牌的合伙人。
自己看货，自己采购，一点一点摸索学习宝石的专业知识，如今Phoebe甚至能自己设计款式。合伙人提供当地的宝石资源和切割技术，Phoebe主要负责扩大中国的销售市场。
宝石是硬通货，可以随身携带，随时变现。随着旅游业的兴盛，Phoebe客户主要是游客，以及来采购的中国同行，“不愁没有客人来”。
对斯里兰卡来说，2015年同样是发展前进的一年。据统计，2015年斯里兰卡接待外国游客180万人，收入达到29.8亿美元。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斯里兰卡旅游消费主要依赖外国游客。
同样在那一年，黄洁文来到斯里兰卡。对她来说，这里是“诗与远方”。她辞去国内的工作，打算在这里度过间隔年，体验海外生活。最初，她办理的是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在这三个月中，她顺利找到了一份工作，改为一年工签。
三年后，她进入目前工作的金融企业，担任中资企业的客户经理。在这里，她的生活和工作实现了平衡，四处旅行、学习瑜伽，如果没有这次危机，这里可能是她常驻的理想地。
当地人友善热情，每每在街上遇到，他们都会笑意盈盈地向她问好。在很多个瞬间，她都能获得一种内在的平和。“比方我就坐在海边，前面的海非常漂亮，阳光灿烂打在海边，非常静谧，然后几只鸟飞过，偶尔一艘船在很远的地方慢慢地漂过，那个空间感立马会觉得很平静。”这些美好瞬间，是她与这个热带海岛的情感连接，自然、松弛、愉悦，她想要留下来。
2017年，徐星河通过校招进入一家国有企业，被分配到斯里兰卡，负责海外承建项目。在众多的海外驻地中，斯里兰卡被公司内部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因为工作业务的关系，黄洁文和徐星河结缘，三年前，两人开始谈恋爱。他们共享过斯里兰卡的很多个黄昏和日落。
2018年，结束赴美中文教师项目后，刘佳娜从美国搬到了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斯里兰卡到中国的航线多，回国的航程也比美国缩短了一半，加上自己喜欢热带岛屿的气候，刘佳娜选择了科伦坡作为定居的城市。在刘佳娜看来，虽然科伦坡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但自己和丈夫的工作稳定，孩子也在国际学校就读，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美丽国家。
危机的信号
转变以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的爆炸案为节点。一个平静的复活节假期，被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炸毁，刘佳娜觉得生活中的安定感也开始逐渐破碎。
这似乎是一个起点，从那之后，一切不稳定的因素都在增加：疫情两年让斯里兰卡的旅游业收入跌至2019年的五分之一不到，随着各国边境陆续开放，斯里兰卡赢来旅游业复苏之时，俄乌冲突又再次加速了斯里兰卡的经济崩溃。斯里兰卡粮食进口40%以上来自乌克兰，能源进口严重依赖俄罗斯、伊朗；观光业中，30%的入境游客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
刘佳娜没有想到，自己所在的印度洋岛国，竟然处于震荡世界的漩涡中心。
大概在两年前，徐星河嗅到了经济危机的信号。
徐星河所在的中资企业，一直密切关注斯里兰卡的主权信用和债务情况。两年前，他们已经意识到斯里兰卡的负债率处于高位。“之前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个印象，就是斯里兰卡的债务一直都是在高位上的，但是没有违约，所有人都觉得它确实很危险，又侥幸地觉得也许还会有援助，或者说新增的贷款。”
在金融行业工作的黄洁文也在去年观察到了经济危机的信号。“如果说我们只看它账目上的钱，那确实去年开始就一直在往下掉。”
黄洁文所在的这家金融企业，反应得早，从去年初开始就对斯里兰卡的业务进行压缩。所有的业务量压缩到了只有40%，不轻易把钱贷出去。
实际上，斯里兰卡眼下的经济危机有着更为久远的背景。
据媒体报道，2009年内战结束以后，斯里兰卡更多地专注于向国内市场提供商品，而不是试图打入国际市场，因此，出口收入仍然很低，而进口支出却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告急。
BBC报道称，斯里兰卡现在每年的进口额比出口额多30亿美元，这就是它外汇几乎要用尽的原因。截至2019年底，斯里兰卡拥有7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2020年3月，这一数字已降至19.3亿美元，最近政府表示只剩下5000万美元。
另一项备受争议的政策是2021年4月，当外汇储备出现不足时，斯里兰卡政府试图通过禁止进口化肥来限制化肥使用，并要求农民改用当地高价的有机肥料，这些措施导致农作物和茶叶作物大量减产，斯里兰卡失去了大米自给自足的能力。2021年，斯里兰卡稻米产量下降了约14%，价格飙升了约43%。2022年一季度，斯里兰卡茶叶产量同比下降15%，达到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政府持续借债、拉贾帕克萨总统的减税等措施，都让斯里兰卡的经济雪上加霜。几年来，斯里兰卡政府已经积累了510亿美元的外债。
面对债务危机，斯里兰卡人解释为这是当地家族政治腐败和裙带关系的结果。今年3月起，斯里兰卡各地不断出现针对斯里兰卡政治世家拉贾帕克萨家族的抗议游行活动。游行的人们包含各个年龄段，年轻的大学生和白领居多，有一两次游行，刘佳娜甚至看到了自己16岁的学生也在队伍中。
令她诧异的是，在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影响下，很多中上社会阶层的人也走上了街头。游行民众中，有黄洁文认识的银行工作人员，也有刘佳娜认识的一位斯里兰卡当地的英语老师，“哪怕付出我的生命，我也要为后代们争取正义。”这位英语老师说。
混乱与破碎的当下
从6月份开始，汽油和煤气成为了民生关键的问题，全国大范围缺油。加油站外，总是有长达几公里排队加油的车辆，需要排队三四天才能加上2.8升汽油。Phoebe有排队的体验，有时候发现车子长时间不动，“就说明油站已经空了，那开车再去找第二家。”价格方面，比如95号汽油，市场单价是500多斯里兰卡卢比（以下简称卢比），在黑市是3000卢比（约为人民币56.4元）。而在两年前，95号汽油的单价是100多卢比，约人民币五元多。
由于燃油短缺，过去的三四个月里，刘佳娜家的车已经很久没有开动了，为了省油，她和丈夫大多靠步行完成日常工作和生活，步行去银行，步行去超市。以前周末，她习惯驾车带孩子去海边、去公园，现在也不得不取消。
两年来，黄洁文基本都是灵活办公。偶尔需要去办公室的时候，也很难打到车。斯里兰卡打车软件上已经没有人接单，如果运气好能出门拦到的话，以前400卢比可以到公司，现在要花2000卢比，如果路途去远了，可能中途还得重新换一辆，“因为没有那么多油了”。
徐星河所在的中资企业也减少了班车的使用频次，一次安排尽量多的人通勤。由于司机是本地人，承担了加油的压力，经常通宵去排队。
出行问题仅仅是受影响的一小部分。数据显示：6月，斯里兰卡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4.6%，为195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前，该国央行行长表示，通胀率可能会上升到70%。4年前初到斯里兰卡时，刘佳娜记得当时的汇率是1块钱人民币能换约25斯里兰卡卢比，而现在，1块钱人民币能换约56斯里兰卡卢比。刘佳娜和丈夫都是国际学校的教师，卢比贬值，无形中，两人的工资缩水了将近三分之二。
徐星河的收入是美金，没有受太大影响，反而随着卢比的贬值，能够兑换到更多的钱来消费。
但这样的情况是少数。黄洁文坦言，她的消费能力回到了几年前。她手上还囤积了一些卢比，并且还有一部分卢比是定期存款，无法兑换成人民币。“虽然在金融业工作，我还是有些后知后觉，错过了换汇时间。”
收入减少了，物价却翻涨了好几倍，支出也随之增加。每周，刘佳娜会去一趟超市购买所需的物资，平时一家四口的支出约为6000到7000卢比，现在却需要花费2万多甚至3万卢比。以前几百卢比能买到的婴儿尿不湿，现在需要花费一千多卢比。和她相识的斯里兰卡人理发师苦闷地对她说，现在他理发一天挣2000卢比（约人民币37元），而每天吃饭却要花掉1500卢比。
今年2月份后，科伦坡开始出现大规模停电，每天停电超过10个小时。刘佳娜所在的公寓使用发电机保障住户的生活，电费从1度电20多卢比涨到1度电160多卢比。
一罐液化气从1400卢比涨到了2500卢比，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人们排起了长队，往往要等一周才能买到。而现在，液化气在黑市的价格已经飙升到2万多卢比。
29岁的珠宝销售付雨，居住在斯里兰卡西南海岸的旅游小镇巴鲁维拉，买不到液化气，付雨购置了电磁炉和配套的厨具做饭。但在小镇上，付雨时常能看到当地人被迫进入林地寻找木柴，垒起砖头，用柴火烧饭，邻居院子里备用烧火的椰子壳也越堆越多。
付雨看到大量依靠旅游业的民众失业，有的人重新耕种土地保证基本生活，有的人则食不果腹，小心地计算着每天食物的用量。“我什么也没做，却一天天地看着自己变穷。”付雨的一位当地朋友对她说。
缺油后的车道变得空荡，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公共交通的班次也大规模取消，每一趟火车都挤满了人。7月5日，付雨去距离巴鲁维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科伦坡办事，好不容易打到出租车，司机说路费需要25000卢比（约人民币500元），因为太过昂贵，她只好去火车站搭乘火车。到了车站才发现，由于夜晚的班次取消，原本工作到夜晚9点的售票员在下午5点就已经下班了。那晚，付雨无奈地坐在火车站外搜附近可住的酒店，她觉得无法想象，在现代社会，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竟然这么艰难。
在过去近三年的时间里，刘佳娜几乎都是线上教学，疫情影响逐渐散去后，学校又因为能源短缺问题而关校。她能感受到学生们的压抑情绪，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无法在课堂上谈论当地的政治，只能安慰这些十五六岁左右的孩子们，“你们这一代经历了爆炸恐怖袭击，疫情，还有现在的危机，挺过了这些考验，你们是很坚韧很厉害的。”
变动中的命运改变
即使在动荡的最近，付雨依然觉得当地人热情友善。6月19日，付雨出行时因为摩托车没有油了停在路边，一位骑着摩托车经过的当地人看到了，主动拿出自己后备厢里的油桶，帮她加满了油。在油如此珍贵的当下，这件小事儿让付雨感动不已。
现在，付雨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由于缺油，矿区的开采机器关停，挖矿几乎停滞，切割石头的工作由于限电缺油也减少了，宝石的产量变低，市场供应不足。除此之外，在货币贬值的当下，当地人也开始囤积不会贬值的宝石，宝石价格也有上涨的趋势。
工作和生活都陷入困境后，付雨曾经准备置办房产，把父母都接过来的打算也随之烟消云散。她坦言，自己的心理落差很大，已经做决定不会再定居斯里兰卡了。至于未来，她可能会考虑诸如泰国、缅甸等其他东南亚国家。
如此大的经济危机真的能靠换领导人解决吗？刘佳娜秉持着并不乐观的心态。她记得英国同事总用一句话宽慰大家，“It"s going to get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在它变得更好之前，它会变得更糟。）触底才能反弹，那这个底，究竟有多黑暗、多深不可测呢，她对此没有答案。
离开这个国家，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为孩子重新找一个学校，对在此地搭建起稳定生活的刘佳娜来说并不容易。前一个月，当工作的国际学校想要再跟她续签三年的工作合同时，她拒绝了这份协议，只签了一年。刘佳娜说，这是她现阶段唯一确定的选择。
7月13日晚上，Phoebe做了核酸检测，准备申请回国绿码，她在几个月前买好了本周末的机票，她当时还不知道七月的情况会如此严重。她要回上海的家，因为没有直航，只能先到昆明。机票花了一万多块钱，而此前，一张斯里兰卡去往国内的机票大约2000多元。“每一个回国的航班都客满，斯里兰卡的情况每个月都比上个月更糟糕，好多人想回去。”
她打算回国了解一下国内蓝宝石的行情，再决定怎么发展。至于和斯里兰卡当地人的合伙公司，她不打算拆伙。“因为你不可能再花7年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外国人，建立信任度。”
黄洁文八月即将调往尼泊尔，徐星河也要马上前往泰国出差，他们将开始一段至少半年的异国恋。
对黄洁文来说，在斯里兰卡这七年，留下太多温暖的回忆。
2015年刚来的时候，她自己一个人在街上走，因为没有认识太多新朋友，心情有些低落。她看到路边有一家咖啡馆，走进去打算买一块大一点的曲奇饼，买完之后，卖曲奇饼的售货员，看着她说：“This is for free.”（这是免费的。）
“他说因为你看起来不是特别开心，他说你要开心哦，这个不要钱，我当时整个人就蒙了，我说天呐，他一定要送给我这块曲奇饼，我那时候就很感动。”
这些年，她在科伦坡得过两次登革热，公司里雇用的一位当地阿姨，给她煲椰子鸡汤，一直在医院照料她，“还帮我梳头发，帮我按摩，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像妈妈一样关怀。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冷漠。”
马上要离开了，她有很多不舍。7月13日晚上，她翻看了相册，海边、沙丘、森林、草地，多样的斯里兰卡，同样的蓝色天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家里的两只猫，也会怀念每周末的短途旅行、深山里的酒店和那些精致的咖啡馆。
她不想退掉出租的房子，房东是一个94岁的奶奶，奶奶有些健忘，每天都会跟她打招呼，问她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住在这里开不开心，需要什么帮助，“她就会重复这样的问题，很可爱。”
也许离开之后，她也会怀念这些重复的问答。
（黄洁文、徐星河、付雨为化名）
文丨新京报记者朱清华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