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销(Dumping)是国际贸易中一种经济行为，WTO《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将其界定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而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主要是指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对进口国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
从目前国际贸易的情况看，欧美国家对中国众多出口产品和企业采取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从各类生活用品到各式各样小商品等等，而这些正是中国企业的“优势产品”。但在中国，反倾销案件却寥寥无几，由于行政部门采取或者不采取反倾销措施而引起司法审查的案件还未出现。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将急剧增加，如何遵循WTO反倾销协议，确立司法审查的规则体系，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和国际贸易自由方面的作用，是一个日趋重要的问题。笔者将在文中着重论述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问题。
WTO反倾销协议第十三条(司法审查)规定：“各成员， 其国内立法包括有关反倾销措施的规定，根据本协议第十一条的内容规定，对最终裁决和复审决定的行政行为可特别要求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者通过诉讼程序，迅速进行审议，该法庭或诉讼程序应完全独立于负责作出该裁决或复审决定的当局。”WTO 除了在反倾销协议中规定了司法审查，还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二十三条、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六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三十二条、 装船前检验协议第四条中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是源于关贸总协定(GATT)的规定。GATT第十条第3 款(乙)项规定“为了能够特别对于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检查和纠正，缔约各国应维持或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这种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之外，而它们的决定，除进口商于规定上诉期间向上级法院或法庭提出申诉之外，应由这些机构予以执行，并作为今后实施的准则;但是，如果这些机构的中央主管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它们的决定与法律的既定原则有抵触或与事实不符，它可以采取步骤使这个问题经由另一程序加以检查”。从字面上看，WTO 规定了三个司法审查的主体：司法的、仲裁的、行政的法庭。由于WTO 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主体及其司法审查权的规定不是十分明确，有的学者认为，在我国，不应当由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而由其他行政机关对反倾销行为进行最终审议或者由作出反倾销行为的行政机关进行最终审议。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与WTO的司法审查的原则不相符。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在我国应当明确法院对反倾销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司法审查权。
WTO反倾销协议没有排斥法院拥有最终司法审查权的原则
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法院都拥有对行政行为的最终司法审查权。著名的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是这样解释司法审查的概念的：“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政府的另一部门或另一级政府决定的权力。从行政机构向法院提起的上诉，以审查事实认定或法律，或审查两者。也指上诉法院审查初审法院或中级上诉法院的裁决。”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代表了英美法学的普遍认识。王名扬先生认为，“在美国，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及法律而言”。在英国，司法审查通常是指，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请求高等法院根据其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所具有的传统的监督权，对后两者的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当然，司法审查并不专门指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在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由国际贸易法院管辖，上诉法院是联邦上诉法院，后者为普通法院)，也包括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如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便是如此。在德国，普通法院不享有任何行政法事务的管辖权(jurisdiction)，行政法方面的事务由专门的法院即行政法院(the administrative court)管辖。因此，在德国，司法审查是指行政法院审查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力。在法国，行政法院同样具有司法审查的权力。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看来，行政法院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与其它法院共同地行使国家的司法权。行政法院像普通法院那样，与行政机关是相互独立的。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对行政行为都拥有司法审查权。那么，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产生的WTO 反倾销协议中规定了司法审查三个并列的主体呢?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中， 法院对行政行为不具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 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该项规定，能够对行政行为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查的机构，即使不是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司法机构，或者在形式上不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机构，也不必然是不合格的主体。这种审查主体和程序是否符合第十条第3款(乙)项的规定，由缔约国全体决定。 这种规定主要是基于缔约国的司法、行政和仲裁体系的不统一。
允许在有的国家由独立的行政机构或者仲裁机构过渡性地替代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决，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国家，可以排除法院对反倾销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二是基于WTO 规范的行政行为涉及的行政专业性很强，WTO规定了独立的行政机构的审查程序， 体现了很多国家行政法上行政救济穷尽的原则。WTO 中规定的独立的“行政的法庭”，可以理解为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还可以被理解为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the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普通法中的行政裁判所尽管被认为是政府行政部门的组成部分，但享有自己的法律地位。美国行政机关依正式听证程序裁决行政争议时，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它们的裁决仍然受普通法院的监督。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相同，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不同。从形式上看，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从法律关系上看，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决定的机构，并且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家们对于WTO有关司法审查规定的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 而是分层次的理解，即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对行政法庭的裁决不服，可以再寻求法院的司法救济。两者的区别是，行政法庭可以审查行政决定的合理性问题，而法院只能审查合法性的问题;行政法庭的审查是初步的，而法院的审查结论具有最终裁决性质。
在我国法律框架下，应当明确法院对WTO 反倾销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从严格意义上讲，司法审查是一个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概念。在很多国家，司法审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这通常被称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是指后者。司法审查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一国法院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审查，救济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基本原则，系统的、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随着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而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状况，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行政诉讼法还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及其他提起诉讼的条件。我们在判断反倾销行为是否应当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司法审查法典即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一)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根据WTO 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一国的反倾销主管行政机关接到国内产业的申请后，应当对外国进口产品进行调查，确定国内产业的损害程度，并决定是否对外国产业采取反倾销措施。反倾销的调查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裁决等。主管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一般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反倾销申请。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 反倾销申请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的产量不足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全部生产量的25%的，则调查不应发起”。
二是中止或者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主管行政机关在调查开始后， 一旦确认没有充分的倾销或者损害证据以证明有理由继续对案件进行调查的，应当驳回申请，并尽速终止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 主管行政机关在调查的基础上可以作出肯定或者否定有关倾销或者损害的初步行政裁决。在初步裁决的基础上，主管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和价格承诺措施。最终行政裁决则是指主管行政机关最终确认进口产品倾销并造成损害而作出征收反倾销税的裁决。这三种行为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
(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WTO 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反倾销行为一般涉及两个主体，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国内产业或者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在特定条件下，诉讼主体还可能是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第三国企业。通常请求司法审查的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WTO 反倾销协议规定当事人可以寻求司法审查，对于保障当事人特别是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当事人的利益，防止反倾销行政当局滥用权力十分重要，这是国际反倾销立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在我国，允许进口国产业拥有诉讼主体资格，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由于WTO反倾销协议属于国际条约，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 主要适用于出口国寻求司法救济的程序。国内产业对反倾销主管行政机关不调查、中止调查或者终止调查的决定不服，则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寻求司法救济。
当然，反倾销行为还可能涉及其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这些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WTO 反倾销协议第六条第11款规定，“本协议所称‘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应包括：(a)受调查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或产品的进口商，或其大多数成员是该产品的生产者、出口商或进口商的商会或同业公会。(b )出口国成员政府。(c)进口成员的同类产品的生产商， 或者其成员的大多数是进口成员地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商会和同业公会。除上述列举的名单之外，这个名单并不排除将国内或国外的当事人包括在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之列。”
WTO反倾销协议规定的反倾销行为的利害关系人， 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基本一致，只是出口国成员政府是否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排斥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国内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是常有的。WTO 反倾销协议中“出口国成员政府”，在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案件中，代表的是出口国产业的经济利益，因此，也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而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请求进口国法院司法审查。
(三)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不存在立法上的障碍。WTO 规则和国内立法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有关WTO 反倾销协议与国内立法关系上，存在同样的冲突与选择的问题。国内立法排除法院行使对反倾销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往往被有的学者作为支持其主张的一个重要理由。我国国务院1997年曾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我国有关主管行政机关可以初步裁定倾销成立和最终裁定倾销成立，“最终裁定倾销存在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征收反倾销税，并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征收反倾销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由海关执行”。
例如，2000年8 月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聚酯薄膜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用的就是“最终裁定”的概念。但我们不能据此得出“最终裁定”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审查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WTO反倾销协议用英文final determination(直译为最终的决定)表述最终行政裁决，但这只是行政程序中的最终裁决， WTO反倾销协议还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对反倾销行为可以请求司法审查。
《条例》与WTO反倾销协议不同的是， 没有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反倾销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有人据此认为，《条例》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审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法律依据。理由有二。第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八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尽管反倾销行为不包括在第(一)项至第(七)项内，但该款第(八)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因此，不能因为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中没有列举反倾销行为而否定这类行为的可诉性。第二，即使《条例》规定的“最终裁定”不是指行政程序的最终裁定，也不能排除司法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法律规定的。而这里的“法律”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指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作过明确规定。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排除司法审查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决定，若允许行政机关(国务院也是一个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排除司法审查，则不符合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的精神。
(四)法院的司法审查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在讨论司法审查的主体的时候，应当明确，WTO反倾销协议规定行政的、 仲裁的机构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的前提是，某个特定国家的法院不具有司法审查权。但是，目前仍有观点认为，在中国也应当由独立的行政机构来进行司法审查。这种观点的存在，与我国法院司法审查的权威性和信任度的低下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与法治程度相当的法院的尊严不是通过放弃权力而可以取得的。这是我国法院的司法审查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一个重要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在中国是否存在一个独立的行政的裁决机构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如果我们排除法院的司法审查，但为了遵循WTO 的规定，应当由独立的行政的裁决机构对反倾销的最终裁决进行审查。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的法制工作部门都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机构。其一，国务院是作出反倾销最终裁定的上级行政机关而不是与之相独立的机构。
其二，国务院的实际审查机构是国务院法制工作部门，而这些机构只能通过复议程序进行审查。而我国的复议程序，很显然不是WTO 所称的司法审查的程序。第三个理由是，法院有充分的能力进行司法审查。尽管反倾销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但这不能成为排除法院司法审查的理由。因为，任何行政行为对于法院来说，都具有行政专业性，但都是可以审查的。这关键不在于法院的法官具有很强的相关行政专业知识，而是在于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和法官的法律判断能力。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不能因为行政的专业性而被放弃。我国新的专利法赋予法院对专利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正是法院的司法审查的价值重新得到承认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