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家辉不喜欢在开拍前完全确定故事的走向和结局,他相信作品和角色都有自己的生命力,有它们发生和发展的自我逻辑。拍了几十年电影,周围人懂他、撑他,帮他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部部作品,所以他想,为什么不能更大胆一些,试一些没那么有把握的东西?
《神探大战》的故事很“香港”,“不管是借用的那些著名案件,还是曾经‘九龙皇帝’曾灶财的涂鸦,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香港集体记忆。” 更是在一度低迷的2022年暑期档一举夺得超过六亿元的票房。
这是韦家辉告诉我们的关于电影《神探大战》创作前后的故事。
韦家辉,中国香港电视及电影编剧、导演、监制。 1981年加入香港无线电视编剧训练班,担任TVB电视剧编审,1987年晋升创作总监,1989年成为监制。 代表作有《义不容情》、《大时代》等。 他曾十次获得香港金像奖提名,两次获奖。 1995年他首次执导电影《和平饭店》。 1996年与杜琪峯创建银河映像,在银河映像的首部作品为《一个字头的诞生》。 2008年与杜琪峯合作的《神探》被誉为“港片之光”。 其它电影代表作还包括《瘦身男女》、《大块头有大智慧》、《毒战》、《盲探》等等。
2007年拍电影 《神探》 的时候,我最初想讲一个警察,他很厉害,可是精神状况有些问题,结果电影变成了另一个故事。我很喜欢最开始那个想法,心里一直没放下,到2016、2017年的时候又想拍,但《神探大战》还是偏离了原来的设想。 《神探》和《神探大战》完全是两种风格的电影,但其实都源自同一个始终没被拍出来的故事。
杜琪峯和韦家辉共同执导的电影《神探》
脑袋里有故事冒出来的时候,我不会轻易动笔写下来,因为它们会不停地飞出来,我也会任由它们飞。当然会有一个雏形,我会告诉电影公司和投资方我想拍一个怎样的故事,也会向相关人员描述它的概况,定下整体的“骨架”后,我再往里面填细节。
我做过编剧、导演、监制,对我来说最简单的还是我的老本行——创作。 我看东西快,想故事很快,写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差,哪怕时间紧迫、发挥空间不大,我都可以完成——反正拿去给别人拍,自己这里的压力就小些。其他那些工作就一个比一个难,你要告诉别人这是怎么回事,或者怎么花这笔钱,净收入多少,损失又有多少……这些都要计划。 而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拍着拍着就脱离了原来的蓝本。
有时情节已经反复推敲过许多遍,但到了现场,突然会有新的灵感来临,或者演员进入状态后,你突然发现不应该这样写。 一切都在提醒你,原来的设计不是最合理的情节,或者这不是最合适的环境。这就是创作的一部分,我觉得每一部电影,或者说每一个创作都有自己的生命,要给予它们充分的尊重。
一边写故事的时候,我一边会设想这个角色属于哪个演员,他们会一个个自动出现在我脑海里。我习惯花好几个钟头看心目中适合角色的演员的照片,或者去相应的环境里探访,这样我会更清楚故事的走向。我不喜欢开拍前就全部定死结局,拍摄过程会返回给导演或者编剧一些不同的想法,开拍了,很多事情你才知道怎么做。
宝马和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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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望演员对着剧本照本宣科、过分依赖技巧,而希望他们可以调动荷尔蒙,这样引发的效果一定是最新鲜、最“猛”的。
”
拍《神探大战》之前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拍过刘青云了,但我们没有坐下来先交流一下近况之类的。我拍戏的习惯是大家不要聊太多,我和刘青云合作过那么多次,知道他是怎样的演员、会以怎样的状态入戏。演员和角色才是最贴近的人,角色也有自己的生命,角色会告诉演员,今天这样做会更好看,但那样做不合适。
排练多了就会“假”,我追求的是一种新鲜感。
我不希望演员对着剧本照本宣科、过分依赖技巧,而希望他们可以调动荷尔蒙,这样引发的效果一定是最新鲜、最“猛”的。这次有许多临场的“飞页”(新增的台词),比如林峯扮演的方礼信和刘青云扮演的李俊在审讯室的对峙,开拍前两位演员才拿到剧本,对白很长,一边拍一边改,彼此都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演、会怎么反应,那种角力感会聚起一种“气”,后来呈现的结果就充满了张力。
刘青云很了解我,他知道不管事先讲得多仔细,开拍后可能都会变。但这也是刘青云特别厉害、让我特别珍惜的能力,他不需要那么多“预告”。
以前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演员,好像一种奇迹:他能把任何你想到的东西都演出来,我常常觉得,人生里能遇到他这样的演员,真是莫大的幸运。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可以再用力一点,给他更难一点的要求,把他逼得更狠一点。他像一匹宝马,你推它、鞭打他,他却越跑越快,你不知道他是否还有更多的潜力,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控制他。我从来不会担心他是否会承受不住我的要求,反而会觉得下次可以更进一步。
这次刘青云扮演的李俊可以和别人认为“不存在的人”对话 。那些对白对别人来说可能很不正常,但他自己相信那些是真实发生的。这个世界其实并非真的那么理性,我也会想,是否每个人心里其实都存在几个声音?
我很偏爱“悲剧英雄”。 在这个社会里最舒服的生存方式,就是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以前有人意识到,地球不是平的,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他们知道这是真相、想告诉别人,但他们的下场可能会很惨。这样的人很有魅力,我很喜欢这样的角色。
在《神探大战》里,“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这个主题在我以往的很多作品里都有重要的意义,比如《 义不容情 》。许多冲突发生的前提都是你究竟相信什么?你深信不疑的事情,万一是错的呢?万一别人根本不认同呢?
比如蔡卓妍扮演的陈仪,她自认为很幸运,遇到了天使一样的老公,但很快一切都天翻地覆,其实她遭遇的是一个魔鬼、一段梦魇。方礼信这个角色,要帅,要符合女生心里好老公的标准,外形来说很容易就会想到林峯,但这是一个很难的角色,有反转,需要很多层次的铺垫。
林峯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我以前看过他许多不同的演出,但这是我第一次拍他。我以前觉得香港电影缺三四十岁的实力小生,但我现在觉得他绝对是一个中坚力量。
我不太在意演员之前给观众留下过什么既定印象,而是把他看作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想象他可以被雕琢成的样子。我会先看他已经能做到什么,按照他以往的表演方法,写一些东西试试他是否能做到,可以的话就再加码,再换一招行不行?
“大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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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大了,拍一部戏就少一部戏,现在是你一定要拍这部戏才会去拍。我一直都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被一些东西束缚,反而想看看自己可以走到多远,大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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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探大战》很“香港”,不管是借用的那些著名案件,还是曾经“九龙皇帝”曾灶财的涂鸦,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香港集体记忆。 之前我有好几部作品都是在内地完成的,但那里不是我土生土长长大的地方,许多素材的收集或是故事的逻辑梳理,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且有难度的。
我还是想拍一部真正属于香港的电影。 我对香港的犯罪故事很熟悉,对这个城市的警察、制度很熟悉,对这个城市发生过的事情很熟悉,也可以尽情把我对香港的感情放进去。而且在广东话的环境里,我很清楚怎么去安排每一个元素,不会有束手束脚的感觉。
这个故事从构想开始很快就有了一个主线,一个案件发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可不可以跑遍全香港,你追我逐?所有人都会面临生死的边界,死亡突然就会“砰”一下出现。在那样一个空间里,大家靠走是行不通的,一定要跑。这些想法化成场景后,就能发现整个创作会打开格局。
比如庙街的戏,其实包括好几条街、好几个路口,还有天台,跨度很大;他们决战的那艘船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其中还包括不同的楼层,不同位置又有不同的动作戏;大巴的空间很狭小,还有翻转,机位要不停地调整,大家要不停地沟通怎么设置距离。
每一场戏都很麻烦,我一直都有超级大的压力。拍了那么久的戏,我会尽力把一切纳入可控范围中,但绝对不可能百分百搞定每件事:拍街景时你不可以请人离开这个画面,要很有礼貌地商量。往往会有人过来问你要劳务费,因为拍摄打搅了他们做生意。还好我有一个完全信任的制片组,在现场的时候他们会让我尽情拍,自己见招拆招去解决问题。
我很感激我的团队,每个人都是精英,可以完成难度超高的方案。大家都不怕艰难和麻烦,吃饭聊天时所有人看起来都很放松,其实去现场就能明显感到他们的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拍摄难度,可能会发生没有剧本的状况,也可能会突然决定换景,但他们都已经习惯尽力而为。
这次一起拍戏的都是我合作过很多年的伙伴,你知道这群兄弟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搞定问题,就会安心很多。我讲戏的时候很兴奋,到拍的时候发现整个团队的人员都很兴奋,这会给我很大的动力。
拍了那么多年戏,我也先问自己是不是应该试一些东西?它们会让你紧张,不知如何操作,因为难,就更想拍出不同的东西来。我觉得肾上腺素飙到很高、压力很大的状态,好过觉得一切都很容易的感觉。
年纪大了,拍一部戏就少一部戏,现在是你一定要拍这部戏才会去拍。我一直都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被一些东西束缚,反而想看看自己可以走到多远,大胆点!
由“快”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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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因为观众爱看动作戏就拍这些元素,他们仍然会看到反转,或者意料之外的精彩,我想和他们一起经营这个过程。
”
我常常会自问,什么事情对这个世道是有益的,哪些想法是具有普世性的?我的电影、我的作品会比我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我至少要保证它们的主题思想不会是错误的。
但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很怕“说教”,我自己就很怕看那样的作品,所以我要把想法化到剧情、化到冲突里,观众看完后自己能回味出来,而不是用台词把这些道理滔滔不绝地讲出来。
韦家辉导演作品《大时代》剧照
很早之前我就把电影归成两类。一类是“作者风格”的电影,我不会太在意观众是否能领会,有时甚至故意放一些他们不会立刻理解的东西,需要慢慢想。另一类就是“观众的电影”,它们面对的观众成分可以更复杂广泛,但不管他们成熟还是年轻,进入电影院都能跟上作品的节奏。
但我同样会坚持一件事,不会因为观众爱看动作戏就拍这些元素,他们仍然会看到反转,或者意料之外的精彩,我想和他们一起经营这个过程。
《神探大战》延期上映没有给我带来困扰,就这部电影本身来说,我已经经历了很漫长的等待,这几个月其实算不上什么。
以前我习惯“快”,准备得很快,上映得很快,现在渐渐可以习惯“慢”。慢其实会给你更多空间,可能初版剪辑得不够好,很多事情没有准备充分,现在都有机会修补。作品即将上映、要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失落。一旦与观众见面,它就是最终的版本,我没机会再去修改。
如果这部电影在2018年、2019年“疫情前”就拍出来,它一定不是现在观众看到的面貌。我也坚信,现在的版本一定比那个时候可能的版本要好。过去几年疫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当然希望生活安静太平,但作为一个创作者,越是大时代,越有素材值得去写,可以发展出更多的灵感。
监制/宁李Sherry
编辑/Timmy
采访&撰文/李冰清Lily 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