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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系”是个比较含混的概念，是问殷商甲骨文和两周金文有没有继承关系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答案是肯定的。
周灭商，然后延续了七八百年，文化水平自然会比殷商高了很多。
一甲骨文，是指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兽骨龟甲上契刻的文字。其他地区和周代，亦有甲骨文发现，但数量不多。
这些兽骨龟甲共发现了15万余片，从上面搜集了5000余个文字。现在释读的有2000余个。里面有一些专用族名族徽、人名地名。除此之外，与后世有关联的字约1490个。
古文字学者，包括外国的，一致认为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虽然还有明显的象形特征，但已体现出明显的“符号化”倾向。1490个与后代有关联的字里，百分之三十二是形声字是最好的证明。
二对于甲骨文的发展，董作宾先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将其划分为五期——
第一，盘庚以后的二世四王；第二，祖庚以后的一世二王；第三，廪辛以后的一世二王；第四，武乙以后的二世二王；第五，帝乙以后的二世二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出了将甲骨文分为三期的看法——早期，从武丁开始；中期，从康丁开始；晚期，从帝乙开始。
这个划分，得到了更多学者附议赞成。
（殷商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
三金文，是指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文字。这个说法，最早起于汉代，因为上古时期称金属铜为“金”。
金文，不过是“书写”的材质载体与甲骨不同而已。尽管因为多使用铸造的方法，字体形态上与甲骨文的契刻而有所区别。金文之字与甲骨之字，并无其他不同。而且，已发现的最早金文，与已发现的最早甲骨文，处于同期。
武丁时期的妇好墓中，发现了20多件青铜器上刻有“妇好”的铭文。这足以证明，甲骨文和金文，不外是同一种文字的两种“书写”方式而已。
（周代青铜器及铭文）
四早期的青铜器铭文，常常只有二三字；殷商末期，才出现四五十字的铭文。
武王灭商之初，青铜器铭文的风格没啥改变。后来，周人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铭文风格——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的篇幅及格调，都和殷商有了明显不同；到西周晚期，出现了毛公鼎那样长达497字的铭文鸿篇。
及至东周，青铜器銘文渐有两极分化趋势——一类着力追求以前那种繁缛典雅的式样，例如春秋时期的叔夷钟、战国时期的中山王方鼎、中山王方壼是其代表。这一类铭文，属正宗庙堂文字，是金文中的“官府文书”，大江南北和黄河上下皆是如此。
（周青铜器铭文）
另一类，则向简单方面发展，刻款的铭文日趋流行——潦草的刻款、讹误讹变多有，以致不易辨认。有的刻款，像是产品说明书或者广告，记载的是青铜器的重量和容量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国时期文字的通俗化进程加快。学者们称之为“文字异形”。
无论如何，不论从文字学角度，还是从书法发展角度，甲骨文和金文都是同根同源。只不过金文的流行时间，比甲骨文长了几百年而已。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两种“书写”方法不同的字体，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
五关于“文化水平”，也是一个需要界定的概念。
文化，可以指一定社会阶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可以作为考古学概念，比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还用来表示一个人、一群人的受教育程度。 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两周时期的“文化水平”，都要远远高于殷商时期。
从生产水平来说，殷商时期已经懂得了用犁耕地，不过拉犁的不是牛马等牲畜，而是人，一般是奴隶。但到了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牲畜犁耕。
（商代青铜兵器）
恩格斯说，不在于人们生产什么，而在于人们用什么生产。中国在殷商时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当时的青铜，一是用来铸造大型礼器——鼎、爵、盉、簋等等；二是用来制造兵器——斧钺钩叉等等，而很少用于生产。
到了周朝，不但青铜被用来制造工具，而且在春秋之际，进入了铁器时代。
郭沫若认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是划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关键性标志，这是很有道理的。
六从精神财富层面说，殷商和两周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周人说，殷商已有“典册”。的确，古文字学者们大多认为，甲骨文时期，其书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只是写下来的东西不好保存，阴差阳错的只有甲骨文流传了下来。但即便如此，当时的文字，肯定只限于范围很小的贞人集团掌握——历代商王很可能都是“文盲”。
周朝则不同。尚书，尽管有古文和今文、真和伪的争议，但本于西周应该没有问题。
周代有《诗》、有《易》，有《春秋》，有《论语》，有《老子》。还有《左传》等三传。
百家争鸣很能说明问题。突然涌现出那么多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等等等等。这显然是殷商绝对不可比拟的。
天文、历法、医术等等各种形而下学，两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阶段，依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如果说，殷商时期还处于“学前班”水平的话，到了周朝，至少也到高级小学阶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