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话方言独特的成因浅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武汉求学的时候，有个武汉本地的方姓同学，很好的朋友，他的父亲是温州人。最早关于温州、温州人和温州话的有关信息是听这个同学讲的。因为对语言现象比较喜欢，所以也零零星星积攒了一些趣点。现就问题本身试作浅析，并将有些趣点进行分享。
01
温州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温州话方言独特的根本原因。如下图所示:
温州地处浙江省东南沿海,辖三区二市六县,全市国土面积11787km2,总人口达760万.温州地形复杂,其中山地面积达78.2%,平原、江河、岛屿面积仅占21.8%。温州在地理上，既有山川、平原，又有海岛、湖泊，南部与福建接壤（闵人很多，闽浙风俗融合），就像是一个“瓯”,三面是山一面向大海,当中是平原,好像一个盛满了温州人民世世代代美好希冀的“饭碗”。
从温州的地形地貌不难看出，它基本处于被山海隔开的相对封闭状态。自古以来，由于地理屏障天然阻隔，从而形成了区域内沟通交流顺畅，而与外界语言发展不相同步，以至于两者表情达意慢慢差异增大，从而形成了比较独特的语言孤岛现象。
02
地理与方言，行政与官话，相互交织、互相影响，构建了语言DNA双螺旋结构体系（一）一方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语讲，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同一区域人们用当地自己的语言发音体系交流，同一个字在不同区域内发音大相径庭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时很多不同意的字，却发同一个音。在此，举几个例子:
001包括武汉以南的湖南，都是n、l互换的，普通话的”男男女女”，”蓝蓝的”，武汉话念出来就是lanlanlvlv和nannande。
002普通话中的六、路、楼、肉、绿，武汉话统一念lou。
003山东方言也很多，比如枣庄这个地方，一些字儿的发声跟普通话还是有差异的。典型的如”水”，枣庄话会念成”fei”（上声）。另外还有就是卷舌音和非卷舌音区分不大清楚，容易搞混等等。
为什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据说人群声带的发音跟风土、水质、地理、饮食、民俗甚至所从事的职业氛围息息相关。这些可以从天津话为嘛那么哏中作以类比，略见一斑。
004一个极端的例子。天津，北斜村，这里恰在等语线上，村子北由南运河引来的小河隔开，河东半操天津话，即阴平读低平调。而河西低平调突然消失变成静海话。
005天津话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天津话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天津话是土著方言，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逐步形成的；其二，民间传说天津第一批居民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村，而根据有关资料，也确实发现天津许多早期人物籍贯为山西；其三，天津人是“燕王扫北”时从安徽迁移来的，因此天津话源于皖北。
还有一个重要规律，人的第二次变声期是声带发音固定关闭期，换言之，人在第二次变声后基本无法改变地域口音了，它跟着人一辈子。这也是学语言要尽可能趁早的道理所在。
（二）另一方面，古代统治阶级在行政实施过程中更需要语言的统一规范，这是正确表意、减少失误、提高效率的内在要求。
古代中国在其发展和传承过程中，总体上慢慢形成了以南方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为代表两大方言体系。单就两大方言体系内部分析，也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三）上述两个方面在相互矛盾中对立统一。方言的发展就如同放养般生长，满足人们日常沟通需要，并一代影响一代往下接力传递；官话则需要简单科学统一的标准，因此对方言必然进行规范限制和调整。所以，如果把方言比喻成放牧草原的牛羊，而官话则像极了圈入栏舍的牛羊。地理与方言、行政与官话的双重驱动与相互影响，需求驱动下，成为改变语言体系的双螺旋结构。
方言分区是不同语言的划分,有别于地理上、行政上的分区，不同方言可以同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同一方言也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中。例如南方的闽方言通行于闽、粤、台、浙四省的部分地域,而在闽、粤两省之中,又分别有闽、客方言并存和粤、客、闽方言并存。行政管辖范围可以变更，方言区属却不可能在短期内随之更改，广东省的海丰、陆丰两县，大部分说闽方言，原隶属于说闽方言的汕头专区，近年来这两个县改属大都不说闽方言的惠阳专区管辖，可是海丰话和陆丰话仍属闽方言。不同方言之间的关系有亲有疏,必须对近亲和远邻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把不同的方言确切地归到适当的区属中。方言的分区要有不同的层次,根据亲、疏的程度把不同的方言划归不同的层次，最高的一个层次通常称做方言区。例如官话方言区、吴方言区、粤方言区等。同一个方言区中的方言又可以作第2层的区分,通常称做方言片或次方言,例如闽方言区的方言又可以分闽南方言片、闽东方言片、闽北方言片,莆仙方言片、闽中方言片等；吴方言区的方言又可以分为太湖片、台州片、温州片、婺州片、龙衢片等.必要时,方言的划分还可以有第3层次乃至第4层次.第3层次在“片”以下,根据同一片内方言差异的情况可分为若干小片。小片中的各个地点如果方言差异仍然存在，可以再区分为若干地点方言，一般叫做“点”。方言区分的四个层次就是：方言区—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不论是哪一个层次的方言，在分区中始终要从实际出发，判明亲疏关系。该分即分，可合便合。有的地方方言处在不同方言的过渡地带,特别是几种不同方言犬牙交错的地区,如闽、浙、赣交界地区,鄂、湘、赣接壤地区等。方言现象复杂，一时不易确定归属的，只好承认它是过渡地带的方言，不必勉强划归哪一个方言区。
03
温州话，鬼子破译不了的语言温州话，中国十大最难懂方言排名第一。俗话说会了不难，难了因为不会，相信温州人肯定不这么认为这个排名，这就跟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会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一样。
江浙一带的人一定听过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乱讲话，说明温州话是多么的难懂。这里还有个典故：据说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部队相互之间联系由于保密需要，都是派两个温州人，进行电话或者步话机联系，而日本鬼子的情报部门，总是翻译不出这发音极其复杂的温州话，可以说当时的温州人就像美国大片中的风语者一样，为抗战胜利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说温州话，是连日本鬼子都听不懂、比鬼子还鬼的的话，因此排名中国十大最难懂方言之首，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实至名归。
04
温州方言的独特性也是它的趣味性看了03，是不是激起了想进一步了解温州方言的兴趣？总结起来，温州方言具备两个方面:一是与普通话相比，有时互为反义；二是有的字音与文字难对榫。
与普通话互为反义比如“这座和尚寮有三退”，和尙寮是佛殿的俗称，温州人喜欢这样称之。此话是指佛殿的建筑结构，按国语而言，指具有三进的规模，但温州方言以退为进，称之“三退”。进与退，互为反义，恐怕温州话独创。
比如“他不近就回温州的”，不近，就是久或远。但温州方言“不近”表示快与近，从时间来说，他很快就回温州了；从距离而言，离温州很近了。若以国语来理解，风马牛不相及。
比如“饭要一餐一餐拨底”，这是说饭要一口字音与文字难对榫。吃进肚子。方言“拨底”与国语“吃进肚子”同义，问题是“餐”与“口”是两个不同的数量概念。餐可以说包括了许多口，不可能只一口，因此温州方言与国语在这一句话上构成了大与小、多与少的互为反义。
比如“那个光眼人推拿技术有一套”，盲人似乎有推拿的天赋，难怪大街上经常看到推拿者甘于表明自己是盲人，但温州人不称瞎子，往往以“光眼人”取而代之，瞎子与光眼人互为反义，这里应该还有一个避讳的因素，叫人家瞎子犯忌，称之光眼人就没有伤损残疾者自尊之嫌。
比如“这个人不怎么样”，按照国语的说法，这个人素质差，让人讨厌，只好摇头示意懒得提他。但用温州方言来说就不一样了，起码讲，这个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不容贬低的。由此可见，同一句话以方言与国语来诠释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本地学校教师切莫用这句话写学生品徳评语，要不，歧义丛生，会引起误会。
此外，譬如“口舌”，因为舌按温州方言，与“蚀”（白读）谐音；温州人好经商，做生意蚀本是大忌，谁都企望大发其财，所以日常生活中居家商贾反其道而用之，不叫口舌而概叫“口近”了。“近”即赚的方言谐音。
还有某老人老态龙钟，说难听一点，近于行将就木，别人不会说他“快死了”或“差不多了”，而改口“该老人寿兮罢”。显然，这与长寿是互为反义的。再如，温州人所说的馒头，是指有馅的肉包、菜包或豆沙包等等，而没有馅的统称实心包；而国内几乎所有地方，有馅的叫包子，没馅的才叫馒头。这种互为反义的叫法，常常闹出笑话来。
有的字音与文字难对榫。温州方言帶有浓厚的古汉语痕迹；由于它在现代汉语中不流行，有的温州方言字，如“囥”（藏）、“勼”（蹲）、“搝”（讨）等等，人们则不知如何写。但有些则不然，即方言与文字是一直流行并存的，只因人们腔款有异，以致音与字难对榫，或产生有音无字的错觉。这是由于温州人口的历史变迁、来源复杂，口语中掺杂的成分多样化，故正宗的温州方言也就不正宗了。也有的，音虽无错，而字却以讹传讹而写错，属于对字义曲解所致。
经常听到有人在叫苦“我最近事情实在太多了，天天都忙不代”，云云。显然，这“代”字就费解。一天，我看几岁的小孙女在造句作业，就有“忙不迭”句。原来，这个“迭”一直在用，连小学生都会用，就因被温州人讲走音了而“失踪”。
某人讲究清洁卫生，家里收拾得“了了滞滞”。原来“了滞”二字是这样写的。分析一下其词义，清除、了结滞留在物面上的脏物，当然就是干净的本义了。但人们为什么不会写呢？道理就是上述所及被人讲“走音”了，不知道是何字。如果让郊区永强（今属龙湾区）那边的人读“滞”就对榫了，市区白读为“箸”，而他们念“迟”，就接近国语“zhi”（去声）了。
责怪某人做事拆滥污，讲话信口开河，就会用着“模须”这个词；或者对某事不可知，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也会用到这个词。土话不土，其实，这个词很优雅。“模”就是模样，“须”就是细微，但温州市区人可能会讲不会写。这是因为“模”，温州人白读为“磨”是没有疑义的，但是“须”念“丝”，方言与文字就背离了。还是瑞安人读准确，念“苏”，“模须”二字就对号入座，一清二楚了！
再如：这事蛮“得人憎”的，所以说不出口。若按方言写作“顶人贞”就牵强附会。之所以方言与文字有如此错位，就是因为“得”与“顶”音接近，“憎”与“贞”似属南腔北调之故，久而久之，人们腔款不一、积习难改而使然。可以肯定，这句话中，只有写作“得人憎”才能体现其准确涵义。
有些成语如“千丝百籐”（或牵丝扳籐），形容事物错综复杂或某人秉性啰唆，方言往往将“籐”念作“顿”，就造成音与字脱节了。再如成语“辗转反侧”是说明难以入眠、翻来覆去状，瓯海林先生在一书中按方言写为“翻转侧”，并以《诗经·关睢》中“辗转反侧”一语佐证之。窃以为，只有“翻转脊”才是方言的本来写法。是“脊”非“侧”，这并非读音问题，而是基于方言词义的内在要求。
不少人都因对词（字）义的曲解，音念对，字都写错。口头语“拜头”，邑人很作兴，但如何写没数，有的写成“板头”。粗究一下，这事值不得去求神拜佛，“冇拜头”就出来了。又如词语“淤青”是指身体某部位损伤因血淤而显青紫，却见一个郎中在病历上写上“乌青”，应属不确。有一次，一友与我讨论，认为“这个人”写作“此人”未达到方言的本义，应写“该人”（白读近似“个能”音）才对。我很赞同，这使白读与文字达到了最佳匹配。同理，以方言表示他或她、它等等，温州唯有乐清籍人士以“其”（白读相似“长”音）表述或书写，而显得方言与汉语的极致吻合。
有了以上这两个特点，难怨鬼子听不懂了。因此，保护方言，用好方言，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欲犯我国家者，虽远必诛，坚决彻底消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