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斯·韦伯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ID: shangwuxueshu1897）
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平衡法是荷兰理论家西蒙·史蒂文(Simon Stevin)在1698年首先主张的。 不言而喻，一个个体经济可以沿着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到各种不同的程度。可能有一部分经济供应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而另一部分则奠定在手工业或庄园的形式上。所以在很早的时候，热那亚城就有一部分政治上的需要，例如进行战争的需要是通过股份公司用资本主义方式供应的。在罗马帝国，首都居民的粮食供应是由官吏管理，而这些官吏除对他们的僚属有管理权外，还因此而有权支配运输组织的服务。这样，组织的经理制或强迫贡献制的形式就和公共资源的管理机构合而为一了。今天，和过去大部分时间不同，我们的日常需要是以资本主义方式供应的，但我们的政治需要却是通过强迫贡献，也就是通过诸如军役、陪审义务等政治义务而供应的。只有需求的供应已经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到了这样突出的程度，以致如果我们设想这种形式的组织一旦取消，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就在意料之中，这整个时代才可以称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 虽然在所有各历史时期中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但是日常需要靠资本主义的方法来供应，却纯粹是西方的特征，而且，即使在西方，也是在19世纪以后方始成为无可避免的方法的。在早几世纪所看到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肇端，只不过是先兆而已，甚至16世纪多少带点资本主义性质的机构想来也可以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取消而不致引起任何重大的变革。 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这种会计制度又需要有: 第一，占有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作为独立经营的私人工业企业可任意处置的财产。这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了解的一种现象，也只有军队才是它的一个普遍的例外。 第二，它需要有市场自由，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对贸易没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这类限制可能是具有阶级性质的，诸如一个阶级有一定的生活方式，或者将消费按阶级路线加以标准化，或者有阶级垄断权的存在，例如城市居民不得拥有地产或者武士和农民不得经营工业等。在这样一种场合下，无论是自由劳动市场或商品市场就都不存在。 第三，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以合理的技术，也就是最终包括使用机械化在内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运用计算技术，为先决条件。这一点既适用于生产，也适用于商业，凡为准备和运送货物所需的一切开支，无不适用。 第四，可预测的法则。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如要合理的运用，就必须能依靠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无论在希腊城邦(polis)时代，或者在亚洲的宗法制国家和直到斯图亚特朝代的西方各国中，这个条件都不具备。皇家的“虚伪的公正”连同它的加恩减免，给经济生活的测算带来了无穷的麻烦。所以，上文所提到的英格兰银行只适用于共和政体而不适用于君主政体的说法是和时代的条件有关的。 第五个特征是自由劳动。必须有不但在法律上容许，而且在经济上被迫到市场上不受限制地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们的存在。这虽然和资本主义的实质相矛盾，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没有以出卖自己的劳务为生的一个阶级，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纵使仅仅劳动是不自由的，也还是同样不可能。合理的资本主义的测算，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方有可能。只有在这种场合，由于存在形式上自愿而事实上迫于饥饿的鞭策而去出卖劳动的工人，方有可能在事前通过协议明确规定产品的成本。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就是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我们的意思是说普遍使用商业手段来表明企业和财产所有权。 总起来说，对于各种需要的供应必须有可能完全以市场机会和净收益测算为基础。在资本主义的其他特征上面再加上这种商业化，这就不能不加强迄今尚未提及的另一个因素，即投机的重要性。但只是在财产采取了流通证券的形式之后，投机才具有高度的重要意义。 （摘自《经济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