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跃然，著名绩效管理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来源： 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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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抗疫模式转型的几点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文跃然
在过去三年，我对疫情控制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主要目的是把疫情控制当成一种绩效发生的试验场加以研究。有些理论认识和实际建议。分享给各位朋友，以求教于各位读者。
01
几个理论思考
（一）结构主义角度
1. 整体性
一个结构是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 。一组管理措施，可以产生一个与这组管理措施相联系的结果，或者效用。总体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完整性。如人的生命系统，四肢里面少哪一肢都不行。这次疫情抗击，如果把疫情消灭看成是目标，隔离、诊断、救治和巩固就是一个系统，要素一个也不少。
2. 转换
一组措施会必然产生某些结果。那么措施是如何产生结果的呢？措施作用于结果的作用机理是：结构的主体（人）一边构建结构（structuring），一边完成了结构的构建（structured）。被构建的结构其实就是一些新结果所形成的条件的新组合。如我们在诊断、隔离和治疗方面，强化开发检测试剂，从而使得检测能力100倍地提高、发展出一夜之间可以有效隔离一座城市的做法和1个月建设了一座有400个床位的方舱医院，我们的新结构就被这些新条件建立起来了。本阶段具有的结果是上一个结构的结果，也是下一个结构的条件。 没有一成不变的结构。结构总是在变动之中。 如诊断不是问题了，诊断的位置就可能归于零。如果国外疫情起来了，隔离的重点不在社区，而在口岸。同理，大家重视交通中的隔离和复工后的隔离，都是结构转化的例子。结构转化的动力是目标变化。发现结构转化的关键是行动和认识。
3. 自我调节
一个可以逆运算的系统就叫结构。 逆运算是检验系统是否成为了结构的试金石。 所以，不是什么系统都可以叫结构的。一堆海边的石子装到一个麻袋中，并不能成为一个结构。
一个结构自带检测对错和纠错的功能。如果我们想说1+1=2是否对，我们只需要反过来看，2-1=1是否对。如抓住抗疫的四个方面，是否就可以消灭疫情呢？尽管我们的答案不会在1+1=2那种自然科学情形下那样绝对有把握，但是如我们做好了隔离，疾病传播和感染会少一些。这就说明这四个因素对结果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些要素不可或缺。 人类是通过试错行动和反馈发现问题的答案和存在的问题的。也是靠这么一个特点，社会不会轻易崩溃。
4. 结构是如何产生的？
结构不是先天的。 结构是人在行动中发展出来的。人是结构形成的中心。 说到人是结构形成的中心，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是哪些人会对结构的形成做出贡献呢？结构的形成，与结构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关，如在武汉抗疫的早期，王成建议方舱医院，如李兰娟院士建议封城等等。有的结构来自高层的设想，有的则是来自底层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抗疫结构到底要靠谁来形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5. 行动与节奏
在2020年武汉疫情开始后不久全国迅速地被动员起来，有20万个医生、40万个村、10万多个社区、各级管理者、各种微信言论发表者参与到了疫情的防控中，工作密度高，所以武汉的抗疫结构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基本形成了，速度很快。 恰当的行动密度，是形成结构的关键。 这些年我们在检测、封控、大数据管理方面迅速地形成了能力，也得益于高密度的恰当的工作节奏。
（二）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人类认识问题的局限
人类是面向未来的动物。未来尚未来，而我们要看清楚它。这样， 认识未来就一直是人类的一个大任务，也是一个大难题。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体会。就武汉做例子。我在抗疫的结构形成以及结局上，有比较好的判断力。但是，我在四个问题上，一直缺乏判断力：1.到底会有多少人会得病？2.这次疫情何时会结束？（具体时间点）3.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会否导致一场经济危机？4.我们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从2020年1月底我就独自提出这个问题：这疫情对经济有多大影响？一直想算清楚一个账：疫情会有多大损失呢？1万亿？2万亿？10万亿？我观察社会上的各种讨论。最后，用自己的方法（用工损失）来估算。但是到底是多少，我也不确定。我看到现在专家们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应该用什么对策来解决经济问题呢？我看了各种讨论，有的说要用货币政策，有的说要用财政政策。有的说要用新基建。我提出过一个以就业数减少、资本金损失减少、避免短期危机并用加班时间来弥补损失的方法。我自然也知道，这种说法也不过是对着大海说要把大海舀干的幻想式的言论，并不通达真理。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面对未来，我们总有看不清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突破我们的认知障碍呢？可能有两个办法。 第一，加强我们的理论修养。第二，承认个人认识上的局限，让市场来找到答案。 在这一节，我重点谈第一个途径。第二个途径放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去谈。
我的哲学修养只够我用非专业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说三个人的理论。
1 ）马克思。 如果我把马克思和防疫放在一起，一定会被人耻笑，好一点的，可能被人误解。我还是想冒着这种风险，从马克思的角度看看如何强化认识世界的能力。最近看马克思的书，对他的方法论有新的理解。认识世界要从物出发，一个物一定会对应一种（社会）关系，如交换关系。凡是关系，如交换关系，都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运动，有运动就会有可以度量的结局（如价值尺度）。如果你建立这么一个认识方法，你对世界就会有一个以物质为基础、动态的和自然运行的认识框架。
先说病人数的预测。病人和对病人的治疗是一种对应关系。病和疗就形成了一对矛盾。我们可以治愈病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能够回答两个问题：最终会有多少病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床位和医生来治疗病人？因此，对疫情走势的判断，就回到了对治疗力量的判断。对病情是否可以得到控制的判断，就变成了对治疗疾病的力量的判断：如我们可以有多少床位？可以有多少医生，可以有多少检测和隔离能力？而这些都是可以用数量来进行预测的。也许我们不那么清楚传染病例的具体数量，但是只要对医疗条件的能力有正确的计算，我们对一个看不清楚的事情，就会有相对比较的判断。目前的疫情来势汹涌，我们很难估计全国到底会有多大感染面，但是，只要我们对治疗、隔离的能力有一个判断，我们的心中就会更有数一些。而且从力量出发制定政策，不会高估也不会低估我们的防疫政策。
2 ）海德格尔。 他有一个概念，就是去蔽。未来看不见，一定是有些东西遮住了我们的眼睛。因此，要加强探讨，有能力去蔽。他有一些概念，如物的有用性（utility）、caring of、dealing、in order to等等。大体意思是通过做某件事情，发现一个物件的有用性，这个有用性又会导致新的有用性。人在这种行动中，在有用性的链接中，发现了世界。
如在抗疫的早期，人们发现治愈者血清对治疗初次患者有用。因此全国就会动员更多的人去献血清。过去三年的防疫实践，让我们在很多方面的认识提高了。就检测能力而言，疫情开始的时候，武汉一天的检测能力只有几百人，后来到7-10天可以检测一个1000万人的城市，到现在一天可以在全国任何城市进行全员检测。这种能力发展是神速的。另外因为居委会、村民委员、公安和各级领导的介入，全国的封控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一个省级城市可以在一天之内实现静默管理，一静默就可以十天、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封控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没有注意到的短板，如物资供应，病人就医，一些基层干部可能办法粗笨，但是都在一个个地被注意到，逐步在解决之中。基于大数据的管理能力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行程码基本上可以对手机的10亿用户实现行程管理，赋码管理可以对10亿人实行分等级管理和入门管理。这些在疫情之初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个人认为这些能力的提升对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提升、对未来防止或控制任何其他疫情，都有无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这些都得益于探索。在操劳中发现世界。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
3 ）萨特。 人有两种存在，一种现在的状态，一种未来的状态。未来尽管被称为虚无的，但是未来有很多可能性。我们让自己变好的可能性不存在于过去，而存在于未来。不过到底哪一种可能性会最终实际属于我们，则是不确定的。我们作为人，必须责无旁贷地进行选择。选择就是行动。因此把握未来的主要手段就是行动。在过去三年里，我们通过行动发现好多可行的或者不可行的措施。行动需要怀着本真的态度，而不是自欺的态度。用俗语讲， 就是要怀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否则就不会看到本来的世界。
从力量角度说话，算清楚家底，不断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和实事求是，可以让我们对一个看不清楚的世界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三）政府与市场
哈耶克在《经济与秩序》一书中，从认识论角度给出了一个命题：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因此，每一个人都要和他人交换知识，才可以生存。而交换，就需要强调个人所有权，强调政治上的自由，强调市场机制。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他的自由主义不同于无政府主义。他知道作为政府，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知识，也会在很多方面做得好。他希望的是，政府有一个边界，不要替代个人之间知识的交换行为。那样会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很多学者只注意到他的自由主义，但是没有注意到他对政府参与交易发挥职能合法性的肯定。
就政府和市场，联系到这次疫情防控来说，发表一点什么观点呢？
1．政府有自己的不可认识的领域 。比方说这次在疫情的可能的严重性上，政府就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政府对各个企业的经济活动规律的认识也会存在局限。
2．市场有自己的弱点 。面对这次疫情，如果用市场交易的方式去解决，有些不赚钱的事情是没有人做的。
结果，政府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市场也有自己的活动领域。我个人感觉，防疫应该是政府的责任，而发展经济，在政策领域是政府的责任，而在行为领域则应该是企业的责任。 只有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才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抗疫结构 。
02
抗疫模式的结构转型
（一）过去三年抗疫的历史功绩
我个人认为，过去三年的模式有如下七大功绩。
1.在疫情可能带来的生命损失不确定的情况下，挽救数以百万的人的生命，用行动宣示了中国政府的“生命至上”理念。
2.证明了执政者的方法论的威力。
3.向世界展示了政府强大的执行力。
4.测试了执行队伍和人民群众高度集体意识。
5.积累了社会治理的行政和技术经验。
6.获得了一些教训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反思，知道在哪些方面我们的认识不够，也知道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二）旧有模式面临的挑战
在看到过去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原有模式进行反思。
1.我们的模式面临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最主要的变化是病毒的致命性大大降低了。各种专家的意见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都正在证明这一点。
2.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三年，主要矛盾是用一种抗疫系统应对不确定性，保护人民的生命，但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导致了对经济的忽略。如果这种局面再持续下去，民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吃饭这个民生问题。
3.原有模式的成本收益之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抗疫系统所耗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各种成本都算上的话，过去三年的抗疫成本应该在5万亿以上，这其中包括GDP损失，也包括商家和雇员的经济损失，还包括经济能力退化、国民心理成本和各种行政资源成本。尽管人民至上是最大的账，但是情况变化了之后，算账的方式也可能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探讨，在新的形势下，是不是有更好的保护人民的方式。
4.可能存在一些认知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和提升 。如高估能力、在一些地方采取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层层加码的做法，对事物的优先级之间的平衡的认识还有值得提升的地方，对如何平衡抗疫和尊重法制之间的关系还有认识盲区等等。好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改善认知方面，社会有了一个新环境。
（三）构建新系统
根据新的情况，我试着构建了一个新模式系统，见图1。
图 1：抗疫新模式
对新模式进一步解释。
总的来说，在未来的抗疫结构中，还有三个因素，这和抗疫早期形成的三个因素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抗疫结构的总目标等方面和每一个要素的具体行动内容方面，新的结构和老的结构都有明显的区别。经济要最大化，抗疫要适度化，政府管理要常态化和专业化。具体来说，有如下描述：
1.从抗疫为主过渡到发展经济为主 。尽管未来的抗疫结构仍然会包括抗疫的部分，但是新模式会逐步缩小抗疫在政府职责中的权重，而且即使是抗疫的部分，也强调个人检测、居家隔离、少量人员进入方舱、只有重症人员到医院进行救治。原有模式下的工作重点（如检测、隔离等）的工作量权重会大幅度减少，把腾出来的时间更多地放到经济的复苏上。
2.经济的重点以畅通为主。 畅通人员流动、畅通店面开工、工厂开工、畅通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环境，畅通货物流通。
3.在行政方面 ，强化各级官员对民生福利的创造能力、强化对民众的教育、强化民众的责任，同时更多地采取正向激励措施，对达到各种目标的领导者予以奖励。
4.在抗疫与经济平衡这个系统上 ，还要特别注意创造两个环境：经济引擎的构造和对外交流畅通。
5.强调疫情防治中的科学精神 ，对病毒和防治的认知要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建立一套以科学为指导而不是以行政为驱动的防疫体系。
（四）新旧模式过渡的三个阶段
1.过渡时期的混乱
我个人认为过渡时期一定会有混乱。这是自然现象。好比从艳阳高照突然变成狂风暴雨的状态。这是因为，任何结构的转换都有两个特点：第一，边做边像；第二，时间性，也就是一些措施的采纳到真正发挥作用，需要一些时间。
边做边像。 二十条发布之后，对各地防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认为二十条提出的“既要又要”模式很难实现。比方说，既要严格控制疾病的大规模传播，又要不随意动用封控手段。本来用封控手段可以有效切断病毒的传播，但是现在不能随意使用。还有，既要控制住疫情，还要发展经济，这本来是矛盾的。再有既要爱民如子又要老百姓自己承担责任。实际上曙光就在寻找到这些“既要又要”这一类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中。这些“既要又要”是一对对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方面就是找到新希望。
我们是在行动中发现新结构、找到新的手段的。 不去尝试，我们就不会知道某些方法是不是有用。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认为应该为转型创造更好的环境。鼓励个人的创造性。
时间性。 结构转型很多是需要时间才可以证明新结构的作用的。不可能今天进行居家隔离，就会知道居家隔离的作用以及他们对别的要素的影响。
2. 模式转型的三个阶段。 事物发展也有阶段。要从旧模式到新模式，完成它们之间的转型，我估计要经历三个阶段：探索阶段--最佳实践相对固化阶段--最佳实践形成阶段。
探索阶段 （2022年12月--2023年12月）。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很多。第一，病毒的毒性真地很低了吗？第二，病毒真地不会对生命构成很大的伤害了吗？第三，自我检测很有效吗？第四，居家隔离很有效吗？第五，方舱率可以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吗？第六，重症病人很少，不会对医疗资源构成挤兑吗？商店和各种经济场所不需要核酸码验证也不会引起严重的问题了吗？第七，不把乌纱帽和抗疫联系在一起，会导致各级官员的责任感下降吗？第八，减少司法系统对抗疫的介入，会降低抗疫政策的权威性从而导致更大的损害吗？第九，如果用一套平衡指标牵引各地官员，会非常有效吗？等等。可能产生“混乱”的地方包括方舱系统、放开后各个方面的衔接、人们的认知重构，和如果再遇到疫情反复应该如何做等方面，这些要引起高度注意。
最佳经验初步形成阶段 （2024年1月-2024年年底）。经过试错法和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一些最佳实践应该相对固化下来。比方说时间会证明病毒的死亡率、自我检测和居家隔离的效果、不要和少要健康码的后果、医疗资源的挤兑情况。做得好的，我们就坚持，不合时宜的我们就改正。同时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创造性，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经验分享的体系，对那些创造了好的经验的人进行鼓励。我相信，人类的智慧可以战胜病毒，这是自有人类以来的基本经验。生命至上的一个本有之意就是人类在特殊环境下的创造力至上。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相信和放手。
新模式相对成型阶段 （2025年以后）。在这个阶段，一些经过一年至两年时间考验的做法慢慢会被我们认识。我们把经过时间检验的最佳实践固化下来。
其他方面的配合。
03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新特征
（一）心态与观念变化
凡勃伦写过一本书，发表于1899年，叫《有闲阶级论》。这本书里讨论所谓的有闲阶级的新的观念，如金钱观念和消费观念，以说明美国正在形成一个有钱阶层的风俗，而这种风俗注定会影响美国经济的运行（粗浅看法）。我一直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中国也在形成有闲阶级（有钱阶级）。大部分在城市中有住房的人、在政府部门任一官半职的人、IT精英、文化名流、各种企业主等等。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这部分人大概有一亿人。而且已经延伸到第二代和第三代。因此，一个更加保守的社会观念会兴起，这是自然的。这个观念的主流是：爱惜生命；爱惜财产；尊重隐私；更加犬儒主义（明哲保身）；也更加相信社会秩序。这些观念通过这次疫情（长时间的高密度的与家人在一起和接触各种知识）而在一定程度上清晰了起来。 中国有闲阶级的新观念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关键。
（二）未来的中国是一个用智能制造养活全世界的经济体
我们五、六十年代的人慢慢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了。这两个年龄段及以上的人大概占了2.5亿，平均每六个半人里面有一个人是60岁及以上的人。而现在劳动力的主力是八零后、九零后。以后就是00+。掐头去尾，中国未来十年内的劳动力有7亿左右。七亿劳动力可以把世界的智能制造基本包下来。马克思年代，英格兰的100万产业工人，大概可以供全球20亿（我猜测）人的工业用品供应，如纺织品。现在中国3-4亿产业工人其实可以把世界主要的工业产品包下来。 中国有继续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条件。这个制造一定是智能制造，因为劳动力越来越贵，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做脏活。
抗疫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在国家的庇佑下，我们有幸没有感染新冠病毒。我们站在国家兴亡的角度，发自肺腑地希望国家的抗疫做得更好，就像胡锡进先生那样，为了国家的模式转变，积极建言，哪怕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自己可能感染新冠也不足惜和不足惧。我们知道，在过去三年，国家尽力了，我们也知道，人类靠自己的努力最终可以找到新的出路，平衡好疫情控制和经济发展。
明年是另外一年。 Thecoming year is another year！
《滚烫2022：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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