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儋州北门汲江处考论
东坡贬琼三年,主要行迹集中在昌化军治(位于今儋州市中和镇)。除东坡书院之外,还有许多东坡自己记载的行迹,虽然经过历代官修史志记录或民间传说、承继,具有基本事实依据,但因缺少准确记载,其真实细节,具体位置,至今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仅在昌化军城北门一带,东坡自己记载经常行走、停留的地点,就有不少未能准确定位。
世人皆知,东坡嗜茶。东坡对于煎茶用火、用水,乃至水瓯、炉铫、饮盏等都十分讲究,极为注重,几至挑剔、偏执。纵然是贬谪海外,停薪断米,衣食无着,也要千方百计亲手“煎茶”。正因如此,东坡大学士对中国宋代茶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历史性的,所记茶饮诗文也万众相传,有口皆碑。东坡变卖酒器,买地筑室,建成桄榔庵,居住两年多。后期,他于明月之夜,自桄榔庵行,出北门至宜伦江,即北门江,“汲江煎茶”,所行路径如何?当年“汲江”以取“活水”的具体位置究竟是在何处?
一、《汲江煎茶》所记场景在昌化军治北门江
东坡先生所作最有名的煎茶诗包括《试院煎茶》、《汲江煎茶》等。前者所述已几近一部煎茶专业韵典,后者则着重记述亲手汲取“活水”的经历和经验。
《汲江煎茶》世传有不同版本,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本为:
活水仍(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汲(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卧(坐)听山(荒)城长短更。[1]
括号内为《苏轼全集校注》用字。[2]
关于此文所作地点,近年颇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是作于惠州,当然也提出若干依据。出生地即在当年昌化军治所(今儋州市中和镇)的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海南省苏学研究会高级顾问、儋州东坡文化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韩国强先生,早年即提出若干论据,以证此诗作于儋州。近来又有文化学者、海南师范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何以端先生,专文评说《论苏诗〈汲江煎茶〉必作于儋州》(全文原载《苏学研究》2019年第4期)。他们都提出许多重要论据以支撑这一学术观点。何先生认为:这不是“荣誉”属地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理解典籍,追溯古人思想感情的问题,对学人来说这类探讨恐怕是永无止境的;同时,这又是追溯苏东坡独特人格和艺术魅力的一个典型案例。
还有另外一个史料例证,此前似无人从这一角度评判:
金朝冯璧(1162—1240),金真定人,字叔献,章宗承安二年经义进士。他所作《东坡海南烹茶图》一诗,分明是画作题跋。画作未传,此诗有记:
讲筵分赐密云龙,春梦分明觉亦空。地恶九钻黎洞火,天游两腋玉川风。
原诗
海南知名文化学者蒙乐生先生介绍《东坡海南烹茶图》时说:这“是一首题图诗,系金代进士冯璧想象苏东坡在海南烹茶情景所绘的国画。”[3]这是一首诗,画作应另有其人。东坡于海南烹茶,毫无疑义。海外荒蛮,近处黎峒,钻取烟火。“天游”,既为“地恶”对仗所需,又指东坡豪爽气慨。冯璧先生定是读过东坡早年这首《行香子》:
绮席纔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
共夸君赐,初拆臣封。
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
鬬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
暂留红袖,少却纱笼。
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4]
东坡作于元祐二年(1087),时在开封。明人杨慎在《升庵词品》中有记:“密云龙,茶名,极为甘韾。”有注为福建名茶。“两腋清风”,亦出自此处。
更为重要而少有关注的是“玉川”二字。冯璧题诗,用典精到,出处严谨,“玉川”之水,定有来历。唐白居易《和李相公六韵》有“似从银汉下,落傍玉川西”句。唐卢仝喜茶,尝自汲清泉水煎煮,自号“玉川子”。后以“玉川”指为清澈的河水,而非井水、池水等死水。既是“东坡海南烹茶”,当在昌化军;既然是清澈的河水,昌化军治旧城,仅只北门外有北门江水,长流不息。
也有论者,以东坡作天庆观《乳泉赋》,极言“醪醴湩乳独发于宫中”,且“沛然而无穷”,以此否定东坡居儋曾汲江煎茶。
当然,宋时儋州,确如东坡所指“百井皆咸”。《万历儋州志》“涨海”篇记:“飓风起西北,挟雨,海水须臾高溢十余丈,漫屋淹田。即无大雨,江水涨邑,则田畴积咸,连年失耕,沿海图分最苦之。”[5]东坡煎茶,对水的要求几近苛刻。这种咸涩之水,绝非烹茶可用。
古人烹茶,上品为山泉,中品为江流,下品为井水。东坡居儋,多方探寻,饮用比照,发现天庆观泉水相对适宜煎茶,
东坡居儋《与程秀才三首》,其一介绍已“结茅数椽”,买地盖了几间屋。其二则具体说明“新居在军城南”。此简作于元符元年(1098)。[6]孔凡礼《苏轼年谱》载:东坡迁居后,“居邻天庆观。得甘泉,作《天庆观乳泉赋》。”[7]此泉虽好,只是相对于“百井皆咸”而言,毕竟不及东坡期望值,且井泉之水仍系“死水”。依当年儋州生产力状态,所谓井水,也仅是浅层地表之水。
东坡《汲江煎茶》一诗,张志烈等校注有:“元符元年(1100)年春作于昌化军”。[8]这是东坡居儋第三年,“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人熟地熟。他不再满足于天庆观泉,开始夜出城门,自汲江月,得涌流活水,清澈甘甜,兴奋不已,遂赋诗抒怀。
此外,元符二年(1099)三月,东坡还曾作《书城北放鱼》。记曰:
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得鲫二十一尾,求售于东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买放之。乃以木盎养鱼,舁至城北,沦江之阴,吴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鱼皆随波赴谷,众会欢喜,作礼而退……元符二年三月丙寅书。[9]
鱼,由鱼者捕自城南,东坡诸君,购之而放生于城北。东坡居所桄榔庵,距城南近,而离城北远,众人宁可雇人抬木盎远行,放生于城北,是因“城南之陂”,池塘或护城河渠,当是死水,而城北“沦江之阴”,活水涌流,故而可见鱼皆随波而去,众人作礼而回。北门江,是因濒临北门而民众俗称,史志记为“大江”,另有名为“伦江”。日之所照曰阳,水之南、山之北曰阴。东坡放鱼城北,即是出北门,就近在靠近城门的伦江南侧,“吴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
二、苏学专家步寻水源于北门江畔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与海南省苏学研究会联合承办“第二届苏学研究高端论坛暨昌化江东坡峻灵王文化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四川辞书出版社等研究出版机构和全国20多所高校的苏学研究专家,于2020年10月24日起汇聚海南。10月27日,部分专家在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儋州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等本地学者陪同下,专程赴儋州市考察,细化苏东坡居儋行踪,重点寻访东坡汲江行程与地点。
参加考察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陈才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眉山三苏研究院院长方永江,四川辞书出版社副编审、《东坡茶》作者张国文,江苏盐城工学院教授张翠爱等。海南省参加考察的专家、学者有海南省苏学研究会会长、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阮忠,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李公羽,海南师范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何以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原副总编辑朱新彬,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秘书长高中桥、会员蓝明等。儋州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郭益华,儋州东坡书院管理处负责人王圣阳,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监事、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谢仿贤等全程参加考察。
专家们首先抵达东坡当年居儋买地筑室所建桄榔庵遗址,踏过残垣废物,拨开丛生杂草,辨读核校清康熙四十五年儋州知州韩祜重修桄榔庵时,请时任琼州府知府贾棠所题写的《重修桄榔庵记》旧碑原文。
专家们步行至东坡井探访,并随即再返桄榔庵遗址,全程步行,根据史志所载州城舆图方位,并在当地专家郭益华、王圣阳、谢仿贤等引领下,由桄榔庵出发,探寻东坡汲江必经之路。
东坡汲江,绝非偶一为之,应是惯常行为。研判东坡行径之路,是确定汲江遗踪题中应有之义。
桄榔庵位于城之西南,离江不远,但丛芜无路。何以端先生认为:坡翁不走大路就很难接近水边,因为近河水潦沼泽地方太多。本地摸螺捉鱼的农夫、小屁孩都能走,坡翁却不能走。他应该是从东门或南门进城,北门出城到江。
东坡居城外,由西门或南门入城?无记载,有争议。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监事、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谢仿贤先生研究认为:东坡井,距城西门近;桄榔庵,距城南门近。东坡日常应是进南门、经城中州府(今中和镇政府)西侧,北行,出北门,至北门江边。
州城北门,是武定门。今日此门已由临时障碍阻断,不能通行。据悉,2016年8月因受台风“电母”影响,中和镇故城武定门和镇海门中部天井坍塌,武定门外侧城墙坍塌。近年因多种原因一直未能修复。
专家们沿城墙内侧道路东行约百米,经一三尺小巷北行数十米,绕路出城。再返至城墙外侧,武定门方向均为杂树与建筑挡板遮拦,只能估计大致方位。再沿城外道路向北偏东方向行进。儋州市几位学者指称:北门江仍在远处。
众人在北门外宜伦江畔,沿途寻访、察看。陈才智、方永江、阮忠、李公羽等专家,依史志文献记载和东坡诗文线索为据,提出问题,提供研判、查考的方向。历史地理研究学者何以端,从古代地理地质与史料舆图等方面论证,并结合当代航拍图、卫星图、实景图和等高线等综合定位研判。郭益华、王圣阳、谢仿贤等本地研究者结合儋州史志、民间流传和亲身经历等,介绍北门江水域、水质、水系等变化情况。张国文等专家并直抵江边,亲口辨尝江流水质。
三、北门江的位置、走势与水质
东坡居儋,毕竟已是920年前。宋元明清时代,地理地质变化较缓,人力改变自然的能力极为有限。但嗣后因战争、建设与开发,北门江受人力因素影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剧增,形态改变加快。
(一)州治有城,城北有江
《万历儋州志》“天集·建置志”载:儋州故城,“汉楼船将军杨仆所筑。仅二百六十步,高一丈四尺。后徙于高坡,即今治。宋元因之。(旧志云:当时周匝皆植刺竹,岁久更加若织,以此御侮。)”[10]地理历史文化学者何以端先生近十多年多次前往儋州考证,认为唐宋儋州因热带季雨林气候“凌暴飓雾”的自然灾害与人力财力所限,并无土石所筑城墙,甚至完全由夯土筑城也不可能。专家学者结合历史文献与现场方位作进一步推论研判。
考东坡居儋诗文,多次提及城北、城南、城东、东城、西城等,说明当时城垣基本形态已经完备。极有可能是底层为夯土堆砌,成型城垣,中上或“皆植刺竹”,十余年后,竹根密布,刺竹严密,可为防御。城之四门,定有雏形,或未必有瓮城之类建筑,但至少留一垛口,以高大的竹木之门开闭。城周应有护城河。故城南之陂,有城河之渠,或较大的水塘,才会有较大的鱼生存,并有鱼者专事捕捞,以此营利。
《正德琼台志》载儋州大江水“发源自黎母山,续合诸水来绕城北,西流十里至新英浦,与新昌渡水合流,会潮成港,复经羊浦入大海。[11]
大江源流出自海南岛中部山区,即南渡江。经白沙县,进入儋州境内,汇为松涛水库后,一路流向东北,至海口入海;一路流向西北,经那大镇(今儋州城区)西侧,流入天角潭水库。流出此水库后,名“长坡江”(因清康熙年间这一带设长坡墟,后为长坡公社、长坡镇,2002年并入东成镇),大致流入中和古镇——900年前的昌化军治区域,则称“北门江”。旧时在东坡塘前,分为二水:小江由东坡塘出,沿城而流,可能与护城河通;大江远城,亦绕城北。在今中和镇高园村附近,二水汇合,西流入海。
《道光广东通志·琼州府》载:“伦江,在城北门外。义伦县以义伦水为名……伦水发源黎母山,续合诸水来绕城北,西流十里为大江,至新英浦,与新昌渡水合流,会潮成港,复经洋浦入海。”[12]是时,昌化军辖宜伦县,军治与县治同在一城。另有官方驿站,名宜伦驿,即是东坡初抵儋时所居之处。
《正德琼台志》卷六“山川”载:儋州“大江在州北一里东厢……沿流名有四:因源出黎母曰黎水;宋改为昌化军,曰昌江;因浦得名,曰新英浦;港曰羊浦港。”[13]当然,此“昌江”非彼“昌化江”,只是曾因流经昌化军而短暂称为“昌江”。
(二)大江冲决,在城之东北分为二江
《万历儋州志》载:大江“在州治北门外。发源黎婺,流接沙锅,经天角潭会诸水,合流至州治东,冲决分为二江。至□龙复合,下与新昌相会。”[14]
“州治东,冲决分为二江”,此语至关重要。《正德琼台志》卷十三记各地公署,在儋州篇中记有“州旧有海南道公署,在东城垣之下,洼隘庳陋。前此亦以鲸波之险,使辙罕至”。[15]海南中部山区如遇长时间暴雨,在唐宋并无人力水库蓄洪的条件下,洪水奔流而下,至儋州中和镇平原一带,特别是城东地势低缓,肆虐横溢,冲决旧道,形成新的支流。查多版本儋州志和琼台志,凡有舆图,均清晰可见二江分流。
《万历儋州志》“儋州全图”,可见大江自东坡祠前开始一分为二,绕城东北,内流经城北门,至城西北方,与外流相合,汇入洋浦海湾。[16]二江分流,如同北宋时澄迈县老城西门外迈水分流相似,近城门之江流为内水、有里桥,远城门之江流为外水,有外桥。类此,昌化军治城北门外二江,可称之为内江、外江;二水之间地带,可仿昌化江畔同样名之为“二水洲”。
《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关梁”篇中,则明确记有大江、小江:“儋州桥六:大江(在州北门外,泉南许康民建),小江(去大江一里)。”[18]
《民国儋县志》舆图所示,不仅可见大江自城东分流,而且图中众船拥簇,帆旗摇荡,煞是壮观。可以想见当年水盛舟行之貌。
东坡《和渊明怀古田舍诗二首》引言有记:“儋人黎子云兄弟居城东南,躬农圃之劳。偶与军使张中同访之。居临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为醵钱作屋,余亦忽欣然许之,名其屋曰‘载酒堂’。”[20]此地即今之东坡书院。院前现仍有硕大的池塘,水木幽茂,荷花映天,曲桥扶栏。
《万历儋州志》“天集·水利”篇,篇首即有更详尽记载:“大江陂:源自沙锅岭,蜿蜒百余里,历长吴、李许等都至州城北,历大英都入海。沿江两岸皆截流堰水为车,灌田四千余顷,名近江田。”“小江陂:水自零椎分流一道,绕出东坡载酒堂,至城东门外,复接大江。灌田百余顷。”[21]《道光广东通志·琼州府》“山川略”记为:“小江陂,水自零惟分流,一道绕出东坡载酒堂,至城东与江合。”[22]二水分大江、小江,小江近城,大江远城。所谓“江陂”,是从水利角度而论。小江水“绕出东坡载酒堂”,充分印证王圣阳先生所说“东坡塘”水系源头来自上游,下游汇入大江。《万历儋州志》记小江陂“至城东门外,复接大江”,如是“经城东门外”复接大江,则更精准。
《康熙儋州志》儋州全图所示十分清楚:城东的东坡祠南侧,有一大的水系,绕城流至城西北角处,汇入外江。[23]
王圣阳先生常年负责东坡书院管理与运营工作,对此地景物生态十分熟悉。他说:“东坡书院前面的池塘,以前就叫‘东坡塘’,水系来自上游的天角潭水库。1991年底我刚到东坡书院时,那时候确实有水从这里流入北门江,当时水面宽约二三米。这些年来中和镇发展,填土造地基、建公路等,水系改道了。”
查《雍正广东通志·琼州府》“山川”篇儋州部分载:“大江,在北门外一里……分而为二,流绕城北,至潭龙地方复合,又会东坡塘由洋浦港入海。”[24]
据史志舆图分析,并结合儋州专家学者的回忆,可以断定:现在所见的北门江,是历史上的外江,即大江;而作为支流的内江,即小江,由东坡塘起,至城西北方潭龙,二江复合之处,整段江水在本世纪初年断流。
试想:假如没有距城北门仅一里的内流小江,仅是数里之外的大江,或许就不会被称作“北门江”了。
(三)江水品质的主要特征
否认东坡儋州汲江的另一种观点是认为北门江水咸涩,不能饮用。依据主要是《万历儋州志》所记“江水涨邑,则田畴积咸,连年失耕”。[25]
何以端先生考证:北宋时昌化军治所地势较低。据此分析,境内确有“飓风起西北,挟雨,海水须臾高溢十余丈,漫屋淹田”之况。此时海水倒灌,“江水涨邑”,水质改变,海之咸水与江之淡水,混流上行,达十数里,至北门一段,是有可能的。然而,北门江入洋浦湾约10里,入湾处至洋浦港进海,又约10里,海水倒灌20里,并非常态。由此可推论:一是海水因涨潮而倒灌,随距离而势能变弱;二是飓风暴雨,恰逢涨潮,海水托顶入江,并非年年有遇,通常不会发生;三是退潮之后,大量清澈淡水涌流入海,这必是常态。
依据史料记载,旧时北门江水的质量,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曰“深”。东坡有记“自临钓石汲深清”。北门江上游水系,是由海南岛中部多条山区性河流,汇入松涛水库积蓄。旧时没有人工开发管理的水库,但这一带仍具备积蓄沉淀河流泥沙的功能。江水过那大镇后,再入天角潭水库区域,第二次沉淀泥沙,因此江水注入近海平原区域时,不像南渡江、昌化江那样携带大量流沙,淤积河道。北门江流域至今少有沙石冲积,因而河床较深。
二曰“清”。水深则清。江水沿途汇聚大量地表径流成分,也有大量林间渗出汇聚的浅层地下径流。来源纯正,清澈奔流,水质洁净。王圣阳先生认为:一是上游水经天角潭水库沉淀,流出后汇入东坡塘再沉淀、再流出,水到城北门外,肯定是清澈的。1991年底王圣阳先生到东坡书院工作时,所见东坡塘和北门江水,都是清澈的。只是日后附近长期生产生活影响,水变浑浊了。结合王圣阳先生论述,则江水至北门,是经由三级过滤的:松涛水库、天角潭水库和东坡塘。
三曰“纯”。此江水被坡翁选用煎茶,可知水质清澈纯粹的确非同一般。这得益于未受破坏的海南岛中部原始森林。东坡记载了江边有“钓石”,可知江中鱼盛。东坡与一众文友购得渔夫自城南捕获的鲫鱼二十一尾,特请人抬盎放鱼至北门江,也正是看中江水纯净。果然鱼儿在此随波而去。
四曰“活”。大江水源,来自中部山区,常年涌流,奔腾不息。这是东坡最终选择汲江煎茶的根本原因。每遇暴雨,山洪暴发,流量骤增,水流更急,活力无限。洪流过后,水质会更好。
苏学研究诸专家亲至北门江畔,在苏东坡“汲江煎茶”纪念牌河段考察时,《东坡茶》一书作者、四川辞书出版社张国文先生兴奋地跑下江边,双手满掬江水,一饮而尽,回身向岸上诸君喊道:“确实是淡水!”
东坡智慧,汲江之时,月朗星稀,夜空晴和,断无飓风雨暴、涨海逆潮之时取水。独自一人,负瓮持瓢,夜吟慢行,渐至江边,下至钓石,面对江月一轮,舀归春瓮。此水定是甘如饴也。
何以端先生曾指出:“明清两代儋人诗作不少,但效法坡翁汲江之雅,却未见。”这应有多种原因,未必是水质变化,大概主要是后世诗人如同东坡嗜茶至如此极致者,不再得见。
四、汲江钓台即在北门近处
一众苏学研究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儋州东坡历史文化遗踪,自桄榔庵遗址步寻汲江之处,目的就在于以实际体能与方位,结合史料文献记载,辅以现代科学手段,体验并考论东坡当年汲江之路、汲江之处。
(一)东坡汲江,行程不至太远
今出北门,无直接北行之路,只能沿城外道路东行。
想当年宋元时期,驿道入城,应接连跨越大小二江。东坡居时,尚无石桥,推论至多有简易木桥,甚至丰水期须以船渡。东坡有诗:“小邑浮桥外,青山石岸东”,可知是几只小船,铺设竹木而成浮桥。
沿路东侧,有很长一段低洼处,林木繁茂,时有积水,应是河道旧址。顺路转向北偏东,再行约三四里之后,豁然开朗,即见大江,自东南向西北流向。顺江岸再行约一里,江边有当地树立的标示牌:“汲江煎茶”。事先未见任何关于此事的介绍,突见标示,众人都为地方政府做了一件有文化的事情而兴奋不已。尽管牌上文字错讹甚多,不忍卒读,但毕竟录有东坡诗文,公开介绍92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桩趣事,也为游人怀想并留影提供了一个实证,大胜于无。
依史志舆图为据,比照卫星图示位置,结合步出北门外数里之遥的实际,综合研判,现有标牌的这一“汲江煎茶”位置,仍可商榷。首先,此地是当年大江之岸,不是紧靠北门的小江之阴。如东坡至此,需过小江,抵大江,难度极大。其次,此地距北门太远。东坡老先生不可能背一水瓮,赴如此远程,汲江往返。有人提出:东坡之子苏过,陪侍终日,一身百为,应陪同或替代老父亲汲取江水。但东坡自己所记,十分明确:“自临钓石汲深清”,亲自操作,绝无代劳。这不仅是水质保证的前提,也是情怀所在。
确认此地“汲江煎茶”的原因,推测有二:一是根据现代江流位置,确定古代汲江之处;二是认为如果没有江水,则汲江无从谈起。这种工作方式与思维逻辑,无疑是有道理的。只是没有考虑到900多年以来,特别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近30年来的发展变化。
《正德琼台志》卷六“山川”载:儋州“大江在州北一里东厢。”[26]出北门一里路至江边,这应是东坡汲江所可接受的距离。《雍正广东通志·琼州府》“山川”篇儋州部分载:“大江,在北门外一里。发源黎母山,至那骞山分流,一支名榕桥江,西北流由顿积港入海;一支西流至黎粉山,分而为二,流绕城北。”[27]由此甚至可以推论:明清时期北门外一里甚至即是大江主流。
因此,出城北门,仅只一里,确定即有江水。
谢仿贤先生也说:他小的时候,出北门就有河流。
(二)自负瓮与瓢,亲力亲为
东坡至江边钓石之上,“大瓢贮月归春瓮”。瓢与瓮,均是旧时家居常用生活必需品。
而今年轻人,多未识“瓢”之真容。旧时多取葫芦干壳,掏去中瓤,锯为两半,工业产品缺乏时代,常用于舀水,即为“水瓢”,不仅轻便,还能漂浮水面。东坡居儋诗文,多处提及“负瓢”“持瓢”,或装酒,或舀水,实为基本生活用具。
儋民自古,家家有瓮,瓮体大小,各用不同,既可盛水,亦或酿酒。瓮形多种,或可放置,体大口阔;或可背负,系以绳索。东坡汲江,自负一瓮。按东坡老人家体能条件,一瓮及水,大致二三十斤应可承受。瓮约三五斤,则一次汲取一二十斤江水,煎茶可用数日。然而,行程不能过远。
王圣阳先生实地步测,按现在道路,自桄榔庵出,经宁济庙,至武定门,约为1100米。东坡老先生背一口瓮,星月之夜,穿城中、出北门,至江边,应有三四里路,来回五六里,已属不易。何以端先生据当代卫星图,以测距软件得出:桄榔庵至北门外小江水边,1711米,三里半,来回七里。如此距离,成年人约45分钟即可。何先生另有考论:中和镇古城,或是明洪武时扩建,增加了城池南半部。如是,则东坡汲江不入南门,距离更近一些。
不能想象东坡背水瓮,持水瓢,出北门后,月夜涉足,跨越内水小江,进而再行至外江主流汲水。更不能想象,老先生汲水之后,背负满水之瓮,原路返回……
(三)浣沙钓石,汲江同位
尽管如今北门外的小江已经断流,但从航拍图中看,原小江走势仍清晰明确:两岸的建筑物和林木组合,仍显示和保留着明确的河道区位。
今吉贝路至解放路之间的东北-西南走向的道路,即应是当年的小江长堤;小江流到解放路段位置后,即沿城北、经北门,向西偏北,与大江汇流。
1960年,国家航拍,海南全境有图,1974年第二次航拍。何以端先生提供了目前能找到的标示有“1969”的航片(不知是否经处理的1960年原片),这是中和镇最接近城垣毁前的地表影像。图中可清晰看出小江曾经流向的地势:自东坡书院,西北向,直至与大江合流。
当代卫星地图更为清晰。何以端先生以儋州中和镇旧城一带卫星图为底图,作具体标注:粉色虚线为旧驿道,两五星分别为现标志“汲江煎茶”处与史上问汉亭位置。红色虚线为李公羽标注:小江水自东坡书院前荷花池(旧称东坡塘),至与大江合流处的走势图,红色圆点为考论东坡汲江位置。
东坡放鱼,在“城北沦江之阴”,“浣沙石之下”,想应与“汲江”在同一位置。这里应是岸边较为宽阔的地段,并有“吴氏之居”,江景宅院。应有步阶而下,近水面处,有一较大石块,既可垂钓,亦可浣洗。
(四)江水映月,共舀一瓢
春江月色,夜静更深。众人皆睡,浊气不闻;东坡独醒,步出北门。江上清风,松间月明,陪伴坡仙,钓石亲临,以汲深清,活水流奔。江水映月,一瓢收存,春瓮盈盈,足意满心,是夜分瓶,梦也清纯。
南宋文学家杨万里(1127-1206)《诚斋集》卷一百十四中赞美东坡汲江诗:“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汲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状水之清美,极矣。‘分江’二字犹难下。”评论已悟透东坡汲江神韵,与儋州北门故事,千年留存。
东坡回到桄榔庵,以小杓分江,夜瓶另储。次日煎茶,自饮饮人……
920年之后,有何以端先生赞之曰:“儋耳之‘陋’,乃至一瓶清水亦足称奢侈!他成功‘汲江煎茶’,才会如此珍贵,如此激动,不顾劳顿无茶点之佐,烹茶细品,才会写下这首千古绝唱!”
东坡离别儋州,北归中原29年之后,东坡当年好友许珏(字君瑶)之子许康民捐资,并从老家泉州请来工匠,建起过江石桥,名为“大江桥”。
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藏,说卷之十五,第7页。
苏轼《汲江煎茶》,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四三,第5116-5117页。
蒙乐生《海南茶诗缀珠玉》,《海南日报·海南周刊》,2019年3月25日,B06版。
苏轼《行香子·茶词》,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二,第533-534页。
曾邦泰《万历儋州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10月,天集,第25页。
苏轼《与程秀才三首》,王时宇《苏文忠公海外集》,海南出版社,2017年1月,第163-164页。 ↑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卷三十七,第1293页。
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四十三,第5117页。
苏轼《书城北放鱼》,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杂著,第44-45页。
曾邦泰《万历儋州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10月,天集,第67页。
唐胄《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3月,卷六,第108页。
阮元《道光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61页。
唐胄《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3月,卷六,第108页。
曾邦泰《万历儋州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10月,天集,第27页。
唐胄《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3月,卷十三,第313页。
曾邦泰《万历儋州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10月,天集,第9页。
唐胄《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3月,卷一,第20页。
黄佐《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南出版社,2006年3月,第303页。
彭元藻、曾友文《民国儋县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2月,第22页。
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34页。
曾邦泰《万历儋州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10月,天集,第29页。
阮元《道光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77页。
韩祐《康熙儋州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10月,卷一,第6页。
郝玉麟等《雍正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61页。
曾邦泰《万历儋州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10月,天集,第25页。
唐胄《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3月,卷六,第108页。
郝玉麟等《雍正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