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扛不住的人，有的回国，也有的自杀，
留下的大多数人由于生活所迫，初衷早已不在。”
— 环行星球 · 第05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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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居住悉尼30多年的Michelle，今天她要跟我们讲一讲八九十年代时的移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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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移民-Michelle 来自环行星球 00:00 17:14
讲述者-Michelle / 音频制作-大绿
制图-大绿 / 编辑-白鸥
— 文字-Michelle / 审稿-小阿 —
八十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风华正茂，老年人也意气风发。
遗憾的是当时各方面资源都非常匮乏，闭塞使我们无知，从而也激发了我们极大的求知欲。走出国门，是一条大家梦寐以求的路。那时流行的说法叫“出去闯”。
BBC 旅行纪录片
Around world in 80days 里的片段
摄于80年代末的上海
剪辑@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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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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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于现在留学或移民澳洲的国人，当年出来闯的人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还背负着巨额债务以及亲友的无限寄托。那时候有机会出国的是极少数的幸运者。耗尽了资源也没拿到签证的大有人在。
那时办理出国需要工作单位或学校出具介绍信。国家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章法，办事人员羡慕嫉妒恨的情绪会无端地添加许多麻烦。
那时，国航从广州飞悉尼是中国去澳洲的唯一航班，还不是每天都有。我买机票还得托人“走后门”。1989年起国泰航空垄断了上海和北京经香港飞澳洲的航班，买机票才变得不再那么难了。
80年代的澳洲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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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初到澳洲的国人是北上广深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以学英语为主，水平参差不齐。真正能到大学读书的是极少数。除了国内大学担保的研究生和交换学者外，多数人都没钱交学费。申请有研究基金的硕士或博士简直难似登月。
最令人晕眩失重的是，当时国内和澳洲的经济状况差距悬殊。那时，我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我在澳大利亚一天的花销，感觉像掉进了深渊。
在澳洲租住的房间里一无所有，大街上捡不到旧床垫的话，就直接睡地上。与国内通讯和交流的也很不容易，曾有人偷打国际长途，耗费房东上千元澳币，房东不得不把电话锁上。
澳洲旧时的电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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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习惯于国家分配工作的体制，加上当时国内的学历不被澳洲承认，我们完全不适应自己找工作。语言障碍更限制了我们的机会。而广东话也是北京上海留学生的第二必学语言，因为澳洲华人老板几乎只说广东话。
被当地华人蔑视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每小时3刀的苦力，你爱干不干，后继大有人在。当然人群中也有偷懒和偷老板东西的。以至后来，澳洲的华人媒体在讨论是否接受我们这批留学生时反对声一片。好在英语稍好一点的人可以在职介中心（Job Center）找到一些低技术、低工资的工作。
80年代的澳洲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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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省钱，我们经常只买很少东西吃。有人每天下午去面包房买一毛钱一大包的面包片（面包房每天晚上关门后会把剩下的面包全部扔掉），然后第二天的伙食就只吃这一包面包加水。
九十年代初刘观德写了一本书叫《我的财富在澳洲》，记录了我们这一批人初来澳洲的囧相。前途不够光明，道路无比曲折，我们感到极度的无奈。在为生存的忙碌中麻木到甚至没有失落感。少数扛不住的人，有的回国，也有的自杀，留下的大多数人由于生活所迫，初衷早已不在。
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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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霍克总理激动的眼泪，90 年代初大约有四到五万中国人，包括已经非法逾期滞留打工的“黑民”，只要是合法入境的，统统获得了澳洲永久居住权。我们自然欣喜若狂。
悉尼歌剧院
照片@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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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澳洲中文媒体开始告诫大家要融入澳洲社会。
可什么是澳洲社会呢？
对社会福利没有一点概念的我们，起初都拒绝任何帮助。后来慢慢就有人开始享受起不劳而获的福利。但社会福利也只能满足基本生活，我们这批人毕竟是出来“闯”的呀！于是发财致富成了我们的新目标。
最初的普遍情况是女性去各类制衣厂工作，男性的工作范围要广一些，可以做清洁工、厨师、厨房杂工、工厂流水线操作、仓库管理、金属加工、船坞维修、家具制造，也有许多男性在制衣厂工作。
80年代时 澳洲繁忙的购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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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批人里的大多数不仅仅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都曾在农村或工厂里工作过，因此适应力极强。在给别人打工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自己做生意，除了开制衣厂和家具厂，还有人开商店、超市和餐馆，也有人开性服务店。做生意最厉害的是后来回国成立的“尚德电力”公司。
我和老公最终开起了自己的家具工厂。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年只有圣诞节和复活节二天休息，一路算是乘风破浪，进入了“中产阶级”。
而关于什么是“中产阶级”，其实只是一个笑话。当时澳洲电视台采访了许多人，问：“你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包括我们这批人在内的华人的回答几乎都是：“中产阶级”。
种族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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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澳洲，已不再是“白人澳洲”，政治家们已经在积极地倡导多元文化。
在悉尼，特别是在利物浦附近，有意大利、中东各国、越南、东欧各国，包括南斯拉夫移民。
意大利人到澳洲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后，他们被排斥，受尽歧视和压迫。现在的意大利人家庭里，即使子孙们都小有成就，许多老人依然顶着烈日在自己的田地里种着西红柿。我结识的许多意大利人都非常热情友善。我还向他们学会了做多种意大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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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街上或坐在公园里，时常会碰到主动打招呼的南斯拉夫人。在铁托的社会主义年代，南斯拉夫人有房有车，还可以随便移民。可是不久，他们的自我介绍就变成了“我是塞尔维亚人”、“我是波斯尼亚来的”。
越南人从海上死里逃生来到悉尼，在Cabramatta建立了规模不小的商业区。他们刚倒时被欺压的程度更深，由此产生了越南黑帮势力。
乘船离开国土的越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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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接触过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约旦、也门的移民。
我了解最深的是黎巴嫩人。黎巴嫩曾经是中东的瑞士，他们移民澳洲有上百年的历史。我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参观泰坦尼克号博物馆时，惊奇的发现当时的头等舱里，黎巴嫩人占很大比例。
我也接触过很多波兰人。利物浦附近的波兰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不知为何，波兰人融入澳洲社会容易许多。
飞机降落悉尼机场前
照片@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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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遇到过很多被歧视的情况。我认为，应该把歧视与种族分开，因为我遇到的所有歧视案例，其实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的本性。人们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优势去欺压、控制、看不起他人。种族只是被利用的因素之一。
有个例子是89年底我参加公司（品牌Hugo Boss的悉尼总代理）圣诞晚会，一位我熟悉的白人销售员向我介绍他的夫人，他的白人夫人却板着脸，拒绝与我握手和打招呼，因为我是缝纫间里踩缝纫机的。
信仰和生存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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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悉尼时，我曾被邻居叫去新教基督堂学习圣经。我深受那里虔诚的教徒感染，每次在教堂遇见他们都会谈一段学习圣经的体会。
特别是那位叫我去教堂的邻居英国女士，不仅弹一手好钢琴，而且合唱时她能随意地唱漂亮和声。不久她对我说，每天晚睡前你应该祷告，洗清sin。我立刻回家查字典，原来sin是原罪的意思。后来我感到教会里的一些领导有烦人的说教，我天生的无正府主义被再次激发，于是远离了教堂。
墨尔本的圣保罗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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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应该是一种很好的社交场所，比如结交对象和朋友，去各家开趴体等。我所见到的信徒大多并无真正的信仰。但是在教会的感染下，估计他们都能成为更善良更有益于社会的人。
近几年我听说一些教会出面帮助非法滞留的“黑民”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证据，帮他们办理难民移民。而这类难民移民里的一部分人一但有了身份，不仅领取大额的移民安置费，而且还继续打黑工窃取更多的社会福利。由于许多性侵儿童的负面新闻，教会的公信力持续下降，而教会需要足够的信徒支持。由此而产生了这种现象。
“主流”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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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都无法确认我是否真正融入了澳洲社会。听说近年来有些留学移民澳洲的国人正在努力融入澳洲的“主流”社会。
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阶层和圈子以外，“主流”究竟在哪儿呢？我认为，“主流”大概是一个空想出来的概念。
前总理基廷从像利物浦一样穷的Bankstown长大。陆克文总理的祖父是被发配来澳洲的罪犯。很多像他们一样提升了数个阶层的澳洲人，还是保持着谦虚、和蔼、尊重他人的品格。
这是我30多年来感受到的澳洲。愿意奋斗或喜欢懒散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都可以任意做出选择。
最后贴几张照片：
邦迪海滩
@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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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的Bouddi National Park
@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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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
@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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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蓝山的雌性Lyrebird
雄性的曾在布道的林子里见过
光线太暗没有拍下
@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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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ty Beach 的野生袋鼠
@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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