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能封个伯爵都算朱元璋开恩了，抛开刘伯温之死的阴谋论，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封赏算是合情合理，另有照顾的成分。因为封赏的背景是大业初成，国家框架已经建立，朱元璋需要进行统一战线，善治者、善征者才是这个阶段的主角，刘伯温属于善谋者。而且封赏都是有理有据的，功劳的大小、资历的深浅、阵亡将领的子嗣安抚都在考虑范围内。所以刘伯温作为一个元朝旧僚，非淮西嫡系，功大掩盖不了资浅，健存无需安抚，给个伯爵，又任过最高监察长官的实职，“名分”上无可挑剔。
洪武分封的规则定律“以师直取元顺帝，扩廓帖木儿失势，可不战而降。”——《明太祖实录》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的背景是远征西北，当时北元的扩廓帖木儿率军攻打兰州，朱元璋便问将军们这仗该如何打，众将一致认为直捣黄龙就能解决兰州问题。所以当年正月初三，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往征大漠。这场仗打到六月份结束，众将凯旋后才开始的对号封赏。
这次封赏只有公、侯、伯三档，子、男二档不置，一共封了六公、二十八侯、二伯。六公之中除了文臣之首李善长，其余分别是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也就是说远征漠北的几位大将里，汤和未封公爵，常茂受父亲常遇春的恩荫得了开国公爵。常遇春的战功恩荫到子弟不足为奇吧？他于前一年北伐中原时暴毙军中，怎么说也算个“工伤”，既然只封六个公爵，总有一个牺牲品，那就是汤和，前边几个他也挤不掉啊！朱元璋找个理由说他“与朕同里闬，结发相从，屡建功劳，然嗜酒妄杀，不由法度。”所以给了个侯爵之首。
开国二十八侯：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 郭兴、王志、郑遇春、费聚、赵庸、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铎(康茂才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 臣、梅思祖、陆聚。
两个伯爵是刘伯温与汪广洋，公伯八人其实还体现不出分封法则，二十八候才能体现朱元璋的分封思路。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凡今爵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那么朱元璋是怎么至公无私的呢？在谈及明朝的开国功臣时，少不了淮西二十四将的概念，即元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初一，朱元璋离开濠州独自奔赴定远发展时，带走的二十四人。
淮西二十四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君用、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郑遇霖、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德兴
淮西二十四将中，徐达功高封公，其余人等除了阵亡的如花云、耿再成、耿君用等，和一些战功平平的将领外，基本上都拜为侯爵，与开国二十八候重合人数达到了十一位，还有恩荫的子弟封侯者如耿斌文恩荫父亲耿君用。这些重合的人都排在侯爵较前的位置，说明朱元璋分封的时候非常看重跟随他的时间先后，也就是我们说的资历。
洪武三年九月，朱元璋在分封宴上钦定了朝廷“宴飨乐章”，以《起临濠之曲》、《开太平之曲》、《安建业之曲》为首三曲，分别对应了朱元璋起义的不同阶段。对号入座，二十八候的前十四位皆是《起临濠之曲》阶段跟随他的老资历或子弟恩荫。
而在谈及资历这一块，也出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即巢湖水军的位次偏靠后。按理说，巢湖水军是至正十五年攻克南京的重要力量，从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到立下的战功，都不逊色于唐胜宗、陆仲亨等。而在封侯时，仅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四人入列。且在分封的解释上，朱元璋说汤和、赵庸、廖永忠、郭兴本可封公，但都存在劣迹，才止于候。这说明朱元璋心里很清楚，巢湖水军将领赵庸、廖永忠的资历和功劳掩盖不住，存在刻意打压之嫌。
这里汤和、郭兴很有可能是当做打压巢湖将领的工具，朱元璋将发小汤和、妻舅郭兴刻意贬低，然后顺理成章的降低巢湖将领的位次。之所以刻意打压，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朱元璋对巢湖水军的归属感存疑。巢湖水军当时来投时，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也就是说巢湖水军投靠的过早，朱元璋只是个三当家，人家主要是奔着郭天叙去的。他们与朱元璋的从属关系并不如淮西二十四将。
第二，巢湖水军在分封时的战略地位下降。当时巢湖水军投奔红巾军时算是雪中送炭，其实力雄厚，在天下未定时，于江淮一带的战略作用无人能比。但到大业初成，朱氏政权的战略目标发生偏移，徐达等人领导的野战部队战略地位更加突显。反而是巢湖旧将已经形成小集团式的利益组织，在战略地位下降时，这种小团体更会引起朱元璋的忌惮与打压。
以上就能说明，朱元璋最认可的人，就是在独立发展时期跟随他出生入死，最好是没有任何实力的小白。比如常遇春，以盗匪头子的身份投奔朱元璋，只带去十来个强盗入伙。换个方式理解，就相当于朱氏集团独立上市融资，朱元璋最喜欢小股东融入，因为他们不掌握话语权，而且会为公司发展尽职尽责。大股东的进入，必然带有强大的资金做保证，在企业起步的时候，朱元璋欢迎你，但到了分红阶段，对不起，朱元璋要稀释他们的股权，减少他们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刘伯温的分封合情合理从上述就已经能够看出，朱元璋对功臣的分封保持了几个原则：首先是资历与功劳并重；其次是现实主义的重武轻文；最后是立场的洁白无瑕。
刘伯温的功劳与资历“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种评价虽然夸张，但也突出了刘伯温对朱元璋政权的贡献。尤其是他的“时务十八策”，为朱元璋规划了各个击破的争霸战略，对朱氏集团战胜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奠定了战略基础，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
与功劳相比较，刘伯温吃亏在资历上，他是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才被朱元璋礼聘而至的。这个时期的朱元璋早已占领了南京，且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宴飨乐章”首三曲刘伯温是一曲都未赶上。如果放在今天，可以说公候爵位都是跟着朱元璋白手起家的创业团队，刘伯温算是帮助朱氏集团公司做大做强的职业经理人。朱元璋能给刘伯温一个伯爵，算是上市成功后的特别感谢了，那些公候才是原始股份的持有者。
现实主义角度刘伯温的才能在于谋，这与李善长不同，朱元璋将李善长称为“吾之萧何”，在天下初定的时候，善治之臣当然是帝国最需要的人才。而善谋之臣的作用就相对下降，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初，以刘伯温为御史中丞，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前身，掌监察一职。也就是说朱元璋有意识的让刘伯温干得罪人的事儿，因为他善于谋划，鬼点子多，又恰好不属淮西派，对于制衡官僚队伍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期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这是最高行政长官，朱元璋可以依靠他进行建国初期的行政机构搭建，由军事形型权向治理型政权转化。
正因为朱元璋需要这样的政权转型，所以洪武三年的分封中，李善长以文人的身份位列开国六公爵之首，这也是向天下传达一个信号，宣传明朝的治世愿望。若从政权的稳定性讲，刘伯温正是因为善谋，且在战争时期献过“遣使试生死”的毒计，朱元璋对其是有忌惮的。为何西汉开国时，萧何能够安安稳稳的做官，张良却要功成身退呢？因为在和平时期，善治的作用大威胁小，善谋的作用小威胁大。就好比一个公司，创业时市场开发部门最受重视，稳定时运营部们最受重视。
立场问题“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善，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在用人上是有“洁癖”的，他在创业时期就有一个规定，即每次战胜元朝军队后，所有曾在元朝为官的降臣不准参与庆功宴。可以说朱元璋对元朝旧僚是持有偏见的，毕竟他认为爹娘都是死于元朝官僚的腐败上。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从本质上讲，主要就是对元朝降臣的一次清洗。所以曾在元朝为官的刘伯温本身就有“污点”，而且刘伯温有一个特质更加放大这个污点，即对小明王的鄙视！
朱元璋对小明王其实是比较尊敬的，在受吴国公后，朱元璋在元帅府摆上御座，每天议政前都要领下属跪拜这个空座位。而唯独刘伯温不拜，并说“牧竖耳，奉之何为？”意思是一个放牛娃，拜个屁啊！这句话体现了元朝旧僚心中的等级观念，这个观念朱元璋虽慢慢接受，并成为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人。但在吴国公阶段，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也是个放牛娃出生，正是元朝旧僚的“狗眼看人低”，才放纵了贪腐和不作为，导致这些放牛娃成了孤儿。
“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缴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明史.廖永忠传》
所以这件事情让朱元璋与刘伯温心里的隔阂越来越大。后来小明王在廖永忠的护送下，翻船落水而死，成为一桩迷案，朱元璋在分封时为影射过这件事，说廖永忠本可封公，但曾经和亲近的儒生窥探他的意思，所以只给个侯爵。这个窥探圣意就是指小明王被廖永忠故意害死于湖中，这里的儒生虽未点明，但通过所善二字大致能猜出是杨宪，而杨宪的资格与地位根本指挥不动廖永忠，从派系上讲，杨宪的背后很有可能是刘伯温在指点，毕竟刘伯温才是那个最不喜欢小明王的人。
综上，刘伯温能够得一伯爵，已经算是朱元璋开恩了，这里的用意还包括制衡权势滔天的淮西官僚集团。刘伯温属于浙东体系，汪广洋属于中立体系，除此之外，汪广洋算是文官集团里治理能里拔尖的官员，洪武三年李善长因病修养，所以汪广洋得伯爵也沾了这个光，否则伯爵甚至可以不置。刘伯温获封诚意伯，意思很明显，表达了朱元璋邀请刘伯温出山的诚意满满，并不是表彰刘伯温的功绩，这就是意外的恩典！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